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113—128页。微信版已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请以原文为准。
图像史视域下1917年涿县水灾研究
——以邓之诚水灾摄影照片为核心
穆 俊
摘 要
图像与文字都是历史记述的重要方式，但图像可以更直观地再现文字无法呈现的历史细节，佐证或纠正相关历史记载，邓之诚1917年拍摄的涿县水灾照片在这方面就极富价值。梳理邓之诚水灾摄影照片，对比并结合文本记载，对1917年涿县水灾的致灾祸首、灾情、急赈问题能形成更深刻的认识。从致灾祸首看，此次水灾祸首应为拒马河，而非永定河。从灾情看，灾民身、心受到水灾双重打击的同时，严重的城乡和贫富差异又进一步加重了底层贫民的受灾程度。从灾情应急赈济看，个人和慈善团体的义赈明显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中中国红十字会的急赈更呈现了严格遵守红十字会活动宗旨、多举并重、集中式多点散赈的特点。
关键词：图像史；涿县；水灾；邓之诚
1917年夏秋之际，京兆、直隶地区连降大雨，海河流域各河悉数泛滥，河堤相继冲溃，受灾地区达百余县，此次水灾史称“京直水灾”或“顺直水灾”。由于这次水灾灾情严重和影响广泛，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已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分析京直水灾发生的自然、社会因素和影响，探讨政府、社会慈善团体、个人的赈灾方式、特点及效果。虽然不乏学者注意到“图像”对于此次水灾研究的重要性，但这些研究成果依然将图像作为文字叙述的附庸，忽略了图像本身即具有呈现历史的价值。与此同时，从研究空间上看已有成果更多地关注整个京直或城市水灾问题，对于受灾更广的县域及乡村则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以邓之诚摄影照片为核心史料，尝试从图像史视角揭示1917年涿县水灾被忽视的历史细节，深化对此次水灾致灾祸首、灾情和赈灾情况的认知，进而推动县域和乡村灾害史的研究。
一
邓之诚与水灾摄影照片
像其他类型的历史证据一样，图像或至少大部分图像在被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将来会被历史学者所使用，图像制作者所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有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所以，对于试图利用图像做证据的人，就像“开始研究事实之前，你必须先研究历史学家”一样，应当先研究它们的制作者。另一方面，从图像本身性质而言，图像同文字一样，都是历史信息的承载者与记录者，从事实层面来说，图像本身往往也是历史事实或进程的组成部分。历史“图像”为人类理解过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证据，但历史图像研究不是看图说话，应该更关注图像本体及其所在历史语境的分析，才能走出“图像证史”那样最简单的历史资料证据图像化的老路。基于“历史、图像、图像制作者”关系的反思，考察邓之诚及其水灾摄影照片便成为本文首要的工作。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文如居士、明斋、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生于四川成都，其叔曾祖是清道光年间闽浙总督邓廷桢。他幼时读私塾，稍长随父亲至云南，受父亲教诲，略习六代历史，后考入云南两级师范学堂，专攻文史，成绩优异，获举人出身，毕业后任《滇报》编辑。1916年，他自滇入蜀，积极参与护国军运动，并谒见了孙中山、黄兴以及护国军统帅蔡锷等人。1917年，他又自蜀出鄂，沿江东下，始返吴中。