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史学集刊》，原题为《从沃土到瘠壤: 明清淮北地名变迁与水患成因》
据统计，淮北盐城、淮安和涟水在1550-1950年这400年间所发生的水灾次数在5000年间发生的水灾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88.9％、71.5％和95.6％。
近年来，学界公认，1500-1900年间是洪泽湖流域洪涝的多发期，且农作物栽培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稻麦两熟的耕种制度，演变成以玉米、番薯类为主的粮食种植。近年来，学者对这一变迁的原因做了“科学的”分析，但其结论则令人不敢苟同。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小冰期”一说。各种相关的论点基本源于竺可桢的历史气候研究。竺可桢认为：“中国地貌工作者，近年来在天山东段海拔3650米高处，发现完全没有被侵蚀，看来好像是最近新留下来的终碛石，这可能是第十二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寒冷时代所遗留，即西欧人所谓的现代‘小冰期’。”
竺可桢
竺可桢把中国历史上的低温期定在公元1400-1900年的500年间，即便在其间最温暖时段，“气候也没有达到汉唐期间的温暖”。这一研究自有相当的科学依据，但近年各类历史物候学者把诸多历史事件归因于气候变化，则过于牵强。
竺可桢同时认为，“在这五百年间，我国最寒冷期间是在十七世纪，特别以公元1650-1700年为最冷”。众所周知，这段时期是所谓的清初“盛世”，特别是“康熙之治”时期，“小冰期影响”说无法解释清初灾害降低的现象。有学者弥缝说，康熙时期，气候虽然寒冷，但康熙励精图治，缓解了因自然灾害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既然励精图治可以解决小冰期的负面影响，那么，“小冰期”的负面影响如还存在，似可归咎于统治者没有励精图治。还有学者提出所谓的厄尔尼诺影响说：“洪泽湖流域洪涝灾害变化同事件存在一定的统计对应性关系，在事件年及其次年是洪泽湖流域洪涝的多发年份。”厄尔尼诺不仅影响地球，甚至影响太阳系，它显然不是靶向毒物，为何单单对极小范围的洪泽湖流域产生如此剧烈的影响？
揆诸史实，淮北的水灾和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演变，实非上天之过，主要是因封建统治者对水利的决策失误所造成的。
一、保运朝政与淮北水患
明清在淮北治水，支出约占全国治水经费的八成。但这些大规模的治水基本是为政治服务，大多要牺牲某个区域或多个区域，以维护朝廷视之为命脉的核心利益。
在1400-1900年之间的所谓“小冰期”，淮北水灾确实数量惊人。据《明史·五行志·水潦》，仅明万历年间(1573-1620)，黄河就多次决溢。在明代276年时间里，黄河决溢和改道456次，平均7个月一次；清代1644-1840年，黄河决溢361次，平均6.5个月一次。但有清一代，黄河流域发生旱灾201次，平均一年多一次。水患与旱熯在同一地区循环往复，这恐怕不能用厄尔尼诺影响下的降水多少来解释。
史载，黄河远在小冰期或厄尔尼诺影响之前，就已多次肇灾，如汉兴三十九年(前168)，“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其后四十有余年……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其后，河决之患不绝于书。“金明昌(1190-1196)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元溃溢不时，至正中受害尤甚，济宁、曹、郓间，漂没千余里。”
