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昉教授学术研究述评
刘鹏
冯友兰认为一个人的成就取决于三个条件：才、力、命，才是天授的禀赋，力是努力，命是不期然的遭遇。一个人成就的大小，是三者合力的结果，天赋的“才”需要凭借后天的“力”来最大化地实现，实现过程又受到“命”不确定性的影响。相信李伟昉教授亦会对此说多有感触。他在谈及自己的学术道路与收获时，曾有感而发：“有些时候我们会感叹人生中命运的力量，对于此，我们其实无能为力，或许认真对待身边发生的事情，把握好每个看似偶然的机会，后来裁定为必然的事情才能发生。”“自己所以能取得今天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也与持之以恒、不懈进取密切相关。”所谓“命运的力量”“认真对待”，证之于李伟昉教授的学术人生，即是：因缘际会，顺势而为，坚持不懈。据李伟昉教授说，在大学毕业之前，自己从未想过会成为一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从业者，甚至在大学毕业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理想也是当一名作家，为此甚至差点拒绝留校任教。留校任教之后，他讲授欧洲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文学，顺势走上了世界文学的研究道路，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试析伏伦斯基的情感世界》，后来因缘际会，翻译英国哥特小说，奠定了自己的第一个研究方向：英国哥特小说研究，此后转向莎士比亚传播史与接受史研究、比较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最初浪漫的作家梦最后变成了书斋里的学者，这一路走来，是“世间本无自性，因缘和合而成”，也是李伟昉教授顺势而为，不懈进取的结果。
从第一篇学术文章的发表到今天，李伟昉教授在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内辛勤耕耘30多年，其学术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哥特小说研究、莎士比亚传播史与接受史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三个阶段的代表性成果分别为《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梁实秋莎评研究》《比较文学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研究》《文化自信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创建》等专著与论文，其学术研究理路也经历了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变异学研究的转变与融通。其中哥特小说与志怪小说的比较研究，主要借鉴了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方法，梁实秋莎评研究则借鉴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方法，经历过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实践后，李伟昉教授进入了第三阶段：比较文学理论的反思与构建阶段，重在厘清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总结中国学者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推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建设，显示出比较文学研究理路上的深化。值得一提的是，李伟昉教授学术研究的三个阶段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三个时
期，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渐次呈现，在不同的时期又各有侧重，往往是一个阶段的完成推动启示着下一阶段的思考与萌发，显示出学术思路上的连贯性和学术视野上的整体性。本文无意对李伟昉教授的全部学术人生一一评述，而是以他在不同阶段的主要学术成就及路径的变化为主，且述且评，借以观照一个学人的学术成长史与发展史，以飨后来者，就教于方家。
李伟昉教授的学术研究之路并不平坦，自1986年留校以后，他长期工作在教学一线，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对于学术研究并未有深入思考和长远规划。有两件事对他的学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是参加1990年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世界文学助教进修班”，受到为期一年的较为系统的专业学习。在方平先生、王智量先生、郑克鲁先生、包文棣先生等名家的教导下，通览了多种外国文学史著作和相关研究专著，认真研读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同时积极撰写论文，后来发表了《镶嵌在瑰宝上的明珠》《关于20世纪外国文学教学现状的反思》《循环：<等待戈多>的结构特征》《物本主义：罗伯-葛利叶理论主张的核心》《论法国新小说派文学的倾向性》等论文。其中，《循环：<等待戈多>的结构特征》《论法国新小说派文学的倾向性》还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心《戏剧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其二是1994年冬天，河南大学外语学院高继海教授、文学院袁若娟教授提议翻译出版一套18世纪的英国哥特小说丛书，并把翻译《修道士》的工作交给李伟昉教授来做。在翻译的过程中，李伟昉教授对哥特小说的艺术魅力有了深切的理解。前一件事给他带来学术研究上的自信；后一件事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但总的来说，李伟昉教授此时的学术兴趣点不突出，学术视野较窄，也缺乏长远的学术计划和目标。他的学术突破是从2001年到四川大学攻读曹顺庆教授的博士开始的。读博期间，在曹顺庆教授的指导下，李伟昉教授一方面弥补在中国古典文论和儒家元典知识方面的欠缺，另一方面又系统地学习研读比较文学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理论素养，再加上多年阅读积累与教授外国文学的经验，学术视野逐渐开阔，学术思路渐渐明晰，使得他对在跨文化的视野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也确定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对象——哥特小说研究。
研究之初，李伟昉教授确定的题目是“比较文学视域中的英国哥特小说研究”，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的六朝志怪小说也纳入到他的研究视野中来。在他看来，作为中国小说源头之一的志怪小说与英国哥特小说在表现形式、审美意蕴等方面有很多相通之处，在两个异质文化语境中，在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竟然产生出如此相似的文学类型，对于我们理解异质文化语境中文学的通约性因素非常重要。因此，把英国哥特小说和六朝志怪小说进行比较，更能体现出中西比较文学跨文化的学术价值。这一念头的萌生，也使得李伟昉教授的研究方向、研究思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研究材料都有了一个根本性调整，最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多位专家学者对该成果予以高度评价，王志耕教授认为，论文“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英国哥特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美学价值，同时在这一视野上重新检视了中国六朝志怪小说的艺术特征，为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统。”
