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因在某场就业活动上表示“有条件的年轻人可以啃几年老”，一时间引发热议。其实早在两年前，梁教授就提出过“啃老”观点，但其内核是倡导有条件的年轻人可以借鉴Gap Year（间隔年），以工作旅行的方式，前往跨文化、跨文明的空间探索自我，而非不劳而获、消极躺平。
就在几周之前，澳大利亚政府重新对中国开放了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WHV），这一政策恰好为中国年轻人提供了实现间隔年的一种可能，让他们能够在一年的时间内，通过旅行和工作的方式深入体验澳洲生活。
虽然梁教授倡导年轻人突破传统“社会时钟”的束缚，将间隔年视为对未来的一种投资，但在讨论中，质疑声也随之而来：间隔年的经历，在当前社会是机遇还是负担？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这段“非常规”时光是否值得？这些问题都指向了同一个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间隔年”这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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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院校青睐间隔年
在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间隔年已逐渐成为一种被积极推崇的选择。这些学校并不仅仅停留于口号，如普林斯顿大学的“Bridge Year Program”便是实实在在的政策，每年为约10%的新生提供资助，以支持他们前往其他国家进行间隔年活动。
那么，为什么这些学府如此看重间隔年？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加里·鲁夫昆的经历，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加里·鲁夫昆（右），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1973年，拿到生物物理学学位的鲁夫昆申请了多所医学院，均被拒绝。看不到前景的他选择驾驶一辆蓝白相间的面包车，踏上了间隔年之旅。这一年里，鲁夫昆探索不同的生活方式，最终在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种树合作社找到了暂时的归宿，体验了与主流社会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
旅途末期，思考该何去何从的鲁夫昆被一期《科学美国人》杂志吸引，意识到科学对他来说并非一时兴起。回到家中，鲁夫昆申请了哈佛大学的项目并获录取，继续开始了在生物物理领域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看似“偏离正轨”的经历，实际上帮助他找到了真正的人生方向。
诸如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Netflix首席执行官里德·哈斯廷斯以及英国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等众多知名人物，在他们的早期生涯中也利用了间隔年来探索各自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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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面地认识间隔年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间隔年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选择，或是简单地将它定义为长期旅行、社会实践。对此，高等教育专家郭英剑教授专门撰文指出，间隔年是出于自觉意识主动实施的行为，并非逃离现实的借口。通过间隔年，青年人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自我，强化个人意识，为未来的学习和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间隔年的方式也并不单一：城市学生可选择到农村或贫困地区担任志愿者，沿海地区的年轻人也可到内陆城市体验生活，或者像鲁夫昆一样在旅途中尝试不同的工作来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关键在于通过环境的改变，获得新的生活体验和思考维度。同时，间隔年并非一场随意的旅行或是普通的社会实践，需要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安排。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需要独立筹备行程、处理各种突发情况，能够获得一段难得的成长经历。
总的来说，间隔年是一种具有教育价值的成长模式，能够帮助年轻人在看似“游学”的过程中开阔视野、积累经验、认识自我，从而为未来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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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教育的本质意义
回到开头提到的争议，或许能够得出这样的思考：间隔年的价值不应仅以求职成功与否来评判，而应从教育的本质出发。教育的核心在于帮助孩子获取知识与能力，拓宽视野，丰富生命，培育追求崇高的精神。亦如梁永安教授所言，年轻人需要跳出“被前一代人建构出来的工作选择空间”，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探索未知的可能性。
在这一意义上，一段精心规划、认真执行的间隔年，恰恰可能成为一段优质的教育经历。像澳洲WHV这样的签证，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间隔年选择。它既不是单纯的休假，也不是漫无目的的游历，而是将工作、生活、文化体验融合在一起的成长机会。这种制度化的间隔年模式，或许能为化解“间隔年争议”提供一个新的思路：重要的不是选择间隔年与否，而是如何让间隔年真正成为个人成长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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