关中书院位于西安市书院门街，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地方大员为大儒冯从吾讲学所建，是明清时期关中乃至西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书院，云集了一批著名学人在此主持讲学，培养了一代代文人才俊，代表了陕西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为陕西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关中书院应势改为陕西师范学堂，从此步入陕西近代教育的行列，如今是西安文理学院的校区之一。
01
晚明关中书院的创建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书院林立，仅就陕西书院而言，其规模也大大超越了前朝。据学者统计，明代陕西共有书院61所，其中新建55所，大多初建于弘治、正德、嘉靖、万历时期。清代陕西书院共有218所，新建192所，其中，仅乾隆时期即新建书院76所。
在这些书院中，由明代大儒冯从吾创立的关中书院，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办学宗旨、巨大的社会影响，一度跻身于全国四大书院之列。明代御史张讷曾说：“海内之为书院者，其最盛有四：如东林，如关中，如江右，如徽州。”可见关中书院时已成为明代享誉天下的著名书院。
学术界对关中书院在明清时期的历史传承及其讲学活动、学术主张、社会影响、教育贡献等相关情况的研究，较之于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书院文化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如赵所生、薛正兴早在1995年主持编写的《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中，就汇集了全国各地书院相关资料115种，内容包括书院志、书院章程、课艺、书田志等，为中国书院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系统丰富的历史文献，然而，其中仅收录了关中书院创院山长冯从吾的《关中书院语录》一篇。
之后，陈谷嘉、邓洪波于1998年主持编撰的《中国书院史资料》，其中仅收录了《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六“关中书院”以及冯从吾《关中书院记》两条。此外，关于关中书院的专论亦不多见。究其原因，与清代道、咸以降西北地区兵燹不断、文教难以振兴和经济落后等原因相关，以致西北地区书院相关文献资料存世甚少，极大地影响了关中书院文化研究的深入。
▲西安书院门内街景
近年来，西安文理学院作为关中书院主管单位，深刻地认识到挖掘整理关中书院历史文化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认为这既是传承文化的需要，也是学校发展和服务社会的需要。该校十分重视书院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于2018年11月成立了“关中书院历史文化挖掘整理委员会”，并组织专家团队，系统收集、挖掘关中书院的文物和历史遗存，整理点校关中书院的文献资料。
经过五年的努力完成了《关中书院丛书》的编撰，并于2023年5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关中书院志校注》一书，对关中书院从创建至近代改制三百年间的历史发展进行总结，这对系统梳理关中书院发展脉络，推动关中书院的历史研究和书院文化建设研究的深入，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关中书院的创立者冯从吾是明代关学的集大成者，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讲学是他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亮点。他曾说：“开天辟地，在此讲学；旋乾转坤，在此讲学；致君泽民，在此讲学；拨乱返治，在此讲学；用正变邪，在此讲学。学者不可作屑小事看。”为了继承儒家道统，端正世道人心，培养传道济世人才，改变晚明日渐颓废的社会风气，他创办了关中书院。
关中书院一经创立即不同凡响，不仅影响陕西和西北，而且影响扩大到全国。冯从吾在关中书院讲学近十余年，亲自制定了《学会约》《关中士夫会约》，提出了“崇真尚简，务戒空谈，敦实行”的学会宗旨。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记忆，他把《学会约》简化为通俗易懂的《谕俗》：“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
▲西安书院门内街景
冯从吾还为书院学生制订了学规，称为《士戒》，共二十款，以规范学子们的行为，宣示了书院的学术文化主张。其所论之事，除基本行为规则之外，还涉及讲学过程中力求诫勉的一些细微之事。这不仅继承了张载以来关学躬行礼教、不尚空谈的学术宗旨，还形成了关中书院尊儒尚礼、笃实践履的良好学风，并对关中的诸多书院起到引领潮流、典型示范的作用，这对关中民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养成和文化心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2
清代关中书院的复兴
明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等令拆毁天下书院，指派党羽乔应甲入陕捣毁关中书院。书院遭此劫难，冯从吾饮食俱废，后于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离世。自是关中书院罢讲达四十余年之久。
清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巡抚贾汉复等委派西安知府叶承祧对关中书院重加修葺，并于康熙五年（1666年）延请“关中士人领袖”“粹然儒者”王宏撰（1622年—1702年）主讲书院，一时英俊云集，称为盛事。时距冯从吾讲学绝响已四十年矣，后人评价其“倡始之功，尤不可没也”。
