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来源：《康平知青记忆》 图片来源：网络
风雨中，我们正年轻
□雷玉文
走出城市
1968年9月18日是一个极普通的秋日，像一般文章里常形容的天高云淡，日丽风和。从那以后，我走过了四十个春秋。往事如烟，无数个雪雨风霜都已淡忘了，惟有那极平常的一天却如此清晰一一我永远看见一群稚气未退，却又豪气冲天的青年聚集在沈阳二十中学的操场上，整装待发;无限欣喜，无限虔诚地捧着手中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和一枚红色的毛主席像章，那一年我十七岁，或者说十六周岁。
一大早，草草地吃了妈妈为我精心准备的早餐，爸爸就送我上路了。爸爸的自行车上驮着我的全部行囊——一个漆成白色的木制包装箱，里面装着我的换洗衣服和零碎东西;一个大大的行李卷着妈妈的爱，那是妈妈特地为我缝制的。出来的早，路上车少行人也少，平时喧闹的城市出人意料的安静。爸爸推着自行车默默地走着。该说的似乎早已说完，对于父母的不放心，我心里着实不以为然一一我觉得我已成人，并且有过许多经历(大串联什么的)，能够开创自己的未来。其实，对于我报名到艰苦的地区去，父母并无异议，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对党的安排从无二话，何况，大家都一样的。
远远地望见学校围墙了，墙里主楼前是一排高高的梧桐树和茂密的灌木丛，梧桐和朝阳曾伴我们晨读;绿荫下我们这些“金风凰”对未来曾有过无数美丽的理想。如今，那些美丽的理想早已被我们自己批判得体无完肤，消退得无影无踪。现在我们的理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走进校园，那红红火火的场面便使人为之一振，几十辆敞篷大卡车，在操场上列成整齐的方队;到处都是人，要远行的和送行的那些醒目的大红标语，那上面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几天来就一直使我们年越的心为之燃烧，为之融化。”志存胸内跃红日，双手绣出地球红””身在闹市长大，心在农村练红1”我们是为缩小三大差别而献身啊！我们的理想有多么远大！相比之下，先前我们个人的理想显得多么苍白，多么渺小！正因如此，几天来，我们大多数人踊跃报名到最艰苦的边远地区去，我们羞于请求照顾，尽管有的人确实有困难。
八点多钟，车队驶出校园，秋天明媚的朝阳使城市，使车队全都罩在一片金灿灿的金光中。街上的行人驻足默默地注视着我们，我们中有人很潇洒地挥手高喊：再见了，城市！再见了，沈阳！大约半小时后，车队驶出市区，行进在郊区广阔的原野上。
突然，我们的车身猛的一震，停住了。我的腰重重地撞在车厢板上。有人招呼我们下车。发生了什么事?不看不知道，这一看着实叫我们后怕一一只我们的车斜着停在路边，水箱哗哗漏水，保险杠扭得像麻花，一只前轮已冲出路面，路基下面是不深也不浅的排水沟。哎呼，太吓人了，这要是翻车了，那我们这一车人……后果不堪设想！差一点闹个出师未捷身先亡啊。原来，是前面的车因故急刹车，我们车来不及停车，就撞上了。带队的军宣队安非我们把行李分别仍在别的车上，人也分别上了别的车，车队就又出发了。这一次，吸取教训，车距拉开放慢速度，几百米长的车队浩浩荡荡，首尾相顾，逶迤而行，向北，向北，一直向北，向陌生的土地进发。下年四点多，车队进入康平县界。这是辽宁最北边的一个小县，四分之一的县界与内蒙科尔沁左翼后旗接壤。在生产方式上已经完成由半农半牧向农业化的转变。这儿没有作家笔下如花的草原，没有沈日郊区那一马平川的水田、也没有辽东丘陵那险峻的山势。这里的地貌少见大块的平原，连绵的沙坨子象远古洪荒时代缓缓涌动的洪水，突然被凝固了。在这起伏不平的波谷间，这一块儿是玉米，那一块儿是高梁；矮趴趴的是花生，白花花的是荞麦。没开垦的沙坨子上偶尔有一群羊或几头牛在啃着草皮。