孙景尧教授评价道：“尤其对两者的怪诞与恐怖表现形态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对叙述视角同异及其特点的论述，均为新识并具启迪。”在笔者看来，这一研究成果真正的价值不仅仅是填补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块空白，而且是跨异质文化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在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前者以实证性材料为依据，把研究重心放在不同国家作家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上；后者认为“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对比中”，但无论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还是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其研究的实质主要还是对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同”给予解释。由于欧美国家属于同一文化体系，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相同的宗教信仰，而且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关系紧密，无论是研究影响关系，还是进行平行比较，研究对象和资料都非常丰富。因此，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大都局限在欧美文学之内，对异质文化之间的平行比较，研究者们的态度多是游移不定的，“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之成理。”李伟昉教授的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则用事实证明了，跨异质文化进行文学比较的可行性、价值和意义。
由于人类各民族之间在地理环境、生存方式、物质条件、种族等方面的不同，会形成历史传统、民族信仰、审美思维等方面的差异，形成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是不言而喻的，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是如此。但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生老病死等问题，人类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又使不同民族在思想、情感、行为、审美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人的一致性”，使得不同民族的文化与文学具有共通性和可通约性。正是在这样的“人性共通”的基础之上，我们看到了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之“同”，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在情节、主题、叙事形态、审美特征上的“不谋而合”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也引发更进一步的思考：根植于东西方不同文化根源的两类小说，为何在情节、主题、叙事、美学特征上表现出极其相似的一面，其中是否蕴涵着某种相同或相似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这样的小说是否也存在着某些共性的魅力，蕴藏着人类所共同的审美偏好呢？这类小说在民族文学中的遭际对我们今天来理解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有何意义？这些问题始终贯穿于李伟昉教授的哥特小说与志怪小说的研究之中，他以跨异质文化平等对话与沟通互补的立场和原则，把两类小说进行联类比照，既研究他们的“异中之同”，探寻他们共同的情节、主题、审美特征与内涵，又辨析它们的“同中之异”，突出两类小说的各自的文学特色、文学传统及其存在价值，获得不少中肯且有新意的结论。
在《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的“情节论（上）：怪诞”一节中，李伟昉教授通过考释英国哥特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多个文本，梳理了哥特小说与志怪小说在情节上的诸多相似之处，如经常以人鬼之恋，异境与现实，地狱与墓穴等情节与场合，来铺陈人与鬼（妖、魔、怪）的故事，又特意指出两者的区别，“对仙界的突出描写是志怪小说与哥特小说同中的一大差异”。六朝志怪小说中不但有大量的人鬼故事，也同样表现出怪诞的特征，但并
非像哥特小说一样，“主要以暴露为主旨，绝少正面描写理想。志怪小说则不然。它不仅暴露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而且热烈表达对理想社会的诉求与向往。”而“理想社会”的形态就表现在志怪小说中所呈现出的“仙界”“洞天福地”里，这里没有地狱与墓穴的阴森可怕，反而是一派祥和，有琼楼玉宇，琼浆玉液，还可长生不老，这是人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如果仅止于志怪小说中对“仙界”的描绘体现出与哥特小说的差别，这样的比较显然不够，也不能代表李伟昉教授在两种文学样态的比较中所引发的深层次思考。他认为，六朝志怪小说中体现的世界深受道家世界观的影响，“六朝志怪小说所以呈现出人、仙、鬼三界相互沟通的异样景观，实与道教把宇宙空间分为仙、人、鬼三界‘循环往来’的观念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不仅在情节与意蕴上，志怪小说深受道家的影响，道家认知世界的方式也影响着六朝小说家们的叙事方法。他认为，老子《道德经》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以及庄子《齐物论》中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等思想，也影响到了六朝小说家对世界的认识与叙事方法，构成了六朝志怪小说中独特的想象世界、叙事方法和韵味。“老庄哲学中的这些相对论思想和对立统一的观念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批评，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这突出表现在志怪小说虚与实、真与假、正与奇的描写上。人境与仙境、人境与鬼境的沟通相连就是‘有无相生’、‘物无非彼，物无非是’的典型表现。”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审美意蕴、风格与叙事方法的洞察，不仅仅是作者对志怪小说单独阅读的结果，还得益于通过哥特小说所建立的审美参照系所形成的比较文学视野。以异域文化为审美参照系的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收获梵·第根所言的“审美的一些趣味”，而是通过异域文学或文化的比较，促进了对两类作品，两种民族文化深层次的认识，正如“梅需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一样，比较的结果，不是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而是更好地凸显双方的美学特质。同时，借助异域文学及文化进行互参互证，发现新问题，形成新观点，从而对研究对象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文章中谈到东西方文学理论中对于“怪诞”的理解，不但有助于实现对哥特小说和志怪小说的互阐互释，同样深化了对于“怪诞”这一创作现象与审美风格的认识。这时的比较，其实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东西方两种创作现象和小说类型的比较研究，而是进入了更深层的比较诗学的层面，通过中西互阐互释，来寻求一种文学创作与审美上的共通规律，以及这一规律背后的共通的审美心理。即：“满足人类在现实困境中难以如愿的情感和欲望，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渴望探究未知领域的强烈好奇心的需要，正是英国哥特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通则，也是其作为小说艺术殊途同归的真谛。因此，它们都获得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意味深长的审美价值。”