同年秋，贽见缪荃孙先生于上海虹口联珠楼寓所，适以叶浩吾的介绍，应聘于北京大学，乃浮海北上，担任国史编纂处民国史纂辑，后任《新晨报》总编辑。1927年起，邓之诚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史学教授。1931年起，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邓之诚被捕，出狱后虽生活清苦，却坚拒为日伪工作。1945年，燕京大学复校，他仍回燕京大学任教，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1952年，院系调整，他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邓之诚学识渊博，除治史讲史外，对金石、书画、陶瓷、玺印、版本、校勘、目录等都有很深的造诣，一生著述丰富，著有《骨董琐记》《中华二千年史》等。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教育家，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门生有朱士嘉、顾廷龙、谭其骧、王钟翰等。1960年，邓之诚病逝于北京，终年73岁。从家庭背景和教育、工作、社会活动经历看，邓之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又具有新锐的思想和开阔的眼界，这种民国文人特有的儒者气质、家国情怀和锐意进取的新观念影响了他的摄影旨趣。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摄影工业取得了重大突破，透明片基的软片、胶卷、小型镜箱的流行，为邓之诚这样的业余摄影者提供了便利。因此，邓氏不仅是文史大家、著名的教育家，还是一位资深的摄影爱好者和影像收藏大家。他不仅于所到之处摄影留念，而且在他主笔《新晨报》时就开始收藏《晨报副刊》刊发的新闻照原件，还有更多的照片是他从旧书铺、旧货摊、小市地摊以及打小鼓的手中购买而来。很多收破烂的专门为他收集照片送去，他都会高价收买。除了小商小贩，他的友人中也有一些同好大家，如著名北京史地风物学者张次溪，常常售卖北京照片给他，被邓氏称为“相片张”。邓之诚生前影像收藏最丰富时，共有八千余幅之多，大约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清末民初各种人物照片，二是北京市的风俗照片，三是大树的照片。邓之诚影像收藏丰富，但生前未能整理出版。1962年，在时任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馆员冯宝琳女士的努力下，通过反复与邓之诚亲属交流，多次谈判议价，最后北京图书馆以3 000元购入邓之诚先生收藏的绝大部分影像，凡597种，其单张照片5 180张，相册51本。本文作为核心资料的水灾摄影照片即出自邓氏之手。
笔者以《涿州老照片》中的老照片图像和文字为线索，在国图“中华古籍资源库·前尘旧影”数据库中，通过检索“赈”字和“水灾”“涿州”“灾民”“红十字”等关键词，依据网站老照片题名（包括照片题名和照片上的题字），将老照片中人像背景、建筑与今日涿州历史遗迹遗址进行比对，同时结合邓氏1917年秋北上进京时间与京直水灾时间，最终确定国图“前尘旧影库”中有80张老照片与此次水灾发生时空上高度契合，并明确反映了1917年涿县水灾场景，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1917年邓之诚水灾摄影照片
这80张照片均为黑白照，年代久远且泛黄，有的老照片局部还模糊不清，从其题材看都为纪实性户外摄影，按照主题又进一步可分为“风光摄影”和“人像摄影”。根据照片内容，风光摄影集中在河流、建筑，人像摄影包括灾民、赈济者。这些老照片不仅呈现了邓氏在涿县的行迹，还再现了1917年涿县水灾灾况与救灾情况。
二
图像·区位·河流：涿县水灾祸首辨析