万历时代，黄河在河南省的河道宽达二三十里(合3600～5400丈)，但到徐州附近，为了束水攻沙，黄河河道宽度被缩至80余丈。这些地方的黄河两岸，并无砖石建成的大堤，而是土性较松的黄土。这里的黄河特别容易溃决也就可以理解了。万历四年二月，督漕侍郎吴桂芳言：“淮、扬洪潦奔冲，盖缘海滨汊港久堙，入海止云梯一径，致海拥横沙，河流泛溢，而盐(城)、安(东)、高(邮)、宝(应)不可收拾。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因此，淮北的水患是人祸，而非天灾。明代进士刘尧诲写道：“淮扬多水患，而说者以为天数，岂非妄哉。”
隆庆末、万历初任总河的万恭多次明确地反对加固黄河南岸河堤，认为为了保运道，让河水淹没黄河南岸地区(即淮北)是最合理的选择。他写道：“河南属河上源，地势南高北下，南岸多强，北岸多弱。夫水，趋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堤之议者，是倡河使北也。北不能胜，必攻河南之铜瓦厢，则径决张秋；攻武家坝，则径决鱼台，此覆辙也!若南攻，不过溺民田一季耳。是偪之南决之祸小而北决之患深。”他再三强调，让黄河南徙是维护运道安全的保障，“黄河南徙，国家之福也”。他非常正确地指出，若消除淮北的水患，让黄河从铜瓦厢改道即可：“若不为饷道计，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复禹故道，则从河南铜瓦厢一决之，使东趋东海，而河南、徐、邳永绝河患。”值得注意的是，1855年黄河“自行”改道，就是从铜瓦厢冲决的。这说明明代河臣非常清楚淮北水患的真正症结，即淮北水患是人为控制的结果。
湖底平均海拔高于东部地面五六米的洪泽湖堤高家堰同样易决易溃。洪泽湖作为服务漕运的巨型水利设施，在湖水越过志桩标线或漕船过淮后，往往开坝泄水。就淹没百姓的效果而言，掘坝减水与湖堤溃决几无二致。要知道，作为中国第四大淡水湖的洪泽湖本质上是一个人工大水库。一般说来，蓄水用的水库多建在山谷中；如三面临山，只要在谷口修一道坝堰即可，这样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土地被淹。明代修筑的高家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落差、地势极为平坦、极不适合修建水库的淮河中游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人工湖泊，且仅有东部一道堰，湖的西面、北面、南面均无实质性的堤堰。在以后的近300年里，一代又一代的河臣们不断地加固加高高家堰，事实上是在不断地扩大两淮地区的灾源。
洪泽湖大堤高家堰对淮北的影响，可参见浮山堰造成的恶劣后果。南朝梁武帝(502-549)时，并没有所谓的小冰期或厄尔尼诺影响。梁军在淮河浮山一带筑堰，以水淹攻当时魏军据守的军事重镇寿阳。浮山在寿阳下游约220公里处，地势相差8～10米。公元516年春，大堰建成，长9里，下宽140丈，上宽45丈。大堰直接造成“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魏寿阳城隔戍稍徙顿于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冈垄”。当年秋，淮水暴涨，仅存4个月的大堰溃决。“淮堰坏，死者十余万口”。据初步估算，浮山堰形成的水域面积约为6700多平方公里，积水覆盖了今五河、泗县、凤阳、蚌埠、灵璧、固镇、凤台、寿县以及颍上、霍邱等县市的大部或一部分，总蓄水量在100亿立方米以上。浮山堰在高加堰西部五河地区，此处淮河河底低于洪泽湖湖底7尺有余。浮山堰蓄水几淹没了寿县城，洪泽湖蓄水时显然也要淹没大片的淮域地区。
淮河进入安徽省，从洪河口到洪泽湖，通称为中游，流域面积为13万平方公里，长490公里。以安徽西部的山地丘陵为中游起点，落差仅为16米，比降为0.03‰。实际上，淮河中游许多河段是倒比降。据民国初年实测：“计杨庄旧黄河底高于海平面十米突……洪泽湖底真高亦十米突。……洪湖底，乃高于上游盱眙淮底二尺许，盱眙淮底又高于上游五河淮底五尺许，由五河至寿县一带三四百里间之淮底，几无倾斜。”