英国哥特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的比较意义，不仅是寻求异质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学的共通规律，还在于在互参互证中，进行本民族文学的反思与文化上的自省。“我们太在乎、太看重小说的教化功能，因此我们的小说多了几分严肃性和使命感，而少了几分愉悦性和游戏感。这样，较之西方对小说功能的探讨所表现出的多元性与开放性的特点，中国对小说功能的探讨明显地表现出了单一性和封闭性的特征”，而过于注重文学的教化功能，不但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在对外文化交流上，也会因此错过许多风景，所以“也是英国哥特小说迟迟未能像其他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那样名正言顺地在中国得到广为译介和研究的主要原因。”这样的结论看似简单，由于建立在丰富的文学文本考释的基础之上，使之具有了深长的意味，考虑到比较文学志在“促进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发展”，不难体会到作者的微言大义。在世界文学的交流中，以民族为本位来观照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以我之眼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固然可以凸显和强化本民族的文学特色，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自信，但过于执著民族文学的特色，也会成为一种偏见和短视，不利于对世界各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吸收与借鉴，进而形成新的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虽名曰比较，却重在“交流”，而交流的目的不仅仅是确证自我，还在于取长补短，产生新质。正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言“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曰采纳其所本无而新之。”李伟昉教授的《英国哥特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研究》，其价值与意义不仅仅在于通过跨异质文化的平行研究来观照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小说类型，分析其审美内涵，找寻其共通的审美规律，更在于在两类小说的平行对话中，突出“互证互补”，使比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发掘、阐释、证明，更重要的是交流，通过交流实现文学文化的更新与进步。
继哥特小说的研究之后，李伟昉教授的学术之路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向，从哥特小说研究转向了“梁实秋莎评研究”，这一转向既是他学术积累的自然延伸，也有现实条件的影响。一方面，2004年，他根据自己多年给本科生开设“莎士比亚研究”课程积累的讲稿，出版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书；另一方面，2004年底，他选择关爱和教授作为合作导师进行博士后研究。关爱和教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文学，他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因此，李伟昉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现代著名翻译家和评论家梁实秋的莎士比亚评论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史与接受史。
莎士比亚为国人所知，多借助于英国传教士在华的传播，
目前看到最早的文献是1856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所翻译的《大英国志》，其中提到：舌克斯毕“为大英国以利沙白时知名士，所著诗文，美善俱尽，至今无以过之也”。舌克斯毕，这也是中国最初知道的莎士比亚的译名。此后又有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思·伦白·约翰或编或译的著作中提到莎士比亚，并做了简要介绍。早期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国人对莎士比亚的介绍，都比较简略，译名也不一致，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莎士比亚”的译名，则出自于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沿用至今。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最初也不是通过莎士比亚的原作翻译过来的。1903年，上海达文社用文言文翻译出版了《澥外奇谭》，译者未署名，它以复述的形式翻译了英国散文家查理士·兰姆和他的姊妹玛丽·兰姆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共翻译了其中的10个故事。至此，莎士比亚的作品才为国人所知。1904年，林纾和魏易用文言文合译了这一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林纾为每篇故事都取了传奇式的题名，称其为“神怪”小说，当时亦有人以“海外《搜神》”比拟之，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人对莎士比亚的印象都是“好言神怪”的传奇作家。此后，林纾和陈家麟又改译了莎士比亚的5种剧本，但都采用了小说的形式。真正用白话文和剧作的形式来介绍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田汉在1921年翻译了《哈孟雷特》，后又译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继田汉之后，莎士比亚的几种代表性戏剧也被翻译，同时，他的诗歌也陆续被翻译介绍进来。莎士比亚作品得到广泛翻译与重视是在1930年代以后。1930年，胡适就任由庚子赔款建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翻译委员会主任一职，计划用五到十年的时间来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由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和梁实秋来共同完成。后来，由于闻一多等四人没有动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重任就落到了梁实秋身上，中间又经历战争等种种原因，直到1968年，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40册才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全部出齐，时间跨度几近四十年。梁实秋的译本采用白话直译的方式，忠实于原文而不加删减，对莎士比亚原著中不易为读者所理解的俗语、俚语、典故等，梁实秋还特意加了注释，并在每本剧作前都加了序言，在序言中对该剧作的版本、创作时间、故事来源、演出以及批评意见都有所论述。在翻译的过程中，梁实秋还撰写了大量的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文章。“梁实秋的莎评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论及的内容和范围也相当广泛，不仅富有学术性，而且迥异于同期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他学者和作家的莎评，具有鲜明个性。”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分歧等历史原因，梁实秋的莎评价值没有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更缺乏系统而深入的探究。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李伟昉教授把梁实秋的莎评放诸到中国莎学发展的过程中加以检视，结合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通过与同时代人的莎士比亚评论相比较，一方面观照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接受的曲折过程，另一方面揭示梁实秋莎评的独特内涵与学术价值，同时把梁实秋的莎评置于20世纪上半叶西方莎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显示出与西方莎评的内在联系。