灾难，尤其是自然灾害无法预测，但灾害拍摄者通过在场性的纪实摄影风格，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灾害画面”的科学理性与权威性。因此，作为水灾亲历者和有责任感的文人学者，邓之诚拍摄的水灾照片摆脱了彼得·伯克所担忧的“虽然照片不会撒谎，但撒谎者确可能去拍照”的问题，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
民国《涿县志》载涿县区位为北京以南各省交通往来的孔道，东邻固安县，西接涞水县，南达新城县，北与良乡县相毗，东南与霸县、西南与定兴县、东北与宛平县、西北与房山县接界，商旅辐辏，货物云集。该县过境河流很多，斗转星移，河道变迁，民国以来尚存河流六条，即永定河、拒马河、胡良河、琉璃河、小清河、白沟河。一遇大汛，这些河往往洪水乱流。1917年京直大水，涿县未能幸免，“六年（1917年）夏六月，县境各河同时漫溢，奔腾冲突，一片汪洋”。民国《京直水灾惨状·京直水灾纪》也载：
永定河自七月十五日后，山洪暴涨，险象环生。二十七日全河大溜，侧注于北山工。二十八日越堤顶而过，漫涌成口，平地水深数尺至十数丈，遂成近数十年未有之巨灾。地点，灾区范围，北自张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京兆区域延及十四县，以涿县、宝坻为最重，霸县、武清、香河、三河等次之。
又1917年9月1日《申报》报道：
涿县永定河决口大水为灾，全县庄村田庐漂没几尽，人民露处忍饥，惨难言喻。
邓氏水灾照片作为一种“媒介”从视觉上也传达了此次水灾的场景信息，照片【1-10】记录了涿县郊外水灾景象，其中序号1、2、4、9照片是邓氏在陆上远距离高位拍摄（见图1），序号3、5、6、7是邓氏乘船时近景拍摄（见图2）。从这些老照片可见邓氏北上到达涿县郊外时，虽然洪水逐渐退却（见图3），但洪水漫布情况依然严峻，涿县城墙外的车道全部淹没，很多地方人们蹚水前行（见图4、图5），积水深的地方仍需乘船通行（见图6）。
图1 2-永定河河灾景象二
图2 3-永定河河灾灾区一片大水
图3 10-永定河河灾时水退后情形
图4 5-永定河河灾时一片水
图5 6-永定河河灾时一片汪洋
图6 8-永定河河灾时涿州地区景象
根据这些老照片的题名和上述文字记载，永定河是1917年涿县水灾祸首，这一结论影响至今。《涿州市水利志》在摘录民国《涿县志》同段资料时，还特意在“漫溢”二字之后括注（永定河决口）。但邓氏水灾照片【32】在提示观者，永定河河灾时激流穿过永济桥的非永定河而是拒马河，据民国《涿县志》所载：“永济桥在县北郭外跨巨马河上，……每遇伏泛必须设舟以济”，照片【58】即展现的是拒马河泛滥后永济桥附近撑船救灾的场景。那么，永定河和拒马河到底哪个是涿县水灾的祸首？又为什么要追问祸首这一问题？解答这些疑问，首先要了解涿县水系状况。据民国《涿县志》载：
涿县河流来源甚远，其横贯全县者为巨马河，湖梁河次之，挟河又次之，余如涿水、范水、桃水以及牤牛、永定等河，或占涿县之一隅，或为两县之交界，或因年湮代远而昔称巨浸今为细流，或因水道变迁而古有其名今难征实。……巨马河即古之桃水又名渠水，在县北郭外五里，源出涞水县，经易县北，又东经涞水县北至房山县属镇江营村北，入县境即分两支。一支东流又分两小支，经宋家营、里池、沙沟等村至县治西北。一支南流经高村、常村、韩村，近南、北芳树折而北流，至县治西北与东流一支合并同趋永济桥下；东流至张村与湖梁河合并；又东经向阳、刁窠至小柳村与琉璃、牤牛等河合并，其下即为大清河；南流经东、西茨村及望海庄、杨家屯等村至固安县属北相村出境。……永定河，在县东三十里，即桑乾河，由良乡县属金门闸入县境，西界为陶家营、南蔡等村，经由宛平县属长安城镇出境。
无论从河流影响力排名，还是从河流与县的相对位置看，对于涿县而言拒马河比永定河重要得多，这也意味着一旦大汛，拒马河的破坏力也较永定河为强。《京畿水灾善后纪实》载：
