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语行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穆藕初：世人咸知获利难，不知有钱而能施用正当之途为更难。
罗家伦挽段锡朋：亦儒亦墨亦真诚，远识高标两绝伦。忧患不容余涕泪，我今痛哭为苍生。
钱锺书《宋诗选注》：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
肖瑶 《地下有富矿，我们找到它》：1929年5月4日，一个笔名为“醉梦人”的读者向上海《生活》周刊投稿，提出“吾国何时可稻产自丰、谷产自足，不忧饥馑？
吾国何时可自产水笔、灯罩、自行车、人工车等物什，供国人生存之需？吾国何时可产巨量之钢铁、枪炮、舰船，供给吾国之边防军？
吾国何时可行义务之初级教育、兴十万之中级学堂、育百万之高级学子？”等十问。文尾，作者自问自答：“私以为，能实现十之五六者，则国家幸甚，国人幸甚！”
褚静涛《竺可桢师徒两岸共保钓鱼岛》：张其昀是蒋介石的心腹，他在公务之余，潜心于国史、国土、国魂的研究。
1972年，张其昀为历史学家杨仲揆的专著《中国·琉球·钓鱼台》一书做序，引用了一则历史典故：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惨案。
日本政治家币原喜重郎在大阪演说，指出“新时代之外交政策，在于经济上之合作与繁荣，而非土地之占领与扩张”。但日本少壮派军人一意孤行，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当日本一些民众欢庆时，币原却说“日本吞下一个炸弹”。
张其昀借此指出， “世变沧桑，曷胜感慨。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他警告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窃占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等于“日本又吞下了一个炸弹”，将再次坑害日本人民。
万志英《左道——中国宗教的神与魔》：受封之礼中还有一种重要的仪式：一块来自王都社坛的泥土将被赐予诸侯，然后诸侯会把它放置到自己国都的社坛之上。
社坛在周朝祭祀生活中的作用可以与宗庙相提并论，天子与诸侯通过社坛实现了有形结合，这无疑加强了诸侯对其统治权的衍生物属性的认知。
万志英《左道——中国宗教的神与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的宗教首先都是一种祈求神力以增强对现世生活掌控的手段。
此外，它还有道德教化作用，可以解释罪孽、蒙受的苦难、亡者的去向，为社会秩序与世俗权力的构建提供象征符号和隐喻，为永生的实现提供精神、仪式、身体方面的戒律。
……无论是类似于道教和佛教的有组织的大教，还是那些既无庙宇又无经文的地方教派，在其宗教传统中神圣观都与能实现人类冀望的神力结合在了一起。神力介入的功效，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灵，反映了神祇的法力大小、哪些祭礼可以安抚他们、以及调解世俗与神圣关系的媒介者是谁。
许知远《梁启超之忧》：伯伦哈克（Conrad Bornhak）进入了梁启超的视野。这位如今已被遗忘的德国法学家，在19世纪末曾风靡一时，以对共和政体的怀疑著称。
在他的理论中，国家权威高于一切，而君主制具有天然的优势。一个社会是由各团体构成，它们代表的不同利益必然导致冲突，必须有一个更高权威加以协调，君主轻易的扮演这一角色。而在共和政体中，统治主体的国家与被统治的人民融为一体，人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
因为缺乏一个超越性的权威，人民在种族、社会、宗教上的种种冲突，难以调和。共和政体需要国家有特别的结构，只在那种宗教一致、单一种族且社会团结的国家可能成功，比如富于自治传统与公益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这理论给梁启超带来的冲击。他刚结束北美之行，在温哥华登岸时，他带着那么多信心，对海外团体的自治精神，对一个全球华人公司的期待，还有对革命的信心，在抵达旧金山后都消失了。
最终，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刻的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甚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