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0年那个春天，我提干的消息传来时，老班长却突然递交了退伍申请。三十年后的重逢，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战友情谊，也让我作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我叫柳向阳，1959年出生在河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那时候，生活条件艰苦，全家就靠父亲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维持。

1977年秋天，我被选中参军入伍，成了运输连的一名新兵。记得那天到连队报到，天还蒙蒙亮，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拎着蛇皮袋，穿着褪色的蓝布衣裳，怯生生地站在营区门口。

"新兵同志是吧？跟我来！"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班长大步走来。他就是钟满福，我日后的老班长。记得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领子和袖口都整整齐齐，胸前的钢笔夹着一支英雄牌钢笔，那是当时最常见的文具。

钟班长是山东人，比我大五岁，说起话来带着浓浓的山东口音。"俺是你班长，以后有啥不懂的就问俺。"他笑着说，露出一口白牙。

那时候的部队，像收音机这样的电器都是稀罕物，每到傍晚，钟班长就会把自己那台红灯牌收音机搬到宿舍，让我们一起听广播。

运输连的生活并不轻松。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先是出操，然后是擦车、保养、学习驾驶理论。钟班长总是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休息。他手把手教我们开车，从最基础的档位操作开始，耐心得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

记得有一次，我练习倒车时总是掌握不好角度，钟班长就站在车后，一遍又一遍地指导。

那天太阳很大，他的前额上汗水直流，军帽的帽檐都湿透了，可他始终保持着耐心。"慢点来，别急，看后视镜，方向盘要轻点打..."他的话语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

连队的伙食很简单，主食是馒头和咸菜，每周能吃上两顿肉就算不错了。钟班长总是默默地把自己的肉夹给我们这些新兵。他的妻子李巧云在食堂工作，有时会偷偷给他带些咸鸭蛋，他从来不自己吃，总是分给战友。

1978年春节，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春节。那天，钟班长特意从家里带来了他媳妇包的饺子。那是隆冬时节，饺子早就冻得硬邦邦的，但当我们把它们热起来时，那香味儿让整个宿舍都暖融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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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在钟班长的培养下，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子，逐渐成长为连队的技术骨干。1979年，我光荣入党，在支部大会上，是钟班长第一个举手赞成。那天晚上，他拉着我的手说："向阳，好好干，你小子有出息！"

那时候，部队里还保留着知青下乡的传统，每到农忙季节，我们都会去附近的农村帮助收割。钟班长总是干得最起劲，他说这让他想起了老家。看着他挥汗如雨的样子，我总觉得特别踏实。每当收工回来，他就会给我们讲他在老家的故事，讲他的父母，讲他的童年，那些质朴的话语里，总是充满着对家乡的思念。

1979年底的一天，连队开展评选优秀士兵，我因为在车辆维修和驾驶技术上的出色表现，被推荐为提干对象。那天晚上，钟班长高兴得像个孩子，拉着我去了小卖部，用他攒了好久的津贴给我买了两包大前门香烟。

"向阳，这是好事啊！当了干部，就能为咱们连队做更多事了。"他咧着嘴笑着说，眼睛里闪着光。那时候，一包大前门要七毛钱，对于每月只有八块钱津贴的班长来说，也是不小的开销。

可就在这欢喜的日子里，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钟班长的父亲因为耕地时不慎摔伤，卧床不起，家里急需有人照料。当时他的母亲年纪已大，弟弟妹妹都还小，家里实在缺个顶梁柱。

我永远记得那天傍晚，钟班长坐在营房后的大槐树下，手里握着一封家书，眼圈通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坚强的男人落泪。夕阳的余晖洒在他的肩章上，显得特别刺眼。

"俺得回去......"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家里离不开人啊......"

那一刻，我感觉心里特别难受。钟班长已经在部队干了八年，眼看着就要评上军士长，可家庭的重担让他不得不作出选择。

1980年初，我的提干文件下来了，而钟班长的退伍手续也在办理中。记得那段时间，我们都很少说话，每次碰面都有说不完的话，可到嘴边又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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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连队组织了一次大扫除。那天，我和钟班长一起擦车，突然他说："向阳，你小子要争气，当了干部可不能给俺老钟丢脸。"我点点头，使劲擦着已经锃亮的车灯，生怕让他看见我眼里的泪水。

那时候，当干部需要添置很多新装备，光是军官装就要一百多块钱。我正发愁钱的事，钟班长却把他这些年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整整两百块钱，都是他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

"拿着，等你发了工资再还给俺。"他把钱塞到我手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怀表，"这是俺老爹当年给的，你也拿着。"那是一块上海牌怀表，虽然有些旧，但走时很准。

我知道这块表对他的意义，他父亲是靠着卖了家里唯一的一头牛才买到的。可他硬是塞给了我，说是要我每次看表的时候，都能记住他这个老班长。

1980年3月的一个清晨，天还蒙蒙亮，营区的喇叭响起了起床号。这是钟班长在部队的最后一天。他早早就起来了，穿着那身褪色的军装，一丝不苟地叠着了床铺。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熟悉的背影，心里堵得慌。

"老班长，我送送你吧。"我拎起他的行李包，那是个老式的蛇皮袋，鼓鼓囊囊的装着他这些年的全部家当。他没说话，只是点点头，脸上的皱纹在晨光中格外明显。

那天春寒料峭，山风呼呼地刮着。我们坐在去火车站的班车上，谁都没说话。钟班长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时不时地用袖子擦擦眼睛。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叠信纸和几张火车票。

"这是去年发的优秀士兵奖状，还有一等功嘉奖令，都留给你看看。"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这些年，看着你们一个个成长起来，就像看着自己的兄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