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能成为德国统一事业的掌舵者，在经济上靠的是工业化和铁路化，在思想上靠的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军事上则是靠训练有素、调度得当的陆军。正是在这三大支柱的加成下，普鲁士在1864年和1866年，两次主动出击，先后打败丹麦和奥地利，基本统一了德意志北方。1867年，以普鲁士为盟主的北德意志邦联宣告诞生。这是一个拥有近3000万人口，关税制度高度统一，完全臣服于普鲁士国王的“半成品”国家。普王威廉一世既是政治上的邦联元首，又是整个邦联军队的总司令。南德意志各邦则依旧处于独立状态，并且受到法国的长期影响。
不过，德国统一事业是在欧洲经济和社会剧烈变动，激进思潮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上马的；运行到1870年前后，它已经现出了危机的端倪。第一项危机，是愈演愈烈的立法斗争。要知道，普鲁士并不是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它从1850年起，就有自己的议会，有定期选举制度。但这个议会的权力非常小，它既决定不了宰相人选，也无权置喙军事事务，甚至做不到完全掌控财政和税收。进入19世纪60年代，经济地位不断崛起的普鲁士工业集团，对这种权力格局已经有了不满。他们依靠自己旗下的议员，频繁否决政府的年度预算，要求建立责任制内阁。大名鼎鼎的工业家西门子，就是这派议员的代表人物，他们被合称为进步党人。虽然宰相俾斯麦依靠普王的支持和自己的手腕，暂时羁縻住了进步党人，但事情已经很清楚：如果不能把议会变成“自己人”，国家机器就会间歇性陷入瘫痪。
第二项危机，来自普鲁士传统的军功贵族，特别是其中的容克地主。随着工业革命进程的开启，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经江河日下。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普鲁士军官团依然是容克地主的禁脔，他们还可以靠对外征战，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问题是，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期，普鲁士陆军的主体已经不是中世纪的农民，而是受过中学教育，具备更强独立意识的城市平民。拥有大学文凭的军火、工程和财政专家，也开始进入军旅，挤压了容克贵族的晋升空间。这使得容克阶层愈发焦躁，他们渴望新的战争，对一切缓和外部环境的政策都持否定态度。1866年普奥战争结束后，普鲁士军官团就呼吁让奥地利割地赔款，对俾斯麦息事宁人的政策极为不满。这也是一个不稳定的“火药桶”。
第三项危机，来自普鲁士王室。1870年时，普王威廉一世已经73岁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安度晚年，对继续扩张领土热情不高。年轻的王储腓特烈则是进步党人的盟友，比父亲更反对向外用兵。这对“铁血宰相”俾斯麦，无疑是一个噩耗。因为俾斯麦素来言行跋扈，在普鲁士内部已经树敌无数。他能倚仗的，一是普王的个人信任，二是自己的政治口号——统一整个德意志。假如统一进程就停在北德，不再继续推进，那他对普王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即使威廉一世不罢免他，等老国王身故之后，腓特烈也容不下他。这让俾斯麦愈发紧张，他必须为自己找到出路。
再来看另一边的法国。法皇拿破仑三世本名路易·波拿巴，是19世纪初威震欧洲的拿破仑一世的侄儿。他年轻时在国外流亡多年，1848年革命期间潜回法国，通过竞选当上了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紧接着，他又在1851年底发动政变，正式称帝。因为拿破仑一世自己的儿子曾经短暂即位，号称拿破仑二世，因此路易·波拿巴的尊号也被顺延了一位，叫做拿破仑三世。
一个负债累累、差点被送进债务监狱的流亡者，年纪刚满40岁，靠着拿破仑这个姓氏和翻云覆雨的手腕，居然能先当总统，后当皇帝。从这里你就能看出，拿破仑三世绝不是传统类型的政治家，他的为政之“术”可比为政之“道”厉害太多了。马克思就嘲笑说，拿破仑三世是一个“戴着老伯父的面具”，成天玩弄阴谋的野心家。他的执政目标，一是笼络人心，巩固来之不易的帝位；二是和周边的君主国家搞好关系，避免重蹈伯父的覆辙。应该说，在即位后的前15年，拿破仑三世干得还不赖。他对内大力扶持工业、铁路和金融产业，还对巴黎城进行了改头换面的重建。对外，他联手英国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并在非洲、东南亚和墨西哥大搞海外殖民。苏伊士运河就是出自他的主意。