洪泽湖底的海拔一般已达到10米多，最低凹的部分也在8.5米上下。湖底东部的一带洼地，海拔六七米。里下河平原海拔只有3米左右，比湖底低6米多。根据后来设立的水位标志推算，万历初年潘季驯修筑的高家堰堰顶高程在12.2米左右；康熙十七年(1678)靳辅加修高家堰，堰顶高程约14米；后来逐渐加至19.0～19.5米之间。嘉庆年间，南河总督黎世序称：“上年洪湖蓄水一丈七尺，尚不能畅出刷黄。”道光初年，更要蓄到一丈八九尺，甚至“非蓄水二丈不功”。后蓄水2丈仍嫌水位太低。道光十四年(1834)江南河道总督麟庆指出：“蓄清刷黄，治河通义。特今之黄河，底已淤高，故湖水昔存九尺而畅出，今则二丈而不敌。”也就是说，以洪泽湖底海拔10米、蓄水2丈(6.4米)计，即淹没高家堰以西皖北地区海拔16.4米以下的地区。而洪泽湖以百亿立方米计的湖水水位更高于东部苏北平原10米左右。
由于洪泽湖水位不断提高，在淮河中游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湖泊群。其中较大的有焦冈湖、黄湖、殷家湖、沱湖、天井湖、城西湖、城东湖、瓦埠湖、高唐湖、花园湖、女山湖、涧溪湖等。这些湖泊的形成年代大都在18世纪前中期。康熙年间，分布在运河西堤以西的湖泊有氾光湖、白马湖、甓社湖、邵伯湖等17个湖泊。
明代重开会通河，在济宁附近建运河水柜，即在运河所经线路的地势最高处建立人工大水库，且四周大部没有堤堰。永乐九年(1411)，宋礼重开会通河时，水柜昭阳湖周围不过10余里，80多年后，扩大了7倍。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泇河通航后，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等都成为水柜。康熙六十年(1721)夏，康熙帝谕九卿等：“山东运河，全赖众泉蓄泄微山湖，以济漕运。……地方官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间截水灌田，以为爱恤百姓。不知漕运实由此而误也。若不许民间偷截泉水，则湖水易足；湖水既足，不难济运矣。”康熙帝的这一最高谕旨，长期为地方官员无条件地严格奉行。乾隆年间，微山湖的面积竟达2055平方公里。实际淹没的地区无以估算。环湖地方官员像峄县县丞、滕县和沛县主簿，均以在微山湖“蓄水之多少，为该职之称否”。
魏源指出：“山东微山诸湖为济运水柜，例蓄水丈有一尺，后加至丈有四尺，河员惟恐误运，复例外蓄至丈有六七尺，于是环湖诸州县尽为泽国。而遇旱需水之年，则又尽括七十二泉源，涓滴不容灌溉。是以山东之水，惟许害民，不许利民，旱则益旱，涝则益涝，人事实然，天则何咎？”南河总督黎世序写道：掌管微山湖蓄水事宜的泇河厅，总是不断抬高水位，“但求蓄水之多，而不顾地方被淹之苦”。这些掌管蓄水事宜的官员，实则控扼周围百姓的性命，“名为惜水如金，实则有心操切。名为留有余以备不足，实则但顾运而不顾民。至湖水长至一丈七八尺，数州县田没水底，该河员故作咨嗟可悯之语，实则乃深喜之”。官员们深喜的原因，是百姓一旦被淹，多被迫逃亡，他们的田地就会被官府作为荒地拍卖。
每年农历五月至九月，是漕粮北运时期。为维持运河航道的畅通，此时洪泽湖、运河均要闭闸蓄水。这个时期大致相当于公历的6月至10月，“淮河流域于每年夏季七八月之交，多倾盆大雨”。据对1913年至1927年淮河流域月均雨量的统计，每年6-8月份的雨量约占年降雨量的56.4％。因此，漕运进行时，淮水上游支干各河来量极大，无法宣泄，使得整个淮河中游成为滞洪区，只能任其淹没洪泽湖以西的凤阳、泗州、颍州等地区。
总之，明末清初黄河决溢和洪泽湖多水患与小冰期并无实质性的关联，与厄尔尼诺关系也不大。西汉武帝时，丞相田蚡为一己之利，编造谬论，把黄河决溢归咎于上天。妄称：“江河之决皆天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大加附会：“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明末清初的淮北洪灾主要是因封建朝廷蔑视民生、视民为蚁、治水事务以服务政治需要所致。
