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朝时期（下）
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朱祐樘继皇帝位，是为孝宗，年号弘治。朱祐樘在位18年，致力于内政，亲贤臣，远小人，黜宦官，广开言路，恭俭自饬，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缓和社会矛盾，使弘治朝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明史》称他使"政不旁挠，财无滥费，滋培元气，中外人安"，"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史称"弘治中兴"。
武宗朱厚照是一个纵欲逸乐的荒唐皇帝，所有的政事交由宦官刘瑾处理。刘瑾直接操纵内阁，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一份送刘瑾，一份送皇帝。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主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明中叶宦官权势之大已到了顶峰。
嘉靖初年，由藩王而入承皇位的朱厚熜在如何对待他的生身父母的问题上，与朝廷官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内阁首辅杨廷和主张朱厚熜尊伯父明孝宗为皇考，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朱厚熜极为不满，生气地说："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杨廷和等持原议。观政进士张璁、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主张以孝宗为皇伯考，兴献王为皇考，迎合了朱厚熜的心愿，决定以张璁等议行。杨廷和一派的许多廷臣在左顺门跪伏哭争，请求继续尊称孝宗为皇考。
朱厚熜大怒，"命司礼监录诸姓名，收系诸为首者丰熙、张翀、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等八人于狱"，"逮系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于狱。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人，姑令待罪，……庚辰，锦衣卫以在系上请，……命拷讯丰熙等八人编伍，其余四品以上者俱夺俸，五品以下者杖之，于是编修王相等一百八十余人各杖有差"。朱厚熜不久将生父的神主从湖广安陆迎到北京，册封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改称孝宗为皇伯考。至此，历时十余年的大礼仪之争结束，朱厚熜以血腥镇压实现了自己的意愿。议礼派张璁、桂萼等人先后入阁，参预机务。不久，张璁成了首辅，他"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由于张璁以议礼开罪多人，廷臣一有机会便攻击张璁，连朱厚熜也嫌张璁跋扈，结果朱厚熜的新宠夏言得以入阁，并为首辅。夏言好张权势，专横用事，受贿枉法，逐渐失去皇帝的信任。他的同乡严嵩趁机而起，利用矛盾，依靠大豪门和宦官的势力，把夏言攻倒，坐上首辅交椅，从此执内阁牛耳15年。严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儿子世蕃由尚室少卿升迁工部左侍郎。严嵩还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早就觊觎首辅职位的徐阶策划御史邹应龙"抗疏极论嵩父子不法"，从而使严嵩倒台。徐阶得任首辅。徐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引进东宫官僚高拱。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吃丹药中毒死，徐阶起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由于高拱是穆宗朱载垕当太子时的侍讲，所以徐阶虽然为首辅而高拱则以皇帝的旧臣与他争权，迫使徐阶自请致仕。高拱也因"专权擅政"、"不许皇帝主管"被罢官，由张居正继任首辅。
"土木之变"后不久，蒙古瓦刺部落衰落，鞑靼部乘势兴起。弘治年间，鞑靼部的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势力大增。嘉靖年间，蒙古统治者屡次侵入内地，蹂躏今河北北京一带，威胁北京。日本海寇又肆虐东南沿海。面对"北虏南倭"，明兵疲于奔命。
万历初，大学士张居正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在内政方面，张居正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张居正认为，嘉、隆年间政局混乱，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管钱谷的不知出纳之数，掌刑名的不懂律例条文，官场争名逐利，贪赃枉法。为了励精图治，张居正主张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即根据"实绩"任用官吏，"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各部衙门把应办事情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符存照，每月终注销……，同时另造文册二本，一本送六科注销，一本送内阁查考。"抚、按奉行不力者，六部举之；六部斯蔽，科臣举之；六科违制，内阁纠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张居正又严格规定各级衙门的权限，裁减冗员，精减机构，提高行政办事效率。经济上下令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实行赋役改革。对鞑靼贵族的骚扰和日本海盗的侵略行径，张居正力主抵抗，命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张居正奉行与蒙古俺答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接受鞑靼的臣服。明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从此北方的防御更加巩固，二三十年没有战事。面对沿海日本倭寇的侵扰，俞大猷、戚继光率领军民坚决抵抗，取得了重大胜利。张居正下令在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造成戈铤东方的阵势，全面抗战，巩固了海防。
5.明末社会危机和农民大起义
明朝末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成为衰败腐朽的统治集团。他们一味追求糜烂生活，疯狂地掠夺土地、金钱和财货。明皇室生活的奢侈和浪费更是惊人。如神宗朱翊钧结婚，用接济边防的银子9万两做织造费，采办珠宝用银2400万两，而"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朱翊钧给自己营造的坟墓(今北京定陵）就花费800余万两银子，相当于万历初年全国 2年的田赋收入，约合当时1000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外封的藩王也极为腐朽，宦官横行不法，官僚也竞相追逐钱财。如有作为的大学士张居正，其生活也奢侈至极，有一次南归，用轿夫32人，沿途地方官设宴款待，食品上百种，他竟以为无下箸处。而像海瑞这样刚正不阿、自奉节俭的清官则屈指可数。