不知什么时候，太阳落入地平线下面去了。幕色中，寒气渐侵。我们的心，早晨出发时激越的心，也已被这漫长的一天，被眼前的荒凉冷却了。至此，我们才读懂“遥远”“荒僻”这几个字的含意。陈坨子，李家窝棚……随着这些陌生的名字，不断的有车从车队中分流，拐人岔路，而我们的车还在行驶。路边的景物已经看不清了，我们的车还在向前。天色差不多全黑时，我们的车终于在一座村庄边一趟低矮的土房前停住了，黑暗中亮着昏黄的电灯，许多有力的手帮我们卸下了行李，车队又驶向暗夜一一他们的目的地还在更远的地方。进入屋内，在白楂的长発上坐定，乡亲们给我们端上来热乎乎的油饼，和热了不知多少遍已经“面糊”了的菜，还有酽酽的浓茶，几乎一整天不曾吃饭喝水，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动筷、实在是吃不下。喝口茶吧，那茶怎那么苦，苦得难以下咽。有孩子和妇女挤在门口望着我们怯怯地笑，屋里屋外好多人在忙碌着，望着一张张朴实的笑脸，我们疲倦的甚至说不出一句感激的话。
乡村的夜，黑得那么浓，静得那么神秘。窗上新糊的草纸严严的，透不过一丝星光。躺在远离家乡的土炕上，如漂浮在天地未开的混沌中，一时间，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身边是悉嗦的枕被声，我知道，我的同伴也如我一样，不能入睡。她们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想，明天，明天会是什么样?混沌中，我觉得，康平，这个从远古蛮荒时代走来的老妇，正展开粗糙的手臂，悄悄的，悄悄的拥我们入怀。
土房新家
远处几声悠悠鸡叫，醒来天已大亮。我们走出房门看我们的新家。这是一排用泥垒的土房，一共六间，据说是用生产队的马棚改建的，没有院墙。屋前30几步远斜横着一条人踩出来的土道，再前面是生产队的菜地，菜地的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了。房子的东面是一个用土墙围起来的菜园子，有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这园子与房子合在起构成一个整体，成为北方农村常见的那种老院。房西离开一点是一条大道，大道的西边是四家子中学。房子的后面是生产队的队部和场院。四周几乎没有住户，离社员群居的“街里”稍远了点。屋里是用泥抹墙，没有油漆的窗上是新糊的草纸，很简陋。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环境也是生产队费心布置的一一那是一个太穷的地方，下来之前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由于是公社所在地，这里居然有电，这已经比我们下来之前想象的要好得多了。
就在这几间土棚里，我们度过了初步人生和社会那段今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就在这里，我们用我们稚嫩的青春和尚未发育完全的身体勇敢地面对环境骤变带给我们的艰辛。就在这里，春雨中我们播种，夏日里我们除草，秋霜里我们收获，严冬里，在温度零下的房间里学会保护自己不被冻坏。就在这里啊，年轻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渡过了多少艰难，演绎了多少快乐，真挚的青春故事。四家子岁月，那金子般的年龄，金子般的岁月，魂牵梦绕的，留在记忆里永不褪色。
脱胎换骨过两关
初到农村，吃住等这些环境都好适应，最难过的是劳动关。头两天，队里照顾我们，给我们拿些零活。到了第三天，我们全体就都随社员们下地去收割了。