康熙十二年（1673年），陕西总督鄂善再次敦延“一代真儒”李颙（1627年—1705年）主讲关中书院。李颙早年受冯从吾影响甚大，尝言“余生平遍阅诸儒先理学书，自洛、闽而后，唯冯恭定公《少墟先生集》言言醇正，字字切实，与薛文清《读书录》相表里；而《辨学录》《善利图》《讲学说》《做人说》，开关启錀，尤发昔儒所未发，尤大有关于世教人心。”“方谋为冯恭定公设俎豆，勉就之。”地方当局拔各郡俊士于其中，地方督抚道县以及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无不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盛况空前。
为更好地发挥书院的教化功用，李二曲确立了书院的讲学宗旨，强调要“立人达人”“移风易俗”“拨乱返治”等，并把冯从吾以来关中书院的教育理念和传统具体落实到了书院的讲学实践中。他亲自厘定《关中书院学规》与《会约》，为书院的日常活动制定了章程，以约束礼仪，整肃身心，于是关中讲学风气为之一振。时人赞曰：“自少墟后，讲会久已绝响，得先生起而振之，力破天荒，默维纲常，一发千钧。”李二曲以其渊博的学识，成为清初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关中学者，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海内三大儒”，是清初关中书院历史上影响极大的学人。
继李二曲之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陕西总督希福聘请“关中名士”李因笃主讲关中书院。李因笃以诗文见长，与李二曲、李柏并称“关中三李”，与顾炎武为莫逆之交。乾隆二年（1737年），陕西巡抚崔纪延聘以“学粹品端”著称的史调掌教关中书院，他认为“读书以明道修身，今惟作八股，计取青紫，失其旨矣”，“人才不兴，由教导失术”，故主讲书院期间，尤重理学而轻制艺，“事事务为躬行实践”，以至于有人称其学为“儒者模范”“笃行君子”，许多人在此受学以成。
乾隆八年（1743年），陕西巡抚陈宏谋聘请孙景烈主讲关中书院。孙景烈“学行一如薛文清，为关中学者宗”，深得地方大员的倾佩敬重。乾隆十二年（1747年），陕西巡抚徐杞延请孙景烈掌教书院；乾隆十三年（1748年），陈宏谋再次持节抚陕，再度力邀孙景烈出主关中讲席。孙景烈先后三次主关中书院讲席，长达十余年，订有《关中书院学约》，著有《关中书院讲义》《关中书院课解》等。
此后，关中书院先后聘请了一批江南学者主讲其中。乾隆十一年（1746年），陕西巡抚陈宏谋聘请以“诗学”著称的苏州李重华主讲关中书院，为诸生讲明经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陕西巡抚毕沅聘请江南名士戴祖启为关中书院山长，历时六载。其视生徒如子弟，随材善诱，各有进益。尝曰：“我无它爱憎，惟真读书立品者，文或未工，亦优奖之。
大要欲合文章、学问、人品为一也。” 乾隆四十年（1775年）至四十三年（1778年），毕沅聘请“吴中七子”之一的曹仁虎出主关中书院；后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又聘“吴中七子”之一的吴泰来入主关中书院。吴出身书香门第，家有“遂初园”，藏书数万卷，才情逸秀，以诗文延誉天下。嘉庆十三年（1808年），陕西巡抚方葆严延聘以诗词与骈体著称、“文才艳绝一时”的常州名士杨芳灿主讲关中书院，因其教育有方，次年诸生捷秋榜者达二十二人，“一时称盛”。
道光十五年（1835年），以时艺著称的周至路德主讲关中书院，长达三年之久，慕名来学者甚众，所著《仁在堂》诸编皆风行海内，士子奉为圭臬。曾国藩在《家训》里称其“陕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无一不出闰生（路德字）先生之门，湖北官员中，想亦有之。”“律赋课艺无一不当行出色”。继路德之后，咸丰元年（1851年），“负文学盛名”的中州蒋湘南主讲关中书院，历时四年。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以“博学多通”享誉贵州的黄彭年，受陕西巡抚刘蓉之聘，主讲关中书院，长达两年。值得一提的是，黄氏于光绪四年（1878年）被李鸿章聘修《畿辅通志》，兼主保定莲池书院，定课一如在关中时，亲自制定《莲池书院简明学规》。光绪八年正月擢授湖北襄郧荆道，迁按察使，而由其总纂的《畿辅通志》也于同年四月告成，黄氏五月初启程赴湖北，成为清代陕西、河北书院文化互相生发、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
光绪十三年（1887年），陕西总督谭文卿、巡抚叶冠卿、布政使李菊圃延聘长安柏景伟出主关中书院讲席。次年戊子科，门下士获隽者二十余人，又次年己丑恩科，正榜取六十五人，副榜取八人，科第称盛。
在关中书院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得到朝廷与地方官员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同时，由地方官员亲自规定书院的办学宗旨、课程体系、学规学业，购置图书簿籍，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办学校。如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巡抚贾汉复等委派西安知府叶承祧对关中书院重加修葺。重建堂屋轩舍，院门构为四楹，辟精一堂六楹，东西厅各六楹，号房二百楹。雍正十一年，御赐陕西关中书院帑银一千两以增师生膏火。
乾隆二十一年，御赐关中书院“秦川浴德”匾额。同治十二年，陕西布政使谭钟麟亲为关中书院订立《课程五则》，提出了“重躬行，讲经义，稽史事，通时务，严课程”的五大规约，使冯从吾、李二曲以来的书院教育宗旨、教育理念以及课程设置都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和章程。光绪七年（1881年），巡抚冯誉骥于关中书院设立“志学斋”，激励高才生刻苦攻读，由此书院文风日盛，气象日变。光绪十二年，陕西巡抚叶伯英、布政使黄彭年为关中书院“严定课程，广置书籍”，叶伯英为《关中书院课艺》一书作序曰：“余既奉抚秦之命，因与贵筑黄子寿方伯、长白曾怀清廉访筹商经费，先后添建斋房七十七间，凡经史子集及经世有用之书，分类购得善本，储置院中，义定《志学斋章程》及《读书课程》，勒之于石。”