南京大学历史系马俊亚老师著《被牺牲的局部》已在南翔书苑上架，区域史的代表作！所谓的“黄泛区”历史上到底因何形成，民生之疾苦是如何被系统性漠视的？淮北之痛，应当有人来记录。
二、城乡沦为鱼窟
淮北广大乡村常年被淹没浸渍。康熙五年(1666)，在靳辅大筑高家堰以前，泗州等地因大堰阻拦，“泗东半沉水内”。乾隆乙亥(1755)夏，凤阳宿州、灵璧、虹县大水，“白浪滔滔没烟树”。
邳州南濒黄河，金乡、鱼台等十多县之水汇入微山湖，湖水南溢侵入邳州境内，“盖自明迄今，称泽国者二百年矣”。在海州，无休止的溃决造成的生态破坏可谓触目惊心。如顺治十五(1658)、顺治十六年(1659)，沭阳大水。顺治十七年(1660)、顺治十八年(1661)，淮水、沭水并涨，一望皆水。
沛地，嘉靖二年(1523)秋，黄河决堤，引发大水。“堤堰崩圮，冲坏庐舍，平野中清碧接天，民多流亡”。嘉靖八年(1529)，“水盛溢，舟入市。乡邑漂没，民皆筏居”。嘉靖三十二年(1553)秋，“河决丰县，由昭阳湖穿李家港口，出镇口，上灌南阳，而单县决口复溃，鱼台、济宁间平地成湖”。
黄河水从萧县经宿州符离沟，南流入泗州境会淮水为患，由归仁集东奔涌而下，逐年冲决。萧县、砀山、宿州、睢宁、灵璧、虹县等县，“离河甚远……然大水骤至之际，禾苗尽空”。(48)吴柽称，微山湖、马场湖附近，“每见湖水泛滥，田、湖莫辨”。为了济运，河官们事实上蓄水于民田，而非仅蓄水于湖。
由于水患极其严重，田地被长期浸淹，百姓几乎忘了“田”与“湖”的区别。明人张瀚写道：“自淮入河，为害桃源、宿迁、邳州。嘉靖初年，黄河之水澎湃横流，尚畏深险。数年后，河道顿异，流沙涌塞，仅存支派，浮舟甚难，行人抠衣可涉。……行民间田野中，荡为江湖，舟人亦称曰湖中。”
据民国前期地方官员称：“睢宁当明清之交，本属泽国，旧称五湖七港，至今农人赴田耕作，名为‘下湖’。”海沭地区的方言中是没有“田”“地”之类的词汇的，当地人把农田称作“湖”，下田称为“下湖”。
河湖在淮北屡决，甚至有外堤和城墙护卫的县城、州治乃至府衙都难逃被淹圮的命运。从地名学上即可窥见淮北所受水患的一斑。康熙十九年(1680)，唐宋名城泗州永沉洪泽湖底。泗州城在沉没前即已屡屡被淹。泗州旧志中有徐城、下相、娄林等县名，至乾隆时，“皆不可考”。泗州的村落多以城名，如川城、城子湖之类，“意皆古县镇也”。数百年里，洪泽湖底淹没的何止是一座泗州城!整个淮北地区的城市乡村，在明以后，多经历着与泗州相同的命运。
梁城，“在凤阳府西南。……今淮河中有梁城滩”。羊城，“相传古虹州城，陷为湖”；香城，“相传徐偃王夫人祷祀处。……今为村落云”；义城，“在陡湖，旧志云晋置县”；淮平县，“金元置州附郭，未详所在”；雁门关，“徐王建国，关口代设巡司，今没于水”。由于洪水的蹂躏与毁坏，这些古代城池均已不复存在，唯有泥墙草顶的乡间小村落，还继承着古代城市的名称。
经常遭遇水患的安徽灵璧县，万历十八年(1590)，水积城中逾年，曾准备迁城。史志称该县“市集不足志也”。睢河北岸的三村集、陵子集、孟山集、潼郡集，“元明间号称繁华”。到乾隆时代“所存者，颓垣破屋，居民逃亡殆尽，即生聚亦复难言也”。明人曾以诗记被淹城池：“旧迹名犹在，城根尚蜿蜒。路碑残月日，屋瓦旧人烟。祷雨留神树，耕田得古冉公。”
蒙城，崇祯十五年(1642)，“黄河决溢，城多倾坏”；顺治四年(1647)，“大雨连月，城崩陷”。怀远县城，南面临淮，“沉灾迭见”，“故于旧城之西，复筑新城”。涡阳县城北庄子台，“没于水”。息县长陵集，在唐时为长陵县，19世纪中期距淮河达1.5里，60年后已逼近河滨，“长此迁移，该集之沦陷为河实意中事”。曾是临淮城的朱店，到20世纪早年，“居民寥落……附近多瓦砾”。昔日的临淮寺，当时已湮没无迹。在扁担河入淮处有百间庙，“崩塌日甚”，庙屋原有100间，1918年仅剩1间，“余均倾圮矣”。闻一多描写了民国时期百姓被迫全部逃亡后的临淮关梁园镇的景象，“他们都上那里去了？怎么虾蟆蹲在甑上，水瓢里开白莲；桌椅板凳在田里堰里漂着；蜘蛛的绳桥从东屋往西屋牵？门框里嵌着棺材，窗棂里镶石块!”
