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凉以来写经残卷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凉以来写经残卷》，正出土于吐鲁番。这件残卷共有五段写经残卷、三段题跋。卷轴有楷书题签“《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出吐鲁番，素文珍藏”，下有“宜记”二字及“宝炜”印识。此处“素文”是梁素文，本名梁玉书，字素文，奉天（今沈阳）人。清末宣统元年（1909），梁玉书奉使监理新疆财政，好收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从题签来看，本卷最先为梁玉书收藏。“宝炜”印是潢川吴宜常的姓名印，“宜记”二字即为吴宜常所书。吴宜常，名宝炜，字宜常，河南潢川（亦称光州）人。1930年，吴宜常任中央考古委员会委员，好收藏金石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先由梁玉书收藏，后由吴宜常购得，1964年由吴宜常后人转售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当时称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卷卷尾三段题跋的最末一段跋文即为吴宜常所写。《北凉以来写经残卷》中的五段内容分别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六佛母品第四十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三随喜品第三十九，《十诵律》卷第四十一明杂法第五、第六，《金刚经》卷第十八、十九品法界通化分，《大智度论》释摩诃萨品第十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五至六年（403—404）在长安译出。《十诵律》由后秦弗若多罗、鸠摩罗什合译，时间在弘始六至七年（404—405）。《金刚经》有众多译本，以鸠摩罗什译本最早，且流传最广。本残卷中的第四段即是鸠摩罗什译本，亦在后秦时期译出。《大智度论》由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四年至七年（402—405）在长安逍遥园译出。《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卷尾三段跋文分别由陈鹏、翁廉与吴宜常跋。卷尾题跋处有“漱玉”“九抟”“铜有喜”“宝炜”四方印鉴。

《北凉以来写经残卷》共五段，每一段残页书风不一。第一段，残三十一行，行十七字。该段横画一律笔露锋，尖锐而劲挺，末端加重下顿或常有上扬之势，中间行笔常微微弯曲。撇画皆下笔铺毫，渐提笔上扬，形成有一定规律的弧势，开张而外拓。字形扁方，呈上窄下宽的梯形状。字体在隶楷之间，横画与捺画往往较长，捺笔的波磔之势较为显著。此段残卷的书写风格属典型的“北凉体”，而起笔略有变化。第二段，残三十二行，行二十字。该段横画下笔顿按或露锋入笔，笔画中段多是曲笔，收笔重顿;竖画多顿按而行，短促者往往见“曲头竖”用笔;撇画亦顿按作点而行，呈开张之势;捺画收笔重按成点状，使转圆润。字形多扁方，上窄下宽。该段用笔常常见行书的牵丝映带，笔画之间的连接呼应较为强烈，似受南朝妍美书风的影响。在用字上，该段多有饰笔，卷中“是”“堕”“在”“足”“礼”等字皆有饰笔。字体除极具行书特质外，其隶书波磔之势含蓄而意足。从该卷书风来看，书写时间应在北凉时期。第三段，残二十九行，行二十一至二十七字不等，有界格。该段中字与字之间的连接较为显著，连接方式开始变得复杂，似受南朝书风的影响。相对扁方为主的前两段写经，此段字形已是以长方为主，形态多变。因此形态更为复杂，字与字之间的连接也多样化，使得整件写经残页呈现一种很强烈的视觉感，几乎每一行都呈现出向右下角方向运动的趋势。该段的波磔之笔锐减，省简书写成为最为重要的用笔方式，出现大量草书书写，介乎章草与今草之间。整篇书写轻松明快，变化多端，朴茂而有妍美之质。从该卷书风来看，书写时间当在北凉后期至高昌王国早期。第四段，残二十一行，行十六字，有界格。该段用笔与前三段大有不同，波磔之笔已完全消失，提按顿挫之势充溢着每个笔画的书写，深受北魏洛阳皇族元氏墓志的影响。但或是因为写此卷的抄经人在书写技巧方面还不够纯熟，所以在吸收与消化北魏元氏墓志的用笔技巧上还显得稚嫩些。在书写同一字上，该段有明显的变化意识，如第二行第一字“可”与第七字“可”则以竖钩与悬针竖来产生变化，第四行第五字“缘”与第五行第三字“缘”以左部件“丝”的不同写法来产生变化，第五行第五字“福”与第六行第五字“福”以右部件“口”“田”的连接与否来产生变化等。该段出现不少饰笔、夺笔、衍笔，如卷中凡“足”字皆饰笔，凡“身”“即”二字皆衍笔，第二行“意”字夺最后两点等。此处第二行“意”字夺笔非避讳书写，因在本卷第七行中亦有“意”字而无夺笔。该段已是楷书用笔，稍有行书笔意，字形以扁宽为多。或因抄经人在书写技巧上還不够纯熟，该段中的撇画较多，势尽而利落，最典型的是第三行的“界”字与第四行的“乡”字中的撇画。该段中的捺笔在行笔的末端都有一个平拖的书写方式，从而使捺画分成两段式的书写，这是“魏碑体”较为成熟的用笔方式。结字斜画紧结，风格峻拔而可爱。该段或是北魏时期的写经，由僧人或佛教信众携至高昌地区而留存。第五段，残二十三行，行十八字，有界格。该段已经完全是楷书用笔，结字有隋碑“平画宽结”的意味，体态多方。横画劲挺，书写往往甚长。竖画用笔多外拓，宽博而有质，使转圆多方少，有行书笔意。从书风来看，或是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的民间写经。

该残卷前两段属于典型的“北凉体”。所谓“北凉体”，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施安昌先生提出，他认为“北凉体”是十六国时期在凉州地区流行的一种隶楷之间的书体。施安昌在其《“北凉体”析——采讨书法的地方体》一文中总结，“北凉体”的形式特征为“字形方扁，在隶楷之间。上窄下宽，往往有一横或者撇、捺一笔甚长。竖笔往往向外拓展，加强了开张的体势，富于跳跃感。特别是横笔，起笔出锋下顿，收笔有雁尾，中间是下曲或者上曲的波势，或两头上翘形式。碑板上尤为突出，可谓‘犀利如刀，强劲如弓。点画峻厚，章法茂密，形成峻拔、犷悍的独特风格”。前两段虽是典型的“北凉体”，然亦有些小异之处。第一段的横画入笔多露锋直走，第二段则多行书用笔。第三至第五段的书法风格，与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以外的政权——南朝、北魏及隋朝写经书风有着不可忽略的联系。事实上，晋唐时期的吐鲁番地方割据政权在北凉后期的沮渠无讳即遣使南朝，曾有交通往来;马氏与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皆曾与北魏交好，遣使十余次;麴氏高昌王国后期，亦十余次遣使入隋，隋大业五年（609），麴文泰在东都洛阳为质子。晋唐时期的吐鲁番地区地方割据政权与当时其他中原、南方政权的频繁交流，使民间僧俗的往来更加便捷，而作为佛教盛行的吐鲁番地区，其写经书风也就容易出现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