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为什么都要标榜自己是“正统”？
我们随便打开一本古代历史书，比如《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部，第一印象肯定满眼都是些王室秘闻与朝堂琐事。
我们可能会发出疑问，怎么这里面记载的全是皇帝干了些什么什么，他与朝廷内外的官员关系怎样怎样。
正如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形容的那样，通篇看到的仅仅是“帝王家谱”“断烂朝报”，怎么就没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点影子呢？
进一步要追问的是，历史到底是记载皇帝的政绩重要还是应该留下老百姓的生活记录？
其实，因为古时缺乏记录工具，最早的文字只能用小刀刻在龟甲或者牛胛骨上面，这样稀少的留名机会，当然只会由君王专享，所以凡是被记载下来的文字，大多与“王事”有关。
商朝甲骨文记录最多的是王者的“占卜”，推测做某件事是吉是凶。后来出现了材质更耐久的青铜器，象形文字就被刻在青铜器上面，这样保存时间更长。
和甲骨不一样，青铜器有时用来盛装食物和酒，有时又被当作“礼器”做祭祀之用-祭天仪式假设上天就像一个人，可以随性吃喝，在青铜器里面放置食物就是为满足上天这方面的需求。
在今人看来，这样做似乎有些滑稽可笑，当时却是最重要的王事活动，丝毫马虎不得，老百姓根本无缘参与，因为帝王正是通过各种仪式显示自己拥有上天授予的唯一权力。
当时围绕皇帝祭祀活动，周围还簇拥着一大批服务人员，负责主持祭天仪式，他们被认为有沟通天地和人间的特殊能力，这个职业统称“巫祝”，有些像咱们今天说的“跳大神”的。
记录帝王告天言行自然是“史”的职能，这个“史”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只负责撰写历史著作，而是重点记载君主与上天交流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祭天典礼和宴会上奏乐，则是“师”的职责。
“巫祝”的地位不高，主要职能还是为帝王日常祭祀活动装点门面。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古书的绝大部分内容为什么都在记录和讨论君主与官僚的言行举止。
据现代史家考证，“皇帝”这个称号是从秦始皇开始出现的，“皇帝”从古代的“圣王”“三皇五帝”中各取了“皇”和“帝”两个字，凑成了“皇帝”这个称号。
表示从秦始皇开始才真正结束春秋战国纷乱争斗的局面，实现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秦始皇称帝以前，诸侯列国名义上尊奉“周王”，实际上“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相互之间一直打打杀杀，不过总的趋势是“国”越打越少，最终在秦朝归于一统。
“皇帝”这个头衔相当于把远古“圣王”的所有桂冠都集中戴在了一个人头上，这真是超自信的一个做法。
无奈，秦朝单靠暴力征伐攫取天下，又一味依赖严刑峻法残虐人民，最后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仅仅维持了十几年的“大一统”局面就迅速崩解。
这让后来的统治者不得不意识到，一个政权的获得和维系并不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情，不是谁想当皇帝就一定具备相应的资格，即使当上了皇帝，这个位子也未必一定能坐得稳当。
一个人要能当皇帝，首先需要证明自己的血统出身是纯正高贵的。
如果某个登上皇位的君主恰好出身低微，臣子们就要想办法为他间接伪造出一个高贵的出身证明，比较便捷的途径就是与古代的“圣王”攀上亲缘关系。进入前人早已为他们规划好的“世系”，或者借助某种神秘力量证明皇位的获得受到了上天支持。
在满足以上条件之后，首先要修改王朝年号，表示与崩溃的前朝不属于同一个时间历法系统，没有同流合污的嫌疑；其次就是要改变旧朝的制度，包括服饰穿戴必须换成与前朝不同的样式和颜色。
汉高祖刘邦登基前仅仅是个底层小吏，总觉得自己出身不够高贵，在身份上有些吃亏，所以汉朝的方士和儒生专门编造出了一个“高祖斩白蛇”的故事。
故事说刘邦当小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喝醉了酒赶夜路，正好碰上一条大蛇拦在前面，高祖趁着醉意拔剑斩了这条大蛇。
刘邦斩蛇后感到困倦，昏昏睡去，正好后面有一个人经过，看到死蛇旁边有一个老婆子在哭。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变成一条大蛇挡在路上，刚才被赤帝之子杀死了。
这人路过刘邦睡觉的地方，把这番话告诉了他。刘邦这才恍然大悟，得知自己原来要当皇帝，周围人知道刘邦不是一般人，于是开始对他敬畏起来。
汉朝人编造这个现代人看起来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就是为了要说明，哪怕是生活在底层的一个卑微小人物，都有可能当上皇帝。只不过你必须具备常人没有的一些条件，这就是皇帝要树立“正统”观念的缘由。
由此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早期思想大多喜欢围绕着君主的神秘出身大做文章。
当然，立“正统”的程序是非常繁复的，不仅仅是编一个神秘的出身的故事就万事大吉，那么究竟要用哪些程式来证明一个帝王具有当帝王的条件呢？老黄以后会为大家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