该（涿）县境拒马河最关重要者，曰普利坝，曰吴公坝，曰檲柳坝，本年（1917年）水来过猛，各坝冲刷殆尽。现时普利坝暂筑土埝，明春仍须改筑石坝，以复旧形。吴公坝、檲柳坝灰土各工现正开始修筑。拒马河发源广昌，至房山县东境娘娘庙地方分为三支，入涿（县）境者两支，曰北河，曰巨马河。入涞水境者一支，曰涞水河。今年水发时涞水、巨马河两河口均先被沙土淤塞，上游之水并入北河，以致县西北境受害独甚。三河并入一河不特此后横决可虞！若遇旱干，涞水河及拒马河两岸民田势无水溉种，是非急将娘娘庙各河口开挖，不足以淡沉灾而兴水利。
1917年拒马河上游水势凶猛，沿河水坝悉数冲毁，拒马、涞水两河下游出水口均被沙土淤塞，下游尾闾出水不畅，导致两河上游来水全部并入北河，以致涿县西北境受害最为严重，非将娘娘庙河口处开挖疏通不得消灾和兴办水利。由此可见，1917年涿县水灾祸首应为拒马河。今人研究也可以提供佐证，马亚玲、方修琦等人利用天气、水文、灾情历史文献和观测资料，重建了1917年海河流域洪涝灾害过程，分析发现：
1917年海河流域水灾主要成灾过程是：台风袭扰—集中降雨—山洪暴发/河流漫溢决口—积水淹没—受灾区。海河流域1917年的水灾主要是由7月份2次台风带来的暴雨导致的，集中降水出现于7月20—28日，尤其是23—25日出现大范围集中暴雨，而9月份的2次台风带来的暴雨，又使灾情更加严重。1917年降雨具有雨季长、降水量大、降水范围广的特点。1917年海河流域各河在7月20—28日集中降水后开始涨溢、决口，至9月中旬各河上游降雨中止，月底各河上、下游水位渐渐回落，10月份以后洪水才迟缓退去，而洪水泛滥引发的涝灾一直延续到1918年。1917年水灾在海河南系和北系都有发生，南系尤为严重。
永定河水系为海河北系支流，大清河水系为海河南系支流，拒马河又是大清河重要支流，属于海河南系。虽然1917年涿县水灾是过境河流共同泛滥的结果，但拒马河穿县而过，永定河则偏居县东，相较两河区位，一遇大汛拒马河影响更坏，洪水会沿拒马河、琉璃河、小清河及胡良河奔涌而下，下游两岸会形成天然滞洪区。
综以上述，无论是邓氏水灾照片的题名标注，还是《涿州市水利志》对于历史文献的解读，都值得商榷。现在可以回答前面的追问——为什么要明晰1917年涿县水灾祸首，原因是拒马河、永定河河流流路不同，河水泛滥后，河流沿岸各地受灾轻重会有区别，这会影响各地灾情等级认定、堤埝修复位置选择，与灾民赈济的缓急、救灾拨款数量、救灾物资发放数量的考量都有关系。所以，明晰涿县水灾的祸首问题，可以让今人更深入、准确地认识涿县灾情，从而科学规划今后可能的救灾和赈济问题。
三
图像·民生·心理：不为人知的涿县水灾灾况
据《京畿水灾善后纪实》记载，1917年京直“水患浸淫，灾区至一百余县之多，灾民至四百余万之众，怀襄之祸为近世所希闻，饥溺之情非楮墨所能罄”。其中涿县属于重灾地区，“被灾村数200个”，“被灾口数128 060口”，“被水成灾地亩共2 969顷76亩1分7厘”。如果没有邓氏水灾照片，这些统计数据是那样的冰冷，而老照片通过视觉元素和现场定格向外界传达了洪水泛滥后更为细微和无法书写言表的事情。
涿县洪泛之后天气炎热，行人披衣敞怀，打伞前行。休憩者临水而坐，在树荫之下躲避旱天烈日。行人和休憩者的闲适本应是一幅避暑常景，然而破损的厚重路面基石以及远处被水淹没的树干，都在提醒观者洪水的破坏力（见图7）。田亩被灾“沦于波底树杪映”（见图8），当视线聚焦于洪水过后依然凌乱挺立的农田时，呈现一片萧索（见图9）。
图7 11-永定河河灾后旱天烈日当头
图8 12-永定河河灾时一片水淹的农田
图9 13-永定河河灾灾区农田
涿县经此洪水，基本“颗粒无收”，已是“觅食无方”，且“赤身露体”者比比皆是，灾民无以为生。但在邓氏水灾照片中不难发现，无论是出于传统还是伦理道德，灾民不全是赤身露体，成年和年龄稍长男性灾民多是半赤上身和卷起裤腿，或半赤上身穿长裤，女性无论成年与否都是长衣长裤，男童灾民才是真正的赤身露体者（见图10、图11）。灾后气温偏高，且受经济状况制约，在普通民众潜意识里，小男孩裸露身体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图10 38-永定河河灾时灾民与破房屋
图11 65-永定河河灾涿州灾民及放赈
图12 涿县北门外水势正涨之景况