李伟昉教授的《梁实秋莎评研究》特别注重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对莎士比亚传播与接受的影响，不同的翻译家、评论家对莎士比亚的译介与评价，显示出近现代中国对异域作家接受的复杂性，也从中凸显梁实秋莎评的独特价值。近代以来，“全面的危机”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僵化的帝制构成的政治危机、外敌入侵带来的民族生存危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这三大危机使得当时的有识之士充满着强烈
的忧患意识和变革的需求，求新求变、救亡图存也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所以才有了以器物革新的洋务运动，从制度革新入手的维新变法，无不体现出国人求新求变，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这种危机感不仅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层面，同样也蔓延到文化层面。林纾翻译《黑奴吁天录》称：“今当变政之始，而吾适成，人人即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也把小说看作是改良群治的利器，在这一历史语境下，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也变得极其曲折。李伟昉教授通过细密的考证与辨析，概括出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接受的四种形态———“好言神怪”的传奇作家、凝聚国家民族力量的精神斗士、有争议遭排斥作家和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其价值倾向呈现出两个层面：即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接受与学术学理探究层面的接受。前者包括梁启超、鲁迅、郑振铎、茅盾等人，后者包括王国维、朱东润、梁实秋等。从关于莎士比亚接受的有关论争来看，在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和“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的影响下，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莎士比亚接受倾向明显居于主导地位，甚至在1920年左右，关于翻译的论争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翻译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作家是“不经济的”，不是当务之急，其背后的逻辑出发点便是注重文学的社会政治功利价值，所以，政治层面的莎士比亚研究压倒了学术层面的莎士比亚研究。但是，如果放诸到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接受的整个历程中，梁实秋基于学术学理层面的莎评，更能显示梁实秋莎评的独特性与积极意义。梁实秋的莎评一方面关注世界范围内莎士比亚研究的观点与问题，“能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审视和梳理西方莎士比亚研究成果，较为系统翔实地介绍莎士比亚创作的方方面面，让当时的中国读者极为新鲜地、也较为全面地认识了莎士比亚的魅力以及西方莎学发展概况，大大开阔了读者的阅读与认知视野。”另一方面，梁实秋能够摆脱社会政治层面的影响，坚持从莎士比亚的文本出发，发掘其文本的人性意义，比较中肯地评价莎士比亚的艺术特色，丰富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甚至校正了把莎士比亚过度政治化导致的偏颇，也为后来中国莎评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李伟昉教授的《梁实秋莎评研究》借鉴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辅以接受美学、阐释学等理论，以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为例，深入地探讨了跨异质文化传播与接受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为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提供了精彩案例。比较文学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比较研究，虽然我们不否认“人类有公性情存焉”，基于“人的一致性”，不同民族的文学有着共通的“诗心”或“文心”，包括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等等，表现出人心相通与全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取向，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民族文学之间的异质性，同样的主题，在不同民族的作家笔下可以千变万化。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的接受也同样表现出同一性与变异性，尤其是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接受会受到更多外在或内在因素的影响，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异。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的接受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李伟昉教授通过梁实秋莎评与同时代人的莎评之间的比较，从文学接受与变异的角度，深刻地阐释了异质文化之间，文学接受呈现出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他的《梁实秋莎评研究》揉合了法国学派注重实证的影响研究方法，辅以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理论，注重在接受者的视域中观察与研究接受主体对于莎士比亚的选择、过滤、改造及转化等等，从中国固有的文学传统、意识形态、历史语境、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来考察莎士比亚在中国接受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梳理出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接受的四种样态，以及体现出的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接受与学术学理层面的接受两种价值倾向。通过对梁实秋和同时代人对莎士比亚接受的考察，有力的论证了“接受本身就是批评。每一次接受，接受者都有意无意地作了选择，而文化框架在文学接受中默默起着过滤的作用。”在文化过滤下，接受中的变异也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因为“异质文学之间的交流和接受从来不是在一对一的完全吻合状态下进行的，而接受者基于内在需求的驱动，并在本土文化、现实语境与自身审美趣味等导引下对异质作家作品进行主动选择、改造、移植和扬弃。在这一过程中，外来作家作品常常会在异质文化中出现与其原质原貌错位或者有所不同的现象。”