鱼台县，“乾隆二十一年河决入城，徙今治”。徙治不到30年，“又阨于水”。在两汉极一时之盛的徐州，直到唐中叶，“江淮漕运、商贾咸出于徐”。由于徐州为泗水、黄河等河流交汇之地，“金河夺泗，而泗堙。元河夺汴，而汴绝。浊流奔注，泪没千里。留圮于水，吕沦于沙，城郭径术，渺不可辨”。明末以后，几乎年年溃决的黄河徐州段地区被洪水淹没的城池堪与泗州相比。如铜山县城“明季城没于水，官署因之俱圮”。在铜山县城西南的徐州道署，初建于洪武十一年(1378)，“万历末避水患迁城东大察院，寻圮于水”。徐州府署，“天启四年(1624)圮于水，迁州治于云龙山”。徐属河务同知署，“天启四年没于水”。户部分司署，“正德间圮于水”。演武厅，“旧在城北九里山，前明万历初，因水迁城南凤凰山南”。皇华亭，“嘉靖中没于水”。永福仓，“没于水”。预备仓，“没于水”。常平仓，“在城北三里，后移南关堤内，又没于水”。
嘉靖五年(1526)，黄河在沛县决口，灌入昭阳湖，“水没丰县城，徙治避之”。万历四年(1576)，黄河丰县、曹县段长堤决口，丰县、沛县、徐州、睢宁，“田庐漂没无算”，河水吞没了宿迁城。万历帝批准了督漕侍郎吴桂芳的请求，同意迁移宿迁县治。万历五年(1577)，黄河水冲垮了萧县县城，知县伍维翰迁县治于三台山之南。天启二年(1622)，水淹睢宁，“庐舍漂没”，被迫迁移县治。天启四年(1624)，黄河徐州段魁山堤决口，徐州城中水深达1丈3尺，“民苦淹溺，议集资迁城”。最后，官民迁州治于云龙山之东。同年，睢宁县城被水淹尽圮，总河李若星迁移县治。砀山县城，“嘉靖肆拾壹年水没，迁治小神集……万历贰拾陆年水没”。
这类情形在淮安府也极为常见，如桃源有名为“陆城”“吴城”等村庄，而这些村庄“为鱼鳖所占者过半”。桃源县大王庙，“康熙三十五年没于水”。清河县治于崇祯末迁至甘罗城，“康熙中屡圮于水”。程晋芳《重修勺湖草堂记》载，乾隆甲午年(1774)秋八月，“黄河决老坝口，灌淮城，草堂没于水”。涟水县，经民国前期实测，旧黄河北堤堤顶高于城墙2公尺多，高于城内地面7公尺多，“黄河若不北徙，该城迟早为泗州之续矣”。
1911年淮河中下游地区水灾过后，美国红十字会派出了由西伯特上校(Colonel William L.Sibert)为首的工程师团对淮河进行调查。据他们估计，水灾造成了皖北10470平方英里、苏北2300平方英里的土地被淹没。加上洪泽湖等低洼区由于高水位的淹没，大约有60万公顷的土地不能垦种。总的说来，淮河造成的灾害，每年大约夺走了1000万人的口粮。对于把明祖陵的安全视为至高无上事务的明朝，以及视运道为生命线的清朝来说，每年的农业损失无疑很严重，再加上鲁南与豫东南的损失，水灾给淮北农业造成的损失十分惊人。
三、从“鱼米之乡”到“穷山恶水”
淮北曾为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极适于农耕，有利于稻、桑、麻的种植，是比较富饶的地区。宋代民谚有“走千走万，比不上淮河两岸”之说。任瑗称：淮安“财赋殷繁，鱼米沃壤”。旧志称盐城：“士惇礼让之风，民乐鱼盐之利。”明代州志称海州为“鱼盐之邦”。海沭地区，“晓市多鱼蟹，村庄足稻粱”。
学者们根据淮河流域贾湖遗址出土的古稻谷(米)，提出长江—淮河上游最有可能是中国稻作发祥地的观点。在赣榆盐仓城龙山文化遗址等地也发现了栽培稻的遗迹。总之，在距今7000年之时，淮河流域已普遍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