图12出自《东方杂志》，此照片当为摄影者从县城内越墙而拍，记录了涿县水灾时“环城乡野皆成泽国”的景象，显示涿县乡村受灾比城内为重，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邓氏照片所反映的涿县县城与乡村水灾灾况的差异性。分析城乡受灾差异的原因有四：其一，河流绕城而过，多经乡野，河流泛滥首袭城外乡村区域；其二，有城墙抵挡，可以减缓洪水涌灌城内；其三，城内军商民协堵；其四，城厢房屋相较乡村房屋更为牢固。“房屋倒塌”是水灾的恶果之一，今天我们在阅读文字文献时，所有关于1917年涿县水灾房屋破损的记载都被认为理所当然，然而老照片的留存却告诉了我们另一个事实，不是所有的房屋都会倒塌，砖瓦砌筑的涿县县城房屋（见图13）、郊野富裕之家的农舍（见图14）、经济实力雄厚的天主教堂依然矗立（见图15），倒塌的多是底层百姓的茅草屋（见图16）和简陋农舍（见图17）。
图13 72-行走在涿州县城街头的红十字会马车
图14 20-永定河河灾水淹农舍、城墙
图15 24-永定河河灾时涿州某天主教堂侧面
图16 14-永定河河灾时倒塌的茅草房
图17 16-永定河河灾时涿州破烂农舍
经济上的优劣不仅导致城乡灾情存在差异，也是洪涝灾害发生时贫民受灾几率和程度比富有阶层为大且重的原因。
水灾过后，退水处一片泥泞，未退水之地积水颇深，所以灾区通行基本依靠步行、船只和马车，但对于绝大多数的灾民而言，拥有船只和马车也是奢侈的，往往只能停留在原地忍受灾害带来的痛苦（见图10）。
经此水灾，涿县“房屋十倒七八，灾区人民除被水淹毙者外，其余残者或一家数口寐宿房顶或身无寸缕避居他村”，已是“破瓦颓垣、残骸遗骨纵横狼藉”，最基本的“吃穿住行”都无以保障。就灾民而言，死并不可怕，活着才是一种煎熬。对于水灾中死去的人们灾害已经结束，而活着的灾民不仅要承受生理上的伤害以及失去亲人的精神痛苦，同时还要受活下去的“生计”困扰，随着生活的突变，心理也发生变化。图18所示活着的、麻木的灾民群像，具象化了灾民无法言说的心理情绪，由于灾害发生的突发性、不可抗拒性、破坏性，不仅造成人们重大的经济损失和身体伤害，而且给人们的精神和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出现了无所适从甚至思维和行为的紊乱，“少壮攀登树杪，老弱即呆立水中……千百数十老幼男妇鸠形鹄面，蓬首垢足，麕集一处含泪饮泣”。今人研究表明，灾民心理危机是一个过程，悲伤、恐惧、茫然、目瞪口呆属于初遇灾害时的应急行为反应。老照片里站在洪水中微笑的孩童（见图19）和以洪水废墟为背景独立的幼小男孩（见图20），暗示人们面对灾害时的卑微、无奈、不知所措，以及底层民众在“四顾乏援”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劣势境域。
图18 45-永定河河灾时灾民在水中等待救助
图19 46-永定河河灾时灾民在水中等待救助之二
图20 39-永定河河灾时—小男孩
图像将这些“细节”和盘托出，也把对水灾描写性的文字变成了一种再思考的话语，揭示了那些以往被人们忽视的历史灾害问题，也体现了老照片的历史价值——让人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直面历史。
四
图像·社会·急赈：被忽略的涿县急赈
1917年水灾发生后，涿县乡民为了自救，平日有船之家撑船【50】逃往县城内，抑或擅水者抱木浮游前往高地求生，绝大多数灾民还是原地等待救援【45、46】。其时，军阀混战不仅给无数中国人直接或间接带来了恐怖与掠夺，政局动荡也使得北洋政府对灾情无暇顾及，然“禾稼荡然无存而人民之坟墓、庐舍、树木、牲畜付之东流”，“至城避难者益多，各村灾黎翘首待哺”，急赈刻不容缓。
