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 ——白居易
无论古今，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永远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同一领域的不同处理方式，积少成多之际，就会深度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
回看封建中国最后的两个王朝，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慨，那就是明朝盛产谏臣、清朝盛产奴才，大臣公然与皇帝叫板在明朝不是什么稀罕事，可清朝官员绝大多数都是舔狗般的存在。
要说两者之间的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正如开篇白居易所言，在对待君臣关系上，明清两朝截然不同的制度决定了完全相反的局面。
从本质来看，明朝是汉人的天下，清朝则是满人的国度，两个民族奉行的文化也是不同的，这便是君臣制度不尽相同的根源。
先来看汉人对君臣相处的看法。
在汉人文化中，为人臣子的最高境界便是“文死谏，武死战”，换言之，作为文臣，敢于向帝王死谏是天职也是本分。
除此之外，在明朝之前，以汉人文化为主导的其他朝代，臣子死谏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就比如比干死谏感天动地、魏征死谏流芳千古、包拯死谏成就名臣，这些令人钦敬的历史人物都成了明朝臣子敢于死谏的典范。
从朱元璋登基开始，明朝的大臣就有闻风奏报且不用负任何责任的特权，别看明宣宗之后的明朝帝王想要通过宦官制度制衡士大夫阶层，可这一点不影响明朝死谏臣子的层出不穷。
就这样，从嘉靖皇帝即位后引发的“大礼议”之争，再到万历皇帝即位后的立储之争甚至因此三十年不上朝，哪怕明朝到了风雨飘摇之际，大臣们依旧保持着死谏的传统。
由此可见，死谏这一价值观在汉人文化中甚至超越了君臣制度，反而成为了士大夫对于自身超高的道德标准与人格追求，想要让臣子停止死谏，比杀了他们都难。
偏偏这一切在清朝成立后戛然而止，要说汉人文化中，君臣可以实现共赢，可在满人文化中，臣子对于君主来说就只有依附的份了。
不妨来看看满人文化的形成过程，满人在入主中原前一直处在农奴社会，在那样的社会体系中，臣子就是奴才的存在，君主则是名副其实的主人，君臣是一种依附关系。
这样一来，在满人文化中，臣子从来都没有独立人格存在，对于君主唯命是从才是使命和本分，哪怕君主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质疑与忤逆都是不忠的表现，受到处罚更是理所应当，长此以往，臣子只会生出深深的奴性。
入主中原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清朝朝廷都是重用满人、轻视汉人的，这也让充满奴性的君臣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或许你会问，相对于满人文化来说，汉人文化根基更深，那些传承着独立人格的汉人臣子，就真的甘心在清朝匍匐在君主脚下，为何不能试着用死谏改变满人文化呢？
只能说，在封建王朝制度下，强权与封闭程度远超后人想象，不妨回看曾大搞文字狱的清朝，安分守己的人都有可能性命不保，又何谈冲破禁忌的人呢？
除此之外，清朝对于帝王的管束和要求之严苛也是有目共睹的，每一位帝王都是从小就要接受严格的帝王教育，多方面能力超群，这也促成了“一个国家只靠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尴尬局面，太过集权化的政局，也注定清朝帝王本身就不太能够接受臣子的直谏。
在如此不堪的制度氛围下，很多有机会、有能力出仕的汉人往往会选择隐忍，这也是“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的结果，留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权臣大多成了合格的舔狗，直谏传统也只能走向消亡。
所以说，不少历史学者在总结士大夫文化发展时总会如此感慨，在中国封建朝代中，清朝的士大夫是最无节气也是奴性最重的，即便出现过一些敢于直谏的士大夫，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历朝历代垫底的存在。
在笔者看来，死谏这一传统恰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王朝对于人们思想的禁锢程度，而这也恰恰决定了朝代发展的高度。
就比如，当年清朝面临列强环伺之际，君王一心奉行闭关锁国，倘若从最初有机会向西方国家开放国门、公平谈话的时候跟上世界步伐，又怎么会出现后续那么多屈辱的近代史实？
只可惜，羸弱的清朝到了最后，依旧甘心将奴性奉行到底，无人敢挑战皇权、提出质疑，这何尝不是近代中国的悲哀？
单从明清两朝君臣关系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才能清楚地意识到，合理的制度才是成就国家腾飞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