西汉武帝(前140-前87)时，豫南和皖西地区修建了大量的陂塘用于农田灌溉。今天可以普遍见到的淮北汉画像石，牛耕总是其表现的重要内容。如淮北市白渎山出土的“田畴与耕牛”。在睢宁双沟发现的东汉《牛耕图》，内容为双牛牵一犁，一农夫扶犁呵牛。这与汉代流行的“用耦犁，二牛三人”耕作制度相比，《牛耕图》中的耕作方式是一大进步。
建安(196-219)初，陈登为徐州典农校尉，“尽凿溉之利，杭稻丰饶，遂成沃土”。魏文帝(220-226)时，郑浑为阳平、沛郡太守，在萧县、相县(今安徽宿县西北)两县边界，“兴陂遏，开稻田”。曹操与袁绍相争时，沛国相人刘馥任扬州刺史，兴治芍陂、茄陂、七门、吴塘诸塌，“以溉稻田，官民有畜”。魏将邓艾在成年后做过汝南的稻田守丛草吏。宣帝(240-253)时，为了“省许昌左右诸稻田”，邓艾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400余里，置营佃守。同时他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300余里，溉田2万顷，淮南、淮北连成一片，“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唐代以前，淮北地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均是中国的“核心”地区。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全国各道正仓中，河南道储粮最多，达580余万石；义仓所储，超过千万石的仅河北、河南两道。唐人涉及淮地的诗，水稻是其经常描写的风物之一。朱庆馀《送淮阴丁明府》：“鸟声淮浪静，雨色稻苗深。”刘禹锡《送李中丞赴楚州》：“万顷水田连郭秀，四时烟月映淮清。”白居易《早发楚城驿》：“荷塘翻露气，稻垄泻泉声。”李嘉佑《白田西忆楚州使君弟》：“鱼网平铺荷叶，鹭鸶闲步稻苗。”许浑《淮阴阻风寄呈楚州韦中丞》：“刘伶台下稻花晚，韩信庙前枫叶秋。”
明以后，由于工程性蓄水和工程性缺水相伴，农民只能靠天吃饭。冬春洪水较少，夏秋往往洪水泛滥。如沛县，嘉靖八年，黄河决堤，后“平地沙淤丈深”。砀山县“屡经水患，地多淤沙浮土。虽屡浚凿成河，然一经水涨，率易淤塞。故河渠之名，变迁不常，缘是以为民病，日益滋焉”。邳县境“夏秋多水患，有多数地方，仅能种麦一次，麦甫收成，水即淹至，及冬始退尽”。因此，农民只能种植一季越冬的旱作物。这样一来，淮北的稻田越来越少。
徐州府，“谷宜麦菽麻，其黍稷八谷，繁殖如他郡，惟稻种最罕”。直到民国前期，稻田因“铜山水利未兴，不能播种”。萧县“旧不种此”。沛县等与山东接壤的微山湖沿岸，“土性宜稻，惟夏秋水潦，泛溢可虞。”因此，种稻之事，只能流于纸面，“若仿江南办法，先筑圩堤，试办种稻，则足以护水而收成效”。睢宁，“壤土瘠薄，非有膏腴薮泽之饶。夏麦秋禾，亩无沟遂，不宜稻产”。睢宁仅有的稻，“旱产，百无一二”。宿迁县，“下隰之稻，百不及一”。沛县“少稻”，注曰：“旱田不宜于稻，洼区间有种者。府志引《说文》，‘沛国谓稻曰稬。’或古昔独盛欤？”“稬”即“糯”，可见这里曾是糯米的产地。
宿迁、沭阳、赣榆等地，清初漕粮尚征粳米。康熙前期靳辅治河时，“为黄河漫溢，田地皆成沙土，止产粟米”。清廷被迫在这里改为征粟。太和县，“无水田”，稻“昔曾多有种者”。后来桃源等地相继改折。乾隆年间，署江苏巡抚萨载奏：“淮安府属之阜宁县，每年额征漕南等米麦九千五百五十石零。该县滨临湖海，地土沙潽，产米本属无多。……历年粮户完漕，全系买自县邑，赴淮交纳，恒多未便。”不但稻米无法种植，就是其他物产也几毁灭。徐州地区“盖自河水荡决，黄沙无垠。徐下邑多被其患，向所称诸物产，或荒淤不复。生民赖贸迁为用，而川渠不常达，陆运艰阻。河既北徙，内产告匮，外物罕通，徐之民益贫困”。