涿县急赈，由北洋政府驻涿陆军第三师第一混成旅长王承斌发起，捐洋两千元，还将残废兵服分发给赤身裸体的灾民，并倡办水灾急赈会（后改为同济善堂）。紧随其后，涿县地方官吏绅商踊跃参与救灾，成立急赈事务所、捐款备食，冒险乘船施送赈品，开设五六处粥厂，并前往“张家口一带采买小米三百吨，高梁一百五十吨”，急赈灾民。急赈过程中，虽然中央政府作用微弱，但身为地方官的直隶最高长官直隶督军兼省长曹馄和京兆尹王达却积极推进急赈。曹督军“送来馒首等件，分致各乡灾区”。京兆尹更是多措并举对辖域各县施救：一是迅即派员携带账款驰往辖内各县散放急赈，二是请命大总统令财政部迅速拨款急赈，三是柬约王铁珊、刘仲鲁等数十京直巨绅筹商办赈，四是接洽上海中国红十字会义务秘书朱仲滨于京兆一带散放急赈，五是协调涿县绅商张家口购米事宜，征得财政部、察哈尔财政厅、张家口税务监督同意全免购米税厘。此后北洋政府迫于各方压力，1917年9月29日委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为督办，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督办京畿水灾事宜处（简称督办处）也为办理此次水灾赈济的官方总机关。
赈灾先要对灾区进行调查，即查赈。督办处分十四路分区查赈，每路设一委员长随带委员。第五路委员驻涿县，分查涿县、定兴、徐水、新城、涞水、易县、良乡、房山等县灾情。照片【34】中人物虽然不能确定是否为督办处第五路官员，但官员在涿县调查灾情至少说明官方办赈的决心。
近代中国的一切发展似乎都与“外国”脱离不了关系，由于灾区甚广，督办处诚恐偏僻区域调查未周，影响施赈，因此请京畿各灾区教会协助调查灾情。与此同时，北京天主教会也积极参与灾情调查：
据北京天主教总会代表戴德荣来处面称，迭据各县分会教士报告，该管教务区域灾情较重地方均经调查明确，可备查赈人员之咨询以补耳目之不及。……查赈时可与驻在该处天主教堂教士接洽，调阅清册，以资考镜。
实际上天主教堂不仅协助查赈【33】，还协助中国红十字会（简称红会）开展赈济活动【37】。传教士身着中式白色大褂，以融入中国人生活的姿态和参与红会工作名义，为他们扎根中国农村，行走在乡村与灾民交谈了解灾情提供了方便。
红会在涿县的急赈，因文字记载缺失且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可以说是一段被忽略的历史。当我们凝视这一张张老照片，勾勒出一幅“红会涿县急赈图”时，不禁要问，红会成员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做？这促使本文深度探讨这段不是宏大叙事但却富有价值的微观历史。
民国初年，红会在京直地区的分会包括京兆分会、保定分会、天津分会、蠡县分会。涿县赈济，由京兆分会负责。教堂门上的红会会旗【51】说明红会成员来到涿县后，落脚于县城内的天主教堂，教堂位于马王司街，并配套天主堂医院。红会成员身着西装【48、53】，约有6人，其中一人为外国人【53】，他们的用餐比较简单，但在紧张的赈济活动之余，也会喝酒小酌【76、77】，这说明红会成员的经济实力和享受的待遇还是要比当时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好，毕竟能入会者财力本身也是一个衡量标准。根据1913年《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
一、本会会员分为三种：名誉会员，特别会员，正会员。
二、凡独捐洋一千元以上，或募捐洋五千元以上，或义务办事异常出力者，由常议会议决，举为名誉会员。
三、凡纳捐洋二百元以上，或募捐洋一千元以上，或义务办事一年以上者，由常议会议决，举为特别会员。
四、凡纳年捐五元，满六年者，或一次纳捐二十五元者，均照章认为正会员。
由于乡村受灾较城内严重且灾民集中，红会的急赈以乡村为重，这从邓氏所拍红会成员施赈照片环境背景可见。红会成员到达涿县后，积极开展赈济活动，地方政府也为其保驾护航，派警员随行【49、62、67】。灾害给灾民带来的身心创伤和生存压力使得人心惶惶，谣言四起，迷信活动猖獗，很多人痛苦、绝望，甚至有些人失去活的信心，从而引起社会心理变异。心理异常，导致本就“无以为生”的贫民行为失范，“卖儿鬻女”“为匪为盗”，社会秩序混乱，增加了赈济的难度。警员的随行，一方面可以确保红会会员深入灾民施赈时的人身财产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当红会放赈的助手。