03
关中书院的转型与创新发展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陕西巡抚升允奏请朝廷，改建关中书院为陕西师范学堂，增设初级与优级二级师范选科，完成了师范学堂课程体系的全面改革，标志着关中书院步入近代教育体系，传统书院教育体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继之，书院延聘“关中第一名儒”牛兆濂为总教习。牛兆濂学宗程朱，是传统关学最后一位大儒，也是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原型。他在关中书院执教时间仅有数月，因诸生中有违理学宗旨的言论，牛兆濂毅然辞去总教习职务。
▲影视剧《白鹿原》中角色“朱先生”，由演员刘佩琦饰演
其后在西安鲁斋书院、三原正谊书院讲学，尽力守护先师门户，使孔孟程朱之学绝而复续。1919年，牛兆濂主讲芸阁学舍。芸阁是宋、明以来崇祀张载门下蓝田吕大临兄弟而兴建的祠宇，该祠在关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此时的中国社会，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儒学已渐趋衰微，关学生存亦岌岌可危。牛兆濂则仍“抱孔子之经，日夕熟诵而身体之，以淑诸身，以教诸人”（见《芸阁学舍记》），守死善道，力图以儒学拯救社会，激励人心，成为此时捍卫理学、坚守关学而不遗余力的儒者。
书院是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肩负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受关中地域文化的影响，关中书院自其创建至晚清改制的三百年间，始终延续着的文化精神就是关学精神。北宋张载所创立的关学，作为理学的一个有影响的地域性理学学术流派，在宋代及其后儒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其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文人学士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同时也赋予了关学特有的思想内涵。关中书院始终坚守、捍卫张载的“四为”精神，恪守冯从吾以来关中书院“敦本尚实，崇真践履”的文化传统，通过讲学的方式，承继儒家道统，冀储有用之才，以广教化，以正人心，以卫世风，成为陕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先锋，造就了大批经国济世的优秀人才。
如曾经肄业关中书院的刘古愚，传承了关中书院的学风，后在味经书院任山长时，进一步适时调整了课程内容，设立“时务斋”，要求学生每日读报，研讨国内外大事。在他的引领下，关中的宏道、味经、经干等书院，逐渐成为以传播维新思想和西方科学知识为特色的重要阵地，培养出了著名数学家张秉枢、水利专家李仪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等人，成为影响近现代陕西乃至中国的关中学人。
关中书院以传道济世、崇尚道德、自由讲学为宗旨，以希圣希贤为毕生追求，以提振世风为神圣使命，以培育经世人才为学术主张，这一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成为陕西教育事业的智慧宝库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因此，坚守关中书院文脉传承，挖掘传统书院的办学经验和宝贵传统，复兴古代书院的优秀文化精神，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必须担当的时代重任。2009年关中书院随其衍生的西安师范学校并入西安文理学院，书院“敦本尚实，崇真践履”的文化精神也被文理学院传承了下来，并成为西安文理学院治校办学的行动指南和精神源泉。
近年来，学校在探索构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体系及模式，以学术研究为支撑，建立关学高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整合书院的相关科研机构力量，建设高水平研究团队，进一步提升书院的学术氛围，持续做好书院文化内涵建设；提升书院的文化高度和文化影响力。
以“西安文化名片”为高度，全面统筹推进书院功能规划、形象提升等各项工作，做好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创建关中书院大讲堂，传播传统文化；注重传统礼仪文化的开发与转化，形成有特色的礼仪表演，打造沉浸式体验区；创作关中书院、关学题材的音乐剧、话剧、影视作品，进一步树立关中书院文化品牌；以博物展陈为载体，丰富市民游览，实现关中书院的现代创新，打造西安文化新地标，服务西安城市建设，从而为关中书院的文化创新走出一条新路子。
原标题：《关中书院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
本文刊登于《秦智》杂志2024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西安外事学院本原儒学院、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兼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西安市牛兆濂文化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关学史文献整理与学术思想研究。
基金资助：教育部社科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重点项目（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课题基金项目）“关陇理学文献整理与学术思想研究”（23JDTCA080）研究成果。
监制 | 薛晓燕李志维
审核| 钟一 碧晗
排版 | 若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