2011年出版的《梁实秋莎评研究》标志着李伟昉教授对莎士比亚的传播史的关注告一段落，其后在此基础上申报立项的“莎士比亚戏剧本源系统整理与传承比较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可以视为其对这一话题的拓展与深化。而这一时期更值得注意的是，李伟昉教授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思考，其中以《比较文学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研究》《文化自信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创建》等为代表，梳理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史，辨析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理论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理论之间的关系，不仅廓清了此前比较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一些疑点和误解，对已经熟知的比较文学理论进行了丰富与深化，同时又将比较文学理论推向了新的话题。
国内大部分的比较文学教材在描述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史时，都绕不开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的论争。法国是比较文学的起源地，比较文学最早也是由法国学者奠定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方法、性质和功能，哪怕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学者激烈地批评法国学派的观念与方法过于机械与陈腐时，也没有忘记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上的奠基之功，“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哈扎与伽列诸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做‘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忘掉他们是不公正的。……比较文学观点曾把一种世界主义态度带给国境内外的文学研究。没有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就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法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梵·第根、卡雷、基亚等都曾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特质给出说明，梵·第根说：“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要像文学史一样，研究一个作品的“前驱”与“影响”。伽列直接把比较文学归为文学史的大旗之下，声称“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基亚则明确的表示：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在研究方法上，梵·第根主张：“‘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了一个科学的涵义的。”这就使得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研究，主要以实证材料来证实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注重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忽略文学鉴赏和审美活动。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识受到了美国学者韦勒克、雷马克的强烈质疑与挑战。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和实质》中指出：“比较文学在只研究两种文学关系的狭窄含义上也不能成为一门有意义的学科，因为那样，它就必然变成两种文学之间的‘外贸’，变成对文学作品支离破碎的探讨。就不可能对个别艺术品进行深入研究。就会使比较文学成为文学史一个附庸的学科，使它处理的题材散乱无章，使它无法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韦勒克显然更重视比较文学的学科独立性，不愿意把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同时也认为，法国学派过于强调历史材料的搜集和事实性证据的罗列，忽视对文学的美学意蕴和艺术规律的探讨，只能使得比较文学变成两国文学的“外贸”，而失却了文学批评的本质。同样的批评也出现在雷马克关于比较文学的论述里，他批评法国学派忘记了这门学科的名字是“比较文学”而不是“影响文学”，对于寻找两种文学之间“事实联系”的执拗，忽略文学审美批评的存在，将会导致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缺失，“影响研究如果主要限于找出和证明某种影响的存在，却忽略更重要的艺术理解和评价的问题，那么对于阐明文学作品的实质所做的贡献，就可能不及比较互相并没有影响或重不在于指出这种影响的各种对作家、作品、文体、倾向性、文学传统等等的研究。”
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争执根源在于是把比较文学视作历史研究还是文学批评，前者把比较文学定位为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自然就会注重其影响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后者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文学批评，自然会注重文学的审美性与主观性。在李伟昉教授看来，国内学界过于强调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定义之争，以至于人们把法国学派的实证研究与美国学派的审美批评视为两种相异的研究类型，互不关联，彼此难容，无论这种印象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这种学术上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显然阻碍着我们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形成更全面的认识，也影响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健康发展。因此，重新审视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上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把二者视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过程中的两个阶段，而不是两个对立的学派，更有利于我们全面完整地认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本质和两者的关联，有助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理性建构和健康发展。循着这一思路，李伟昉教授以鲜明的问题意识，重新梳理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史，通过对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理论材料和实践材料的钩沉爬梳，获得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廓清了学界对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一些误解与偏见，“既梳理法国学派实证批评中蕴含的审美精神，反映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审美批评的客观正视，又揭示美国学派审美批评中的实证精神，客观论述美国学者对实证研究的关注与重视，从而结合整体语境展现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真实的比较文学观及其相容性与共通性，并对误解、偏见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相关原因进行深层次探源。”