明、清乃至民国时代，中外学者公认淮河为水田和旱田的天然分界线。昔日鱼米之乡的淮北成了黍、麦的低产地。胡焕庸指出：“淮安以南为水田，淮安以北即为旱田，界限非常清晰。”一部地理学著作开宗明义地指出：“淮北是杂粮分布地，江南北是米的分布地。”淮北从高产的水稻生产区演化为低产粗粮产区的原因，不少学者认为明末出现了所谓的“小冰期”；并且认为在明末出现粮荒时，美洲传入的玉米、番薯正好缓解了这次危机。
包括洪泽湖流域在内的淮北地区，1400-1600年水稻减少最为严重，但同样据竺可桢研究，1400-1600年中国严冬次数仅为24次，远不及1200-1400年的60次。竺可桢认为：“中国每百年之严冬次数……第十二及十四世纪而达其极；至十五世纪再行减小，足证自一一○○年至一四○○年，气候必异常寒冷。”这说明，1400-1600年淮北水稻消失或减少与小冰期无关。
考诸史籍，淮北水稻种植大面积转向其他旱作物生产之时，即在所谓的“小冰期”以前以及中间，官府在海河流域植稻的事实不绝于书。就在万历时期，汪应蛟任天津巡抚，见葛沽、白塘等处田多荒芜，遂募民垦田5000亩，水田占十之四，每亩产粮四五石。汪上疏称：“天津屯兵四千，费饷六万，俱敛诸民间。留兵则民告病，恤民则军不给，计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连封，蒿莱弥望，若开渠置堰，规以为田，可七千顷，顷得谷三百石。近镇年例，可以兼资，非独天津之饷足取给也。”这个奏疏获得了批准。天津城南5里有水田200余顷，号曰“蓝田”，为康熙年间总兵蓝理所开浚，河渠圩岸面积达数十里。蓝理曾聘请闽、浙农民传授技术，当地人称这里为“小江南”。
清前期，李光地任直隶巡抚时，涿州水占之地，每亩售钱200文，尚无人肯购，请求兴修河间水田。一旦开辟成水田，每亩值银10两。乾隆年间，直隶总督高斌请开永定河灌田，“查勘所至，众情欣悦”。霸州知州朱一蜚，在乾隆九年(1744)二三月间劝民开井2000余口，用于灌田。一些民间士绅也常自行在北京周边地区种植水稻。石景山有位修姓庄头，“家道殷实，能自引浑河灌田，比常农亩收数倍，旱潦不致为灾”。蠡县有位富民自行凿井灌田，“愈逢旱岁，其利益饶”。乾隆九年山西道御史柴潮生奏请特遣大臣一员，由国家拨款数十万两，在河间、天津二府，督同道府牧令，除运河、滹沱河外，其余河渠淀泊，凡有故迹可寻者，均重新疏浚。在河渠淀泊之旁，各开凿小河。小河之旁，各开设大沟。依次建立水门，递相灌注。旱则引水入沟以溉田，潦则放闸归河以泄水。离水较远之处，每一顷田，掘井一口。十顷田，则堀大塘一口，以供灌溉。并请另派大臣一员，到直隶其他府州，按河间、天津二府的方法办理。他认为，“九土之种异宜，未闻稻非冀州之产。现今玉田、丰润杭稻油油，且今第为兴水利耳”。
农学家认为：如果有了充足的可调控的水资源，水稻可以在多种土壤和多种气候下生长。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George Babcock Cressey)写道：“水稻是突出的农产品，占中国南部地区人民食物的绝大部分。尽管水稻可以种植到极北的海参崴，但在秦岭和淮河以北地区仅有极少量种植。苏北的清江浦和淮安是大片水稻区的极限。”
既然所谓的“小冰期”并不影响海河流域乃至海参崴地区的稻米生产，那么就淮北稻米种植业的消失而言，“小冰期”绝不会是主因。