九月的辽北，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早晨，阳光金灿灿的，草叶上带着晶莹的露珠，空气中都是草木的香味。我们每人手拿一把镰刀，走在下地的人群中，一路走一路辦认，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心情轻松又好奇，感觉不是要出力干活，倒像是结伴出去郊游。社员们见我们这群城里来的大孩子居然连普通的庄稼也不认识，觉得好笑极了，来到一块荞麦地边，我们中又有人问:这是什么?有人笑答是花生。王长周不知就理，弯下腰拔下一棵荞麦，仔细地看:“怎么一个花生也不结啊?”社员们闻听此事笑得不行，说那是莽麦怎能结花生啊。笑声，营造出一种更加轻松的气氛来。可是浪漫生活马上要展示它严峻艰难的一面了。
队长吩咐一声拿垅，社员们迅速地依次排好了就干了起来。看他们轻巧地挥舞着镰刀，那养麦就在他们手下一片一片整齐地倒下。我们也跃跃欲试，依样画葫芦地割起来。可是荞麦怎么也不听话，手中的刀也不好使。这荞麦有一尺多高，蹲着割不是，撅着干也不行。眼见社员们蹭蹭地远去了，我们オ割了三、四尺远，还在地头“打磨磨”。这时，只听得陈永煦“哎呀”了一声就蹲在地下不动了。闻声我们围了过来，见她皱着眉头，一手按着被刀尖割伤的脚踝，血从指缝间流了出来，看的出她很疼，汩汩的鲜血把我们都吓住了。我们束手无策地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永煦见我们围着，瞪了我们一眼嘟囔了一句“我的袜子完了”。她当然不会真的心疼一双袜子，可她这种本末倒置的幽默把我们都逗笑了。不渲染伤感，不夸张痛苦，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能顽强的坚持，这是几个高中的大姐姐给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小妹妹做出的表率。永煦是我们中最大的一个，她不是有意地做我们的大姐，做我们的楷模。可是她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坚强、乐观、率真的性格却时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在以后或艰辛或快乐的共同生活中，她与我们这些小妹妹成了朋友。当然，我们也宽容地接受了她偶尔表现出来的“小性”，也不再害怕她生气或不快时的“冷峻”。
俗话说“三春不如一秋忙”，真是那么回事。春天种下一粒小小的种子，秋天长成一棵大大的庄稼，粮食、秸杆都要还家。秋天的活又多又累人。白天我们和社员一块出工，连滚带爬地也跟不上趟，累得回到青年点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了。晚上，还要归置生产队给我们青年点送来的柴禾。一车又ー车的秸秆，稀里哗啦卸下来，小山一样堆在门前的空地上，再累，也得去收拾。这天晚上，吃过了晚饭照例又是码柴垛，一垛还没码完，又卸下来一车。看着干了半天仍是小山般的柴堆，我们浑身都瘫软了，真想要哭。不知是谁，一下子躺在了柴堆上:不行了，不干了，今晚说啥也不干了。对!不干了不干了，七倒八歪的我们都躺在了柴堆上。