具体来说，其理论收获与意义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辨析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澄清误解，消除偏见；二是通过对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与审美关系的梳理与辨析，揭示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在理论建设上的“新变”，结合当下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为建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提供借鉴。
在李伟昉教授看来，我们的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构建起来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论争，不过增添了叙事上的生动性，却遮蔽了一些更为复杂与丰富的内涵，导致了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一些偏见。比如我们通常认为法国学派重视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重视事实求证，无视审美批评；美国学派主张的平行研究弱化事实求证，重视审美价值判断。这样的认识虽然大致符合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特征，但是从整个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和理论构建的视野中来看，未免不够全面精细。李伟昉教授通过大量的史料收集、细读与阐释，揭示了法国学派并非排斥审美，而是为了建构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作出的策略性选择，梵·第根在谈到文学史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关系时，说：“文学史把一种智的快乐，即理会和解释的快乐，加到读美丽的诗文时的感觉和快乐上。加到情绪与思想所引起的情感上。这些快乐，不但不互相妨碍，却反而互相刺激，互相加强。”之所以把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乃是因为研究文学史对理解作家作品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美国学派的雷马克也看到法国学派在理论与研究实践中的差异，“‘法国学派’对于‘比较文学’这一观念的态度并不像美国评论家们所设想的那样如同铁板一块。”“关于对文学作品的美学因素的看法，在法国学者的理论与研究实践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对这一点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曼蒂阿诺曾非常谦虚地说，比较文学可能‘偶尔’有助于对文学作品的解释，但他们的成果却远不止这一点，巴尔登斯柏格、伽列、阿扎尔以及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措词精美的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通过对法、美两派的理论主张及研究实践的解读与辨析，李伟昉教授得出结论：“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在实证精神支配下仍然掩藏不住对审美的追求，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本质属性就注定了逃避不了审美批评。”同样，通过对美国学派的理论构建与研究实践的分析，李伟昉教授指出美国学派在主题学、文体学、类型学等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上，其审美批评同样是建立在大量可靠的实证材料的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没有实证材料的支持，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就会落入“X+Y式”随意性比附的泥沼中，而失去研究的合理性。美国学派对此是清醒的，“无论是无影响关系的平行对比，还是跨学科对比，审美研究的逻辑起点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材料上。”
李伟昉教授搜集、梳理、辨析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除了澄清误解，消除偏见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指出：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两个学派各有所坚持的理论主张，同时也能聆听对方的想法，积极作出调整，实现了两种理论的互通与互融，共同丰富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为学科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借鉴。譬如，被雷马克称之为法国学派“调皮鬼”的艾金伯勒就认为：“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自己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
因此，他在比较文学理论的建构上就体现出强烈的“综合”倾向，在他看来，比较文学应该是“它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将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将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一举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通过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守成与变通”的梳理，李伟昉教授生动的展示了比较文学学科在理念的包容和理论上的新变，这一“新变”是比较文学学科不断吸收新的理论，在论争中逐渐丰富自身的结果，同样为发展中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建设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启示之一：“就已有的比较文学发展历史看，方法是通用的，关键还是大胆拿来，为我所用，辟出新天地。”实证方法并非始于法国，也不为法国学派所独有。但法国学派在实证思维的统摄下贡献出了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形象学等具体研究领域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方法模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力。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也并非首创，但美国学派在反思法国学派的实证性影响研究的同时，重提文学批评的本质，把“被法国学派排除在影响研究范围外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正式归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疆域，并获得广泛认同。”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成功经验，让李伟昉教授意识到，“一个拥有自己独到研究领域的学派若要得到广泛承认，就不应该拒绝采纳国际的研究方法”，“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经验看，采纳通用的方法不影响建立、发展中国学派，关键还是首先用好现有的方法。方法创新与学术研究一样，离不开对既有传统的承续和借鉴，不可能全部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应该接着使用，在已有基础上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独到的剖析探讨和出彩解答，才有可能完成方法的创新，并最终贡献具有自己特色的话语方式。”因此，正在创建中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有必要在吸取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跨文化的视野理解当今世界全球化与文明冲突，融入中国“和而不同”的古老智慧，结合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实践，融会贯通，进行“转换性创造”，以构建中国学者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