其实，早有学者通过对淮北地区光热、降雨等气象资料的分析，指出淮河流域水稻兴衰与历史上物候的波动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水患所造成的。也就说，淮北地区无法种植水稻主要是因水资源无法利用，而非小冰期或厄尔尼诺所致。
良好的水利设施不仅是稻米生产的最重要保障，还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气候。菲律宾农学家柯拔兰指出：“灌溉不仅是应用于气候和米的种类，并且它的应用对于米还有这样的作用，就是它可以改变气候本身。”也可以说，淮北水利设施的破坏，造成了气候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变；而不是小冰期之类的气候变化造成了淮北水患频仍。并且，就粮食提供的营养和热量而言，玉米和番薯绝对无法与稻米相提并论。
结语
大运河的修筑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国辉煌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但封建统治者为维持运道，不惜把黄河水流全部逼入淮河，任由黄河水在徐州、邳州、淮安、海州地区漫流，并在基本上没有什么落差、地势极为平坦、极不适合修建水库的淮河中游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人工湖泊——洪泽湖，把皖北数千平方公里的乡村镇市作为蓄洪区，把苏北广大地区作为行洪区。此外，还在鲁西南高地上建造了为运河供水的大型水库微山等湖泊。这些因素造成了淮北生态的急剧衰变，把淮北从鱼米之乡变成了穷山恶水之地。长期的洪水淹浸，使淮北大量城池倾圮，市井成河，桑田沉为湖荡，田庐变为鱼窟。淮北人已忘了“田”“地”这些词汇，只知有“湖”。
明清时淮北的水患以及农作物种植的演变，绝非被污名为素质不高的“泼妇刁民”之过，与小冰期和厄尔尼诺也无实质性的关联，而是封建统治者一手操持的结果，是赤裸裸的人祸。
封建专制统治者随意淹没淮北这样广大的地区，说明他们尽管打着“仁政”的旗号，实质上没有尊重“人”的意识。经常性的蓄水、泄水淹民，充分暴露了他们视民命如草芥的本性；即便救灾施赈，也不过是担心遍野哀鸿变为覆舟之水而已。在这方面，他们绝对无法与近代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恩格斯指出：在文明国家，“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但是，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有责任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比如说设法不要饿死一个人”。在封建专制社会，水患到来时，饿死人，乃至“人相食”则是常态。
封建专制统治者不可能赐给淮北阳光和雨露、施舍真正的福利，不可能推动淮北进入近代文明社会。一句话，专制权力只会在淮北作恶，而不能寄望其行善。当近代江南人承受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痛苦时，被视为与江南相差千年的淮北却苦于没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视饱受责难的近代工业文明为福音。而当专制权力的统制稍弛，淮北出现市场经济的空隙时，淮北人便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