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作者：洪振快（历史学者）
跪拜违背人性，其目的是通过仪式化的举动，贬低跪拜者的人格。
中国古人注重礼仪。礼仪就是礼的仪式化。为什么要仪式化？因为“畏敬之意难见”，口说无凭，内心难见，所以要用仪式加以表现。
最需“畏敬”的是君主。君主至高无上，应享有最大的“畏敬”，其仪式化表现，就是臣民见到君主要行三跪九叩之大礼。
跪拜违背人性，其目的是通过仪式化的举动，贬低跪拜者的人格。对君主来说，三跪九叩的大礼就是要让臣民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低到尘埃里去的”，以此显示自己的威权。
历史上，中国君主以这种心态对待周边藩属小国，而且行得通，但对西方大国就行不通了，演变成“礼仪之争”，不断酿成外交事件。
在外国使节觐见礼仪上，清代皇帝的心态经历了一个节节后退的过程：首先是要求必须三跪九叩，在达不到此目的时避而不见，进而退到行鞠躬礼，但力求在觐见地点上挽回面子。
在鸦片战争前，清朝君臣自认为是天朝上国，所有国家都是来朝贡的，所以外国使臣觐见时必须三跪九叩，否则不予接见。西方国家对此要求普遍反感，但为了经济利益，有些国家可以变通接受。
1653年俄国派出的巴伊阔夫使团抵达北京后，因为拒绝“有损国威”的跪拜仪节，而未获召见。之后，在觐见礼仪上，俄国派出的使团多次与清廷发生冲突。
英国派出的两次使团及发生的礼仪之争更为人知。
一是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中英双方就觐见时的跪拜礼节多次交涉。使团于8月11日到达天津，清廷官员在陪同前往北京途中就提出必须跪拜，英方当即拒绝；到通州后，再次提出，英方以不熟悉礼节推托，清廷官员当即示范，但英方拒绝学习；24日，英使抵达圆明园，中方再次提出，英方推托说到北京城里后再讨论。
到城里后，清廷又派传教士去游说使团，英方拿出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说如果他们按清廷要求行礼，清方也需派同级别官员先跪拜英国国王、王后像；之后，英国使团到承德热河行宫拜见乾隆，和珅多次派人交涉跪拜礼节问题，英方坚持不跪拜，只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乾隆知道后，“朕心深为不惬”，取消觐见活动，并下旨斥责英使“妄自骄矜”。
最后，双方算是见上面了，但英使到底三跪九叩了没有却是个疑问，中方文献说是跪拜了，英方材料说没有。
1816年英国再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清廷派出多位大臣试图说服英使遵行三跪九叩之礼，但被拒绝；嘉庆皇帝闻知大怒，拒绝召见，还说“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阿美士德使团只能无功而返。
鸦片战争后，清帝自知做不到让人下跪，又不能失去面子，于是采取避而不见的策略，以皇帝年幼等理由，拒绝接见使节。这样一直拖到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各国驻京公使要求觐见，面呈国书，清廷被迫同意。6月29日，同治接见各国公使，日本大使副岛种臣行三揖之礼，英、法、美、俄、荷等国公使行五鞠躬之礼。
这次接见，被安排在紫光阁。当时各国公使均不知清廷如此安排的“险恶”用心。紫光阁不在紫禁城内，而是在西苑，一般用于接见外藩属国贡使和蒙、藏王公。这意味着清廷仍将各国公使当作藩国贡使耍弄了一番。外国人一开始不知道此中奥秘，了解情况后便大不高兴。之后外国公使再要求觐见，清帝则批旨在紫光阁召见，外国公使则推托不去。
后来，一度改在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其实级别更低，使得各国公使“大为愤激”。他们一再提出，要求“改于大内觐见”，乃至“在宫内首殿觐见”。在压力下，清廷做了让步，1894年11月12日，光绪皇帝在文华殿接见各国驻京公使。文华殿在紫禁城内，地位仅次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次年议和，各国公使要求改革觐见礼节，提出各国公使共同觐见时必须在太和殿，一国公使单独觐见时必须在乾清宫。清廷对此“力加驳阻”，经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规定在“大内之乾清宫正殿”接见各国公使。
现在来看，清廷的固守不让多属不必要，实质是对皇权尊严的竭力维护，而非真正出于国家利益。这也反映了儒家倡导的礼制，在历史实践演化为皇权专制的维护者，成为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负面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