启示之二：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法国学派的实证性影响研究、美国学派以审美为归旨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之后，下一个阶段的理论支点在何处？李伟昉教授通过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近四十年的重要成就，梳理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产生的论争，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支点在于跨文化研究与阐发研究，虽然二者在当下学界依然还存在着不少争议，但无论是在理论创新、方法应用，还是在研究成果方面，跨文化研究和阐发研究都获得了学界更多的认可。例如，乐黛云教授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视为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阐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征是：中国比较文学在中西文学的相通性之外，更注重其差异性和对比性，其理论重心已经由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欧美同质文化的“认同”，转移到中西异质文化的“差异”上来，因此，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在“有关不同文化体系中，即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互动’。”
同时，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陈惇、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等，也均将跨文化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在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作为研究方法的阐发研究引起更广泛的争论。争论双方各执一词，支持者认为，阐发研究通过引入西方理论，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有效对话资源；反对者则认为，引入的西方理论，会让中国学者面临“失语症”的风险，因为“无论你怎样在主动作为中进行考验、修正和扩大，其运作方式始终没有离开西方理论的思维，没有摆脱西方理论的影响，批评实践中几乎一边倒地用西方理论阐发中国文学的倾向就已经说明问题。”李伟昉教授在梳理总结双方的论争时，从比较文学的研究实际出发，暂时搁置双方的论争情绪，转而肯定阐发研究是一种反思性的阐释，核心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解，“阐发研究仍不失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基本方法，在跨文化沟通、互释、扩大比较认知等方面依然起着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
综上，李伟昉教授在梳理辨析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建设与研究实践中，特别注意双方在理论上的关联与互通、争论与融合，一方面是为了辨明源流，澄清本质，另一方面是试图借鉴比较文学学科论争中所提供的异常开阔的理论与实践资源，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进行开放性的对话，在反思与重构中，实现中国比较文学建设的创造性发展。
综观李伟昉教授的学术历程，我们会发现：三十多年来，李伟昉教授的研究对象经历了从哥特小说研究，到莎士比亚传播史研究，再到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转变，其研究思路借鉴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方法，实证与审美并举，再辅以跨异质文化研究的意识和理论构建的冲动，助推着他学术研究的深化，也显示出他的学术个性。概而言之，有以下三点：求新求变的学术追求、严谨朴实的学风以及贯注在学术研究中的家国情怀。
李伟昉教授从哥特小说研究到莎士比亚的传播史研究，再到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嬗变过程，体现着他强烈的求变求新的意识，这既是他的整个学术生涯的写照，也体现到具体的研究中。李伟昉教授在读博士期间，本来是把哥特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定名为“比较文学视域中的英国哥特小说研究”，甚至已经完成了十万余字的初稿，但是，他觉得把哥特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之间进行比较，在跨异质文化的视野下深入探讨中西文学的审美特征、内涵、规律和文化底蕴等等，有更大的学术价值与意义。这个选题对于之前的“比较文学视域中的英国哥特小说研究”来说，虽然更具有原创性和比较文化的意义，但更换选题，便意味着从研究对象、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到研究材料的根本性调整，其研究难度可想而知。最终，李伟昉教授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是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领域第一次获此殊荣。
李伟昉教授毕业于河南大学，后又留在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至今，其学术研究表现出勤奋、严谨、朴实、平易的学风，学风的形成固然跟个人性情、研究对象相关，还受到学术小环境的或隐或显的影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刘炳善教授的莎士比亚研究和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学风。在李伟昉教授之前，河南大学还有一位莎学专家刘炳善教授。刘炳善教授一生讲授英国文学，钟爱莎士比亚，晚年曾把自己的居处命名为“读莎楼”，为了方便中国人更好阅读理解莎士比亚，他从63岁高龄的1990年起，花费18年的时间，编成《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的正编与续编，词典问世后，王元化先生题签：莎学津梁。刘炳善教授勤耕不辍的事迹深深影响着河南大学的学者与学子，笔者不敢确定李伟昉教授与刘炳善教授是否有交往，但共同的研究对象，依然显示出河南大学在学术上的传承。李伟昉教授从求学到工作，除了在四川大学读博和出国访学之外，几乎都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度过。博士毕业后回到河南大学文学院，同时跟关爱和教授合作进行博士后研究，关爱和教授是任仿秋先生的弟子，而任仿秋先生早年曾就学于胡适和钱玄同。胡适深受清代正统派学风的影响，在治学方法上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梁启起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谈到清代学风的流变时，曾言：“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作为胡适的学生，任访秋先生深受清代正统派注重实证、严于求是的治学方法与质朴简洁的文风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文学院不少学子与老师，李伟昉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梁实秋莎评研究》《比较文学实证方法和审美批评关系研究》等著作里，对于史料的大量爬梳求证，以及论断上“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和行文上的简洁平易，以及在辩论相关问题时的“留有余地”，都体现出他严谨、朴实、平易的学风。