红会在涿县急赈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筹备救灾水船，前往水未退灾区转移灾民【55、59、60】。二是用马车和船只运送现洋、西药、棉衣等救灾物资发放给灾民【62、63、64、68】。三是施粥【69、70、71】。洪涝水灾还会引发传染病，民国时期人们对“水灾与防疫”的关系已有深入体认，灾后人畜尸体腐烂，粪尿外溢，水源污染严重，食物缺乏，衣被短缺，居住条件简陋拥挤，蚊蝇滋生……生活环境极差，灾民抗病能力普遍降低，易造成呼吸道、消化道、虫媒等传染病的流行，且疫情往往比较复杂，给灾民带来更大的危害。所以，第四项举措是义诊和防疫，给灾民施针【78、79】。
上述急赈措施体现出如下特点：第一，严格遵守红会活动宗旨。1913年《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红会活动宗旨有二：“一是战时协助医队，救护病者伤者；二是平时筹募款项，设立医院，造就医学人才，置办医务材料，并赈济水旱偏灾，防护疫疬及其他各项危害。”可以看出，红会在涿县的急赈紧紧围绕第二条宗旨开展。第二，民生方面急赈措施多样，夏秋水灾后气温不低，灾民即使衣不蔽体、流离失所尚可忍受，“民以食为天”的果腹需求却极为迫切，通过对比领赈【64、66】和领粥【69、70、71】人数，施粥最受欢迎。第三，红会发放急赈物资，采取小集中、多点散赈的方式【64、67、69、70】。
1917年涿县水灾急赈，个人和慈善团体的义赈发挥了主导作用，尤其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急赈举措，不仅在涿县卓有成效，对整个京直灾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红会放赈员蔡文泰向熊希龄报告办赈情形时深得认可，熊希龄用“深佩慰”之词感谢红会对督办处赈灾的支持。而红会对自己的急赈成绩也有清晰认识：
以工代赈（石家庄已实行），收养老幼妇女办法（天津已实行），规划防疫施医办法（我会各药灵效异常，治病不少，已有成绩）。惟设粥厂、开平粜、设因利局、保留牲畜各事，我会未能办到，然此皆冬、春两赈或善后之办法耳。
红会不仅在急赈中发挥作用，还协助督办处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为冬春两季办赈奠定基础，确定目标。
但是尽管红会急赈成绩显著，由于“北地早寒”，冬季办赈形势还是非常紧迫的。图21中拉长的视野，是孤独的红会车马队走在延伸出去且看不到尽头的小路上，让观者似乎感受到红会未来艰巨的赈济工作，以及邓氏对灾民未来生活的担忧。积贫积弱的国运、生逢乱世的人生经历、水灾的祸乱，都如这条路漫长而充满希望，镜头外的邓氏展现了民国文人将人生际遇与家国命运相连的摄影视角。
图21 80-远去的红十字会马车队
历史图像本身作为历史的证据，日益受到历史学界的关注和使用。邓之诚拍摄的涿县水灾照片，为我们从图像史视角深度探讨1917年涿县水灾问题提供了支持。整理、分析邓氏这些水灾照片，让我们对1917年涿县水灾的致灾祸首、灾情、急赈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提醒我们：基于图像史料与文字史料的显著差异而衍生的“图文互证”方法、逻辑，充分利用图像史资料拓宽灾害史在县域与乡村层面的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作者简介
穆俊，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廊坊师范学院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心、海河流域治理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历史地理学、灾害史、文化遗产。
编辑 | 张继元 孙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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