天慢慢的黑下来了。原野上升起的薄薄雾气与村里的袅袅炊烟搅在一起。鸡不鸣，狗不吠。一轮又大又圆的黄月亮悄悄的从东边渐渐升起，爬过了屋顶，爬上了树梢，向这个塞外的小村洒下一片迷蒙的月光。有谁轻轻的问了一声:“今天是中秋节吧?”没有人回答。秋虫叽叽，衬得四野更加静寂。我想起、在家过中秋节，晚饭后妈妈会给我们姐弟每人分一块月饼。可今晚，妈妈知道吗，我们这群离家的孩子，没有月饼，忘了过节，甚至累得不能动?看着周围一声不响的同伴，我不敢说出我心里想的。月亮升得更高、变白，变小了。原野里雾气散去了，风轻得几乎感觉不出来，月光如水洒在我们身上。身下的柴堆暖暖地托着我们，散发着泥土和青草好闻的气味。不说，不动，也不再想，就这样尽量舒服地躺着，永远这样躺着，真的希望明天不再来。忽然，从高高的柴堆那边，传来了一阵低缓的慢板:“远望着，沙家滨，云遮雾障……”不知道那边也有人，静寂中悠忽一惊，我们全都坐起，互相对视了一下，永煦轻轻地说:“邱新睦，他想家了。”是啊，我们离开家已经十多天了，我们都想家了！
不愿让他知道我们在这边听到了他的忧伤，那一夜我们在外面坐到很晚，许久许久都没动。
艰难オ刚刚开始，在以后的劳动中，我们知道了割荞麦是秋天里很“俏”的活，其他活要比这难多了。割玉米、高粱这些高秸秆作物要有相当的技巧，趁手的家什，还要有力气，而这三点我们一点也不具备。割豆子，干燥的豆荚像针，像刀，扎的手鲜血淋漓；拔花生。掌心里的大泡水灵灵粉红色圆圆的如新剥出来的花生米。剥玉米，这活看起来简单、干起来最不容易。剥玉米是大田收割完成后，时令已是深秋。早晨庄稼上是一层厚厚的白霜，受伤的手乍一抓起满是霜雪的玉米秸，那疼痛直钻到心里，一会手就麻木了。割倒的玉米秸子一铺一铺地躺在地上，顺着长长的耕垄几乎要排到天边。弯腰90度的姿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手疼、腰疼、跟不上趟心里又急，抬眼看着，垄的尽头在哪啊?仍然遥远如在天边，心里的那份绝望也随着垄沟台向遥远的天边延伸，夜里，肿胀的双手无处摆放，梦里才禁不住呻吟出声。可是第二天，当新的一轮太阳光艳艳地从东方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又随着人群下地了。我们从不曾放纵自己，我们知道，如果有一个人不想去了，那么其他人也会不去;如果我们休息一天，那么我们也许再也不愿出工了，如果我们其中有一个人哭了，那么我们全体就会一起落泪。如果…。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不进则退而我们必须是向前的。艰难在我们的毅力面前一点一点的退却，体魄一点一点地在劳动中强壮一一这是怎样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啊!
一年以后，我们已是队里主要劳力的一部分了。有一次，春播，种玉米。不知为什么，我们看出了队长在有意的“拉”我们。我们几个嘴上不说什么，心里的劲却上来了，暗暗地加足了劲。永煦轮起大镐在前面刨坑，我挎着土篮跟着点粪，叶宝撒种阎庸踢土，我们四人组紧紧跟在打头的后面，一步不落。到了地头，队长回过身来意外的看到我们也站到了地头，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话语里带着赞许:点上的妇女挺能干啊!
相对来说，生活上的“关”就容易过多了。浆洗缝补这些生活上的小事，自是难不倒我们这些女同学的，男同学也是个个很要强，从不让我们这些女同学帮忙。记得有一次，因为有事，到男同学的房间去，看到姜健在补裤子，顺手拿过他手中的活，我们不禁大笑起来，原来他怕把裤腿缝连了在裤腿里放了一本书，这倒不失是个好办法。那块补丁嘛，也正好地遮住了膝盖处的破洞。我们笑的是那针脚，那针脚大大的每个快有一厘米长，向四外夸张的呈放射状，极具漫画效果。在学校我和姜健是同桌，很熟的，说笑起来没有避讳。笑够了我说“咱们给你补吧!”不知是被我们笑恼了，还是不好意思了，姜健的脸突然涨得通红，一把抢过裤子掖在身后:“不用!不用!不用!”看他那坚决的样子，我们不敢再笑，也不敢再提那裤子。唉，这该死的爱笑的毛病！