明末皇帝不亲理朝政，事事依赖宦官。宪宗朱见深在位23年，仅召见过一次大臣。武宗朱厚照在位16年，未召见过一次大臣。世宗朱厚熜、神宗朱翊钧在位均达四、五十年，都有20多年不理政事。熹宗朱由校终日在宫中舞斤弄斧，做木匠活为游戏，朝政完全交付宦官魏忠贤。魏忠贤培植私党，打击异己，"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许多官僚对魏忠贤卑躬屈膝，如同奴仆。当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魏忠贤自领东厂，以义子田尔耕、许显纯掌握锦衣卫，加强特务统治，谁偶尔说了魏忠贤一句坏话，就会立即被捕，"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当时明政府机构也陷于瘫痪状态。官僚为了保位，寡廉鲜耻，贪污受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出现的情况下，官僚地主无不竞相追逐金钱，营私枉法，奢侈成为风尚。为了满足腐朽生活，统治者加紧对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工商业者的掠夺。土地集中到了空前的程度。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至五、七万亩，多者至十余万亩。天启时，福王封藩河南，朱由校一次就赐田200万亩，河南土地不够，就从山东、湖广等地补足。明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需要，常在赋税之外，用加派等手段对人民进行搜刮。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明借口辽东战事紧急，向人民加派"辽饷"，前后3次，共征得白银520万两。此外，明统治者还加强对城市工商业的掠夺。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朱翊钧即派出太监到全国去搜刮，到矿区去的称"矿监"，到商业重镇和交通要道去设卡的称"税使"，到广东搜刮珠宝的称"珠监"，到两淮搜刮盐税的称"盐监"。由于矿监税使的抢掠骚扰，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反抗斗争，其中声势最大的是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葛诚(后改名葛贤）领导的苏州织工暴动。
与此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互相纷争。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被明政府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返回故乡无锡县，与好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顾宪成认为"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并与在朝当官的同党"遥相应和"，一批在政争中落职的官僚士大夫也"闻风响附"。东林党由此得名。东林党外，尚有浙、齐、宣、楚、昆等党派，他们都是以地缘关系攀结而成，如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是浙江人，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其中以浙党势大。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这些党派互相争权夺利。
明神宗朱翊钧皇后无子，王贵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是长子。但朱翊钧宠爱郑妃，欲立常洵为太子。东林党人上疏反对，各党派争请立常洛为太子。于是有国本"之争。围绕这个问题又产生了所谓的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即梃击、红丸、移宫）之争等。但朱常洛即位不到一个月就病死了。顺天通州人李三才入阁事件，也是当时党争的中心之一。东林党在党派之争中，一度占过上风，叶向高、邹元标、杨达、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宣、昆等党派一度受到排斥。为时不久，魏忠贤专政，结成阉党，藉口"三案"故事，大肆杀戮和放逐东林党人，明朝政治紊乱黑暗达到极点。1627年(天启七年），崇祯帝朱由检继位，才把魏忠贤等人除掉，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
在明王朝衰败没落的同时，东北的女真族却日益强大起来。他们在首领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建立了八旗制度，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汗位，建立国家，定国号为金(即后金），脱离与明朝的隶属关系。1618年，努尔哈赤提出"七大恨"誓师，指责明朝帮助尼堪外兰杀死他的祖父和父亲，与明政府发生战争，攻陷抚顺，进入鸦鹘关。1621年占领沈阳、辽阳。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沈阳为盛京。163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清，改旗名为满洲。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灾荒连年，而封建统治阶级却无休止地对人民横征暴敛，广大劳苦大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土地贫瘠的陕北地区，连年大旱，颗粒无收，明政府不仅不减免租税设法救灾，反而不断"加派"，县官催租依然急如星火，广大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瞻"，不得已乃揭竿而起。
1627年(天启七年），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饥民冲进澄城县衙门，杀死县官张斗耀，揭开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不久，高迎祥在安塞、王大梁在汉南、王左桂在宜川、张献忠在延安起义响应。数年间，起义人数达50余万。为了迎击明军的进攻，1635年(崇祯八年），农民军72营首领大会于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略。会上，高迎祥的部将李自成提出"宜分兵定所向"的联合作战、分兵出击的战略方针，为大家所接受。最后决定分东、西、南、北四路出击，另外一路往来策应，把主力放在明军最薄弱的东路，以优势力量击溃明军的夹攻。
荥阳大会后，东路军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领导下由河南入安徽，占领明朝的国都凤阳，焚毁了明朝皇帝的祖坟。1636年(崇祯九年），高迎祥在战斗中被俘牺牲，余众共推李自成为闯王，领导农民军继续战斗。1640年，李自成率军入河南。河南饥民纷纷参加起义队伍。一部分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如李岩、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等也抱着不同目的参加了李自成的起义军。李岩协助李自成制定了"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中原地区广泛流传着"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谣。1641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洛阳，捕杀了福王朱常洵，没收福王府中金银财货和大量粮食衣物分给贫民。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100多万人。
1642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南下攻襄阳、樊城。次年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建立政权，设上相、左辅、右弼组成内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地方设府、州、县机构。不久，李自成率军北征，占领西安。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封功臣以五等爵。同时，更改政权机构，改内阁为天佑殿，添设六政府尚书，铸大顺钱币，造甲申历，废八股取士，采用散文体的策论考选官吏等。
1644年二月，李自成率百万大军东渡黄河，占领太原，直捣北京。三月，起义军包围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在煤山(景山）自缢身死。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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