不过，就像普鲁士统治者要面对社会变化的挑战，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期，拿破仑三世也遭遇了统治危机。在内部，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更大的话语权，坚决抵制皇帝铺张浪费的财政政策。保守的天主教徒同样心怀怨忿，他们觉得法皇背叛了登基时的承诺，对传统利益集团不够袒护。当时的法国和普鲁士一样，也有一个形式上的议会；不同的是，法国议会里的左右两派都是拿破仑三世的批评者，政府和议会的关系更加紧张。但问题最大的，还是对外政策。从19世纪50年代末起，拿破仑三世逐渐发现：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欧洲政治的新潮流，传统君主国的威望正在下降。为了效仿当初以“欧洲解放者”自居的伯父，拿破仑三世开始扶持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南欧，他公开支持意大利统一事业；在普奥战争中，他又给普鲁士人暗中撑腰。结果，传统君主国很快被他得罪了个遍。法国获得的，则只有国外民族主义者几句廉价的感谢。结果，法国的虚名虽然的确上升了，却没有几个靠得住的盟友。
普鲁士和法国反目成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1866年普奥战争中，法国保持了中立。拿破仑三世觉得，自己卖给了普鲁士一个人情，想索要回报。刚好荷兰国王陷入财政危机，他愿意把自己兼管的卢森堡卖给法国。卢森堡位于北德意志邦联和法国之间，地理位置相当微妙。拿破仑三世认为，自己的胃口并不大，普鲁士人应该不会反对。没承想，普鲁士居然调兵遣将，逼着法国放弃了这项计划。经过这场危机，普法两国的关系骤然恶化。普鲁士人意识到，拿破仑三世不是傻瓜，他也有领土野心，对尚未统一的南德心存觊觎，必须予以重创。拿破仑三世则发现，普鲁士这个小老弟现在不怎么恭顺了，它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正在对法国构成威胁，需要敲打一下。于是，战争就成了双方共同的选择。
普法两国在1870年开战前夕，都怀有赌徒心理。只不过，拿破仑三世的赌法，是一种机会主义伎俩。他暗示自己的反对者：法国的内外政策，的确需要改革。但普鲁士的威胁近在眼前，我们需要先搁置内部矛盾，用一场胜仗收拾掉这个“小麻烦”，随后才能谈改革。换句话说，法国的内部危机始终存在，只是被战争暂时冻结了。一旦战事发展不符合预期，没能迅速取胜，那冻结在内忧表面的冰层就会融化，把危机重新释放出来。
普鲁士人的赌法，则恰好相反。俾斯麦在陆军大臣罗恩的帮助下，把这场赌博式的战争变成了“做乘法”。工业资产阶级不是想要更大的话语权吗？那就告诉他们：德意志南部还有广阔的市场和1000万劳动力，值得深入开发。但那里还处在法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只有先支持普鲁士政府打败法国，把南德意志也收并进来，他们才能如愿以偿。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就被置换成了经济利益，并与战争捆绑到了一起。至于容克贵族，那就更好办了：他们本来就想要战争，现在正好如愿，得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们在战争中也是会拼尽全力的。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个问题：普王威廉一世的态度。在这件事上，俾斯麦耍了个花招。1868年，西班牙发生革命，赶跑了女王伊莎贝拉。新组建的议会想邀请一位外国亲王，到西班牙当形式上的立宪君主，他们在1870年选中了普鲁士王室的远亲利奥波德。不料，拿破仑三世心怀恐惧，担心此举会壮大普鲁士的声势。他先是派人找到利奥波德，迫使他放弃王位；接着又派法国大使到度假胜地埃姆斯，当面求见普王威廉一世，要普王做出保证，不会允许利奥波德去西班牙。普王拒绝给出承诺，但态度很礼貌。他给俾斯麦发了一份电报，要他向媒体说明原委。
这份名为“埃姆斯密电”的文件，很快就成了战争的导火索。因为俾斯麦在向媒体透风时，大幅删改了原文，给人的印象是：法国大使咄咄逼人，普王的态度也很生硬。报纸刊登了篡改的电文之后，普法两国的公众都觉得自己的国家受了侮辱，纷纷要求开战。这个花招的妙处，就在于：俾斯麦深知，威廉一世作为一名传统君主，比法皇更不能忍受在公众面前丢脸。他对西班牙王位的归属，根本就无所谓，唯独不愿被舆论小看。密电风波发酵之后，普王的自然反应，不是追究俾斯麦的篡改之罪，而是公开“秀肌肉”，赞成立即对法开战。这样一来，国王本人也成了“乘法战略”的一部分。更巧的是，拿破仑三世同样极爱面子，他的直接反应也是对普宣战。诚如俾斯麦所言，“埃姆斯密电”是一块挑逗法国“高卢牛”的红布；它把普法这两个不同类型的赌徒，直接赶上了战争这张大赌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