闲的时候，永煦和象绮爱织毛衣，这个活我不爱干，在家的时候都是妈妈给织，能干的我们要尽量自己干，于是也学着自己拆、洗毛衣，可是织到领子部位时，怎么也织不上来了，气的我把毛衣扔的老远。真是的，自己笨，跟谁赌气呀，还耍起了小孩子脾气。象绮不声不响的捡起我扔掉的毛衣，一会的功夫就给我织好了。真的，这件事很小很小，这点活也不算什么。可是，许多年来，我多次想起这件事，那种无声的安抚和劝慰就是今天想起来也感念至深。从那以后，当别人有了难处而烦躁的时候，我也是愿意这样默默地伸出手来相助一把，哪怕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可是那心头感受的温暖却也是无比可贵。
过革命化春节
刚到农村的时候，我们还保持着“文革”中形成的对领袖的狂热信仰和虔诚的崇拜。1968年12月底的一天，广播喇叭里通知晚上8点多钟有“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吃过了饭我们就聚在广播喇叭下等，生怕听不清，生怕漏过了，并做好了记录的准备。那一晚的最高指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短短的一句话竟使我们大为激动。在那个以毛主席的话为一切行动准则的年代里，我们的激动是情理之中的一一我们已经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主席的话肯定了我们上山下乡这一革命行为的正确。想到应该庆祝一下，像在城里每逄“最高指示”发表时那样。兴致勃勃地，我们走进寒冷的夜幕中。嘣嘣锵，嘣嘣锵，我们手中的锣鼓家什势单力薄的响着。乡村的街道黑黢黢的，冷冷清清，连一个好奇的探头探脑的人都没有。甚至连公社办公室的门窗也瞪着黑洞洞的眼睛不解似的看着我们!手里的家伙不响了，嘴里的口号也不喊了，兴味索然，偃旗息鼓地，我们回到了青年点。
转限，我们到农村四个多月了。冬天的农活不多，农民唯一的大事就是过春节，这个春节上级指示不让我们回城，要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让回家就不让回家，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过春节多热闹啊，而且还要开联欢会呢。张队长安排下来:点上的妇女出一个节目。到农村以后，我们的女生变成“妇女”了，叫的我们好像一下子老了ニ十岁似的。出什么节目呢?方案很快就有了:跳忠字舞，从学校跳到社会，从城市跳到农村，跳的烂熟，不用现学，这是一。第二，我们觉得有责任在贫下中农普及这一新生事物。那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天下为己任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理想和责任。
下乡头几个月里，我们还保持这文化大革命中开始的习惯，饭前背诵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是必要的仪式，天天做，雷打不动。现在想起来是那么滑稽的事，当年我们做的极认真。此时我们还把跳舞当做是一项热身运动。农村的土屋很冷，冷了我们就站起来，在狭小的空间跳上一阵。直跳的尘土飞扬，我们的身子暖和了方オ停下来。因此跳舞的方案一提出来，立即得到全体一致的赞同。当下我们从中选了八个舞蹈操练起来。说心里话，那动作，那舞姿硬硬的，不怎么美。那时有一个最流行最普及的动作，几乎每个舞蹈里都有:前腿弓，后腿蹬，右手握空拳放在胸前，胳膊肘向外拐。这是一个表示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动作语汇，我们觉得这动作不但美，而且真的给我们增添无穷勇气似的。齐就是美，我们不但把动作练的很齐，八个人把小辫子也剪得一般齐。