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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职官制度的复杂体系中，加衔现象屡见不鲜，犹如一张纵横交错的权力与荣誉之网，笼罩着整个官僚阶层。加衔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为纯粹的荣誉象征，如大学士加公孤衔；其二则属于常例性加衔，像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巡抚加兵部侍郎衔等。深入探究这一制度，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洞察清代官场的运行规则与权力结构。
宗室、蒙古王公的加衔，在诸多史料中不乏记载。皇帝常赐予郡王亲王衔，如雍正年间顺承郡王锡保因实心办事，获特旨 “食亲王俸”；光绪年间庆郡王奕劻亦准 “食亲王俸”，此 “食亲王俸” 之举，即为加衔，与实封亲王有着本质区别。这类加衔主要以爵位为衡量基准，在原有爵位基础上晋升一级，如郡王晋升亲王、贝勒晋升郡王、贝子晋升贝勒等。尽管此加衔并未附带实际权力，但往往预示着未来晋爵的可能性。锡保后来晋升为和硕顺承郡王，奕劻晋为和硕庆亲王便是例证。这一制度既体现了对宗室、蒙古王公的恩宠，又巧妙地维系了皇室内部的等级秩序。
异姓贵族的加衔原则与宗室、蒙古王公有所不同，遵循职务加衔规则，爵位通常保持不变。在官职加衔范畴中，宫保衔备受瞩目。宫保衔涵盖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等，其门槛颇高，正常情况下非一品大员难以企及，不过个别侍郎巡抚死后也可能获赐。清代宫保衔的授予具有一定规律性，理论上大学士加太师、太傅、太保；尚书加少师、少傅、少保；侍郎加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但实际操作中存在差异。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在宫保衔中较为常见，三孤和三少则颇为罕见。官员生前获三公加衔者寥寥无几不超十人，多数三公衔是死后追赠，而太子太保则是较为普遍的加衔。
追溯宫保加衔制度的起源，始于顺治十一年。《清朝通典》记载：“凡大臣宣力中外，劳绩懋著者，则奉特旨加衔或为赠典，以示优宠焉。” 宫保衔无实际职掌与固定员额，属荣誉性与恩宠性虚衔。有无此衔在官场中却有明显差别，以尚书为例，有加衔者在官员排名中居前，政治地位相对较高。官员墓碑上的署名亦体现了这一点，加衔者的宫保衔通常排在首位。除宫保衔外，其他官职也可作为加衔授予低一级官员，如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从正二品升为从一品，知府加道员衔从从四品升为正四品等。某些职官的加衔固定不变，如内阁学士例加礼部侍郎衔，四译会同馆监督加鸿胪寺少卿衔，翰林官迁吏部侍郎例加翰林院学士衔。
大学士加衔制度更为复杂多样，除宫保衔外，大学士本身设有 “殿阁衔”，包括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等。乾隆初年以前，大学士数量不固定，殿阁设置亦不规范，某殿某阁有时无人任职，有时则多人共掌。如雍正时期保和殿大学士有鄂尔泰、张廷玉、马齐三人，鄂尔泰因居首位被视为内阁首辅；乾隆初年，保和殿大学士为讷亲、张廷玉，讷亲为首辅。嘉庆四年形成定制，每殿阁设一员，大学士额设四员，殿阁配备由皇帝裁定。大学士作为文官最高品级，即便加宫保衔，品级未必达正一品，如太子太保为从一品。因此，大学士在公私礼节中常被尊称为 “中堂”，即便有师、保荣衔或封爵，仍以此称呼。相比之下低等级的尚书、侍郎及总督、巡抚等，有宫保衔者则称宫保或某少保等。
清代各省总督加大学士衔者众多，如晚清李鸿章加文华殿大学士衔。但李鸿章长期任职直隶，未在内阁、军机处任职，亦未兼管部务，其大学士衔为虚衔，这也导致他在官场中受户部尚书翁同龢刁难。总督加大学士衔虽未必带来实权，但却极大提升了政治地位。满人总督加此衔后，大概率调任军机处任职，如雍正朝鄂尔泰、乾隆朝尹继善；汉人总督加衔后虽多无实权（左宗棠曾短暂任职军机处除外），但在官场站班等场合地位显著提升，如李鸿章入京会议时站班在翁同龢之前，位列汉臣之首。
清代的加衔制度是封建等级制度与官僚体系融合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皇帝对官员的褒奖与恩宠，同时也成为官员晋升、彰显地位的重要途径。尽管部分加衔无实权，但在官场的礼仪、排名及官员心理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侧面反映了清代官场注重等级秩序、权力制衡以及对官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一制度不仅是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们深入理解封建王朝的政治运行逻辑提供了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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