李伟昉教授的学术研究中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主要表现为积极支持与推动“中国学派”的构建。“中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提法。最早是台湾学者在1970年代提出，1980年代以后，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逐渐为大陆学者所熟知，不断引起讨论。2001年，曹顺庆在《中国比较文学》第３期上发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明确提出“中国学派”的突出特征是跨异质文化，正式将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命名为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逐渐为学界接受。李伟昉教授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有力支持者与倡导者，他认为“学派”的产生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需要学人有意识的引导，“学派的产生并非不需要有意识的引导，纯粹顺其自然、听之任之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我们不应该主动放弃引导的权利与责任，只要这种引导是有意义的。”同时，“中国学派”的构建又基于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中国比较文学的成果与经验，还有“赢得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的渴望：中国有着悠久而丰厚的传统文化，万物并育，道并行而不悖的包容精神，中正平和的处世哲学、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等，可以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四十年来，涌现出乐黛云、张隆溪、曹顺庆等多位出色的学者，在跨文化比较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与经验必须要综合，推介自己，为国际比较文学界所知晓；20世纪以降，中国学术始终被西方理论话语所支配，以至于长期陷入“失语”状态，几乎没有产生出有重大世界影响的学术研究，更没有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派，这种局面必须被打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对于强势西方话语造成的中国学者“失语症”的焦虑，以及对中国比较文学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自信，共同构成了李伟昉教授积极推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设的动力，也体现出他学术研究中的家国情怀。
李伟昉教授已经60岁了，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意在表明人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在经历了许多世事之后，拥有心态上的成熟和宽容，能够以一种客观和超然的境界去面对人生和世界。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60年为一甲子，象征着生命的循环，一个新的开始。李伟昉教授身体康健，心态积极，且“壮志不已”，惟愿他在学术上能有更多贡献。
尽管我们常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但是，比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实际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不自觉地关注中国奥运得了多少金牌，排名多少；中国的新冠疫情防范做得比较好，人们很自然地认识到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这背后都是比较。甚至可以说，比较是人的天性，就像模仿是人的天性一样。在研究中，有意去比较是必要的，有比较才有高下之别、优劣之分，有了这种区分，才能达到较为精准的认知。
学术研究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坚实的知识基础、严密的逻辑思维、敏锐的直觉，甚至良善的内心，追求至善的心性，等等。英语文学研究这个称谓本身摒弃了通常的地域概念，比如我们常讲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澳大利亚文学，等等。将语言本身、语种作为研究对象似乎包含着客观描述、中立化的倾向，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域、地理要素不重要，或者可以忽略。它们恰恰是无法回避的。就英语文学而言，它应该由几部分构成，首要的是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然后可以是非洲英语文学、澳洲英语文学，等等。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加之历史、文化的因素，同样是英语文学，它们的风格和表现却并不一致。就中国的研究者而言，我们在有了宏观认识后，应该加强对不同区域内英语文学的研究。这里的加强，既指研究的广度，也包括研究的深度。就以英国文学研究为例，我们对历史更为久远的《贝奥武甫》更应给予关注，它是英国文学的开山巨著。《贝奥武甫》对于英国文学就像《荷马史诗》对于希腊文化一样重要。我们应加强对这些具有奠基意义的经典文本的研究，并及时将相关研究成果纳入我们的文学史写作中。
首先，我们要深化每个领域的研究，重视已有成果的搜集和翻译、整理工作。就像前面提到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以及陈众议先生现在在做的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系列，都是利在当下、功在千秋的工作。有这种积淀，我们的研究才是厚重的，它们是我们学术研究前行的压舱石和指南针，有这些成果作为路标，后续的研究不可能偏离正轨，只会越来越好。其次，我们需要关注英语文学内部的关系网络。比如说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关系，英美文学与非洲英语文学的关系，英国文学、美国文学与拉美英语文学的关系，等等。既要关注它们的影响和传承关系，更要关注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变异，尤其是在非洲、拉美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决、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呈现出怎样的
面貌， 他们对英语语言本身有怎样的理解和反思，他们对英美国家有怎样的认同和反省（反抗），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些内容的研究需要巨大的时间投入，也要注重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发现和译介。如果没有，或许我们应该加强理论指导和国际合作，引导相关国家的学者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加强文化自信的当有之意。
■原载《大观·东京文学》2024年第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