每人耳边齐刷刷的两把小刷子，一样的黄胶鞋，一样的黄军帽，只是衣服凑不齐，怎么办呢?有了，向派来和我们一起过革命化春节的解放军借，这下就齐了。衣服又肥又大，这好办。长么我们可以改短，肥么腰间扎根皮带。装备起来，真是神奇极了!帅气极了!说好我们的舞蹈是男生伴奏，演出的时候，我们跳着跳着，觉得不对，乐队声音怎么这么小，听都听不到，原来，没经过合练，这些男生并不知道自己的职责，不管我们了。尽管如此，那一晚的演出也算成功，事实证明，我们无伴奏舞蹈功力不浅。从此以后四家子的社员们都知道:东队点上的妇女很会跳舞。男生也出了个集体节目，口琴齐奏。七八个男生往台上一站，一人一把ロ琴，像哨西瓜皮，且有一半人是带眼镜的，这阵势社员们都没看过，台下的人们个个乐不可支“这么多的二饼(眼镜)，流毒中的太深了!”那个春节，又红火又热闹，倒是真的没想家。
青年点的日子
下乡不几天的一个傍晚，张学玉从外面回来，怀里抱着两只小猪崽。这两只小猪腰身长长的，纯黑，没有一根杂色毛，缎子似的闪着光。放到地上，一点也不认生，哼哼地用鼻子在地上拱着找吃的。我们立刻就喜欢上它们了。这时赵薇从外面进来说:“知道吗?这两个猪有名了。”我们大感兴趣:“叫什么?”“一个叫猪彩云，一个叫猪彩凤。”哗的一下，我们几乎笑出泪来:“谁起的?”“姜健!”这个姜健，平时不言不语的，说起话来真逗!还真是个农家女儿的名字哪。当下我们七嘴八舌地夸那两个小猪有多么多么的漂亮，身段有多么多么的适称，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我们在夸谁家的孩子呢。当下我们决定，这两个小猪今晚就在我们屋住。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它俩把我们的“闺房”弄得臭烘烘的。真是的，快走吧，我们不要你们了。一顿轰，把他们赶走了。
这两头猪后来养的很大，在我们清苦的农村生活中帮我们解馋，给我们的餐桌增加营养。1969年初秋，叶宝接到家信，要她随家去大同。仓促中男同学一个也不在，他们全体到刘油坊大队去串门了。而叶宝明天就要走，我们买了两个罐头，是红烧赤贝和五香鱼，炒了点青菜，算是给叶宝送行。事后，陈永熙坚持大家不要齐钱，罐头钱她个人付了。晚上，月上中天了，男同学们才回来，我们讲了叶宝要走的事。还是男同学有魅力，姜涛把手一挥:“后天走，明天杀猪!是猪彩云还是猪彩风?早就分不清了，那头猪我们养了快一年了，足有二百多斤。就在那一年的夏天，净吃苞米面，没有一点米糠，把个能吃的大猪饿的直叫，每天中午吃过饭，我们钻进密密的青纱帐，去采野菜。养活了它两个多月，度过了饥荒。原本是想留到了过年再杀的，但是叶宝要走了，以后还不知道是否能回来，喂了两个多月野菜，原还不肥，但我们还是把它杀了。
下乡后的第二个春天吧?暖融融的春光里，我们发现院子里多了群毛茸茸的小鸡。鸡妈妈带着它们觅食，一忽东，一忽西，像一堆会流动的珍珠，可爱极了。不用问，这又是我们伙食长张学玉买来的。我们这个家是越来越像家了。养鸡很省心，几乎不用喂。没过多长时间，这些小鸡就长得比鸽子大了，溜光水滑的，很招人爱。可没过多久，鸡妈妈先病了，在鸡窝里打蔫，不肯出来。我们知道村里正在流行鸡瘟，我们束手无策，一点办法也没有，眼看着它死了。男生在屋子西头的空地上堆起了一座小小的鸡冢，鸡冢前立了一小块石板条，权作是碑吧。这只鸡死在我们青年点，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可是，这不算完，每天都有打的，陆续有鸡死去。不能眼看着它们一批一批的死光啊。怎么办呢?不知男生是怎么商量的，这一天，邱新睦拿着一把菜刀冲进房门，嘴里说道“今儿大开杀戒”。把有病的鸡都杀了，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里正是春末，青黄不接的时候，没有菜吃，每天只吃咸菜疙瘩就饭，已经好几个月不闻肉味了。杀了的鸡小的可怜，可是用来炒成菜，却香的比什么都好吃。谁也不在乎是瘟鸡了。这样，陆续的病，陆续的杀，后来连我们女生也开了杀戒。几天下来，二十多只鸡只剩下了一只在坚强地“独立”，很奇怪，那只鸡居然逃过了这场瘟疫，长大后生了很多的蛋，真是一只不受邪侵的“金鸡”啊。
