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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义和团运动犹如一颗璀璨而又悲壮的星辰，闪耀着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的光芒。长久以来义和团遭受了诸多误解与诋毁，有人质疑其以大刀长矛对抗列强枪炮的自信，有人指责其行为 “愚昧”，但这些观点不过是对历史的片面解读，是对义和团勇士们的不公评判。
义和团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般愚昧无知，他们身处那个列强环伺、武器装备悬殊的时代，虽手持简陋的大刀长矛，但内心对先进武器有着强烈的渴望。事实上，当他们有机会获得洋枪洋炮时，表现出了极大的欢喜与积极运用的态度。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就曾出现过义和团战士熟练使用枪支击毙挑衅的洋人的场景。俄国随军记者的记载以及日本陆军的伤亡数据都足以证明，义和团战士深知武器的重要性，他们绝非排斥现代文明成果，而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武装自己，为保卫家园而战。
所谓义和团 “愚昧” 地破坏铁路、电线等现代设施，实则是一种基于军事战略的明智之举。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铁路、电线等是列强调兵遣将、运输物资和传递情报的关键手段。义和团破坏这些设施，正是为了削弱敌人的优势，将敌人从拥有先进通信和后勤保障的高位拉到与自己同等的水平，然后凭借顽强的意志、丰富的战斗经验和不屈的精神去争取一线生机。这种做法与后来八路军在抗战时期开展的破袭战如出一辙，都是装备落后一方对抗强敌的有效策略。只要不是出于军事必需，义和团并不主动破坏铁路，这在诸多历史记载中都有体现，他们与铁路工人相安无事时，铁路便能安然无恙，这充分说明义和团的行为是有原则、有目的的。
对比同时期欧洲战争，欧洲士兵同样面临着枪林弹雨，他们密集编队、整齐队列冲锋的战法也并不比义和团高明多少，甚至同样显得 “落后”。而且欧洲军队战前也有牧师洒圣水、念经文祈祷胜利的仪式，与义和团的请神附体、喝符水等行为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都是在战争压力下寻求精神寄托的方式。欧洲人凭借先进武器取得战争优势，却不能因此而否定义和团为了国家和民族奋起抗争的正义性与合理性。
在国家和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存亡之际，义和团的抵抗具有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他们是由一群普通的中国农民组成，这些人原本只想安心种地、做生意，养家糊口、传宗接代，但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面对绝境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拿起手中简陋的武器，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保卫家园的防线。他们虽深知力量悬殊，却依然勇往直前，为了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不惜牺牲一切。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性格的集中体现，是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义和团运动并未随着庚子国难而消失，其抗争精神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传承和发展。后期的义和团斗争已初步具备了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雏形，他们在清政府不抵抗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战斗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张家口他们伏击了满载而归的联军，砍死德军上校约克；在北京周边及附近州县，拳民武装自卫，使外国人不敢轻易活动，联军不时在冲突中遭受挫败。
众多有识之士对义和团给予了高度评价，法国议员认识到中国人民坚劲的民气，预言中国不会被轻易瓜分；瓦德西肯定了中国民众的无限生气和英勇善战精神；孙中山赞扬义和团的人格高尚；列宁指出中国人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及其政府的侵略行径；马克吐温站在义和团一边，支持他们反抗侵略的正义行动；教员更是明确指出义和团反抗侵略的正当性，批判了对义和团的错误指责。
郭栋臣的经历就是义和团精神传承与发展的生动例证，他从义和团运动开始，历经反清起义、护国讨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近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涯，他从一名义和团战士成长为革命志士，与三座大山进行了不懈斗争。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人民从自发反抗到有组织斗争的历程，体现了义和团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和升华。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其精神是荣耀而非耻辱。正是因为有了义和团这样不屈的抗争，中华民族才得以在历经磨难后走向独立和解放。他们的牺牲和奋斗，为子孙后代赢得了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奠定了伟大民族复兴的基石。1955 年东德归还义和团团旗，这面旗帜不仅仅是义和团的象征，更是自 1840 年以来无数中国人民英雄不屈抗争的见证。只有伟大的民族，才能孕育出义和团这样伟大的群体，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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