也是一年的春末夏初，有时青黄不接的季节。队里一匹四岁的小马得了肠梗阻，说是没救了。队里把它杀了，每户分了一小块肉，剩下一挂“下水”，也没法分，队长说给点上吧。做饭的叶宝一看犯了难说是要了吧。她一个人确实对付不了一堆烂肠子。可是总不能说不要吧，这样叫社员们瞧着我们太不会过日子了。再说，好长时间了，没有菜吃，更不见荤腥，天天顿顿小葱蘸大酱，吃的我们眼睛都发绿。实在没有菜吃，有时我们也学社员的样挖一点野菜，什么苣荬菜、猪毛菜、苋菜什么的，好在我们头年下了一缸大酱。可是那也解不了馋哪。我说:“这样吧，先抬回去再说。”看着抬筐里乱七八糟的一大推，陈永煦不说话挽起了袖子。闫庸不好意思的说我实在恶心下不去手，我给你们挑水吧。照社员们教我们的法子，我和永煦用碱搓，用盐揉，用水一遍一遍地冲，一会儿，门前就流成了一条污浊的小溪。把洗好的马肠子放进锅里，大家七手八脚地抱柴火，烧火。烧开了再放一把从园子里拔的小葱做佐料，啊，香味立刻就溢满了厨房。我们相视而笑:能吃，总算没白忙活。厨房里的灯光映着灶坑里的火光，东西两屋弥漫着香气，那情景，那心情，就像过年。
紧挨着青年点房子旁边是一个菜园子，队里把菜园子拨给我们种，刚到的那年秋天，我们把队里分给我们的柴火就码在这园子的一角。四周是泥土垒就的墙，不太高，也破败了。生产队牛群隔看墙闻到新鲜秸秆的气味，馋的不行。公牛低着头用角只消那么一別，土墙就塌倒一片。牛群旁若无人地从缺口长驱直如，在我们的柴堆上安营扎赛，赶也赶不走，把我们辛辛苦苦码好的柴堆糟塌的一塌糊涂。那一年冬天，我们的园子变成了牧场。
春天来了，我们赶走了牛群，修补了破损的围墙。学着社员们的样子在园子里栽上土豆、地瓜，种上了豆角、茄子等蔬菜。没几天，小苗出齐了，我们满心希望地盼着，希望能吃到自己亲手栽种的蔬菜。可是过了几天再看，小苗不但没长大，几乎没有了。把我们的鼻子快要气歪了。原来牛群仍把这里当做他们的家，把我们补好的围墙又都弄开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它们的同盟军一一鸡和猪。那一年的夏天，园子里除了草，什么也没长。
开始感到生活的艰难了，我们的心情都很低落。有一天从地区革委会来了一位首长，到青年点来看我们。那时正是我们干活很累，又因菜园子被毁感到极其沮丧的时候。首长进来了，如入无人之境一一我们躺在炕上谁也没有动，也没有人说话。那位首长自说自话地搭讪着出去了。送走了首长，姜涛进来把我们狠狠地说了一顿。自知做的不对，太没礼貌，我们谁也没有分辦。该种秋菜了，我们把荒芜的杂草铲掉，种上了萝ト、白菜。播种后的第三天，姜涛召集我们开会:“明天小苗就出来了，该怎么办?还像春天那样喂了猪和鸡吗?”看着他那神态，俨然是一位指挥员在指挥一场战斗。被他的情绪感染，气氛活跃了起来。“当然不能像春天那样…”，当下大家七嘴八舌制定了措施。说干就干，男生和泥，女生去弄树枝，在晚霞的余晖中，我们结结实实地补好了院墙，又在墙头插上密密匝匝的一圈树枝，这样鸡就飞不进来了。
这一年的秋天，我们菜园子大丰收。白菜、萝ト，还有芋根头，长得硕大无比，吃都吃不完。
作者:于1968年下乡康平县四家子公社四家子大队，退休前为建设部东北煤气热力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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