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想做个昏君呢？
作者/慧超
（一）
1054年，宋仁宗化身为“纯爱战士”，决定为自己挚爱的女人争一份名誉。
这一年正月初八，年仅31岁的张贵妃不幸玉碎珠沉，她是仁宗皇帝一生最爱的女人，白居易那句“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用来形容张贵妃生前所获的恩宠，恰如其分。
与庄重、严肃、不苟言笑的曹皇后相比，张贵妃温柔、懂事、乖巧得多。面对皇后时，性格软弱的仁宗常感压抑，而在张贵妃的温柔乡中，给予仁宗皇帝的只有香温玉软、小鸟依人。
“巧慧，善迎人主意”的张贵妃，按今天的解释，大概率是属于“讨好型人格”，这与她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关：
她幼年丧父，母亲无力抚养姐弟三人，不得已只能将她卖掉。不料几经辗转，她被大长公主买下来做了舞女。所以张贵妃其实自幼便在宫中长大，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她年纪轻轻便已识透人间冷暖，心思之细腻自然远胜那些望门闺秀。
自康定元年仁宗皇帝在一次宫廷宴饮中，无意间瞥见张姑娘跳舞之后，到庆历三年这短短四年时间，张贵妃一共生育了三名公主（可惜都没能活过5岁）。
妃嫔的生育频次，是受宠与否的重要指标。考虑到女性的生育间隔和皇帝后宫数百名争宠的女子，仁宗对张贵妃的确称得上荣宠备至。
所以，当这样一位挚爱突然离世，仁宗皇帝内心的悲伤可想而知。随后，这份悲痛理所当然地控制了皇帝的理性，它很快化作超越常规和现成礼法的种种恩宠，与守文持正、恪守规矩的文官系统产生了冲撞：
仁宗皇帝希望以皇后的丧仪，为心爱的张贵妃在皇仪殿治丧——这件事遭到了时任副宰相梁适的实名反对。
仁宗皇帝又下诏表示，将为张贵妃之丧辍朝七日——御史吕景初大声抗议，他说几年前荆王赵元俨（宋太宗的第八子，按辈分是仁宗皇帝的叔祖）去世时，朝廷不过才辍朝五天，张氏只是一个一品贵妃而已，怎可“恩礼过荆王”？
按祖宗礼法，贵妃之丧，只当辍朝三日。
我都想替仁宗皇帝骂一句：老子最爱的女人薨了，你他妈的怎么还想着多上几天班啊？你身上的班味儿都把人味儿淹没了。
正月十二，仁宗皇帝又下诏，表示将追封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然而正宫曹皇后健在，皇帝追封死去的贵妃为后，在当时也是不符礼法的。
这封诏书遭到了枢密副使孙沔的强烈反对，这哥们数次上书，最开始只是劝阻皇帝不要追册张氏为皇后，后来连宰相也一并骂起来，意思是说，皇帝种种越礼行为，都是当朝宰相这个佞臣鼓舞的。
面对仁宗皇帝逾越常规礼法的行为，御史台也没闲着，以御史中丞孙抃为代表的御史、谏官，轮番上疏，“奏请罢追册”，甚至以集体辞职的决心“要挟”皇帝。
虽然御史台群臣激愤，但极悲之下的仁宗皇帝心意已决，他表现出个人帝王生涯中少有的“一意孤行”的任性，执意以皇后丧仪送别此生最心爱的女人。
可关于此事的闹心事还没有停止，在为温成皇后发丧的仪式上，原本预定流程是孙沔读哀册。谁也没想到，事到临头，孙沔站在皇帝和满朝大臣之前，宁死不为温成读哀册。
孙沔倒不是和温成皇后有什么私人恩怨，他的理由仍是“不合礼法”，因为按规矩，皇后发丧历来由翰林学士读哀册，“今召臣承之，臣实耻之”。
然后，这哥们竟然在温成皇后的丧礼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哀册放下，自行告退了，玩了一手无组织无纪律。
时任宰相陈执中为避免皇帝尴尬，赶紧捡起哀册读了起来，这才让温成皇后的丧礼得以继续。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为温成皇后撰写碑文的环节，翰林学士拟好碑文后，仁宗皇帝希望请知制诰蔡襄手书碑文，因为蔡襄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
但皇帝的这一请求，却被蔡襄明确拒绝了，他说这不是我负责的事，“此待诏职也”，这个理由简直令千年后996的牛马泪流满面。
蔡襄面对帝王之悲，如此“不近人情”，仁宗也无可奈何，不能勉强他。
因为仁宗皇帝不喜奢靡，所以温成皇后生前的起居用器也很朴素。仁宗望着爱人生前所用简单旧物，不禁悲从中来，一口气赏赐了许许多多的珠翠金玉给温成陪葬。
按当时习俗，这其中的许多陪葬品要焚烧掉。看到皇帝如此大手笔的为温成准备陪葬品，谏官范镇上疏说，此举“于死无益，而于生有损”，请求罢焚锦绣珠玉等陪葬品。
仁宗皇帝不占理，只能答应范镇的请求。
除此之外，仁宗皇帝为温成皇后立忌、建陵、立庙时，均遭遇御史谏官不同程度的反对，直到温成皇后已经去世多年，还有言官上疏“乞毁温成庙”。
（二）
讲温成皇后的故事，意在呈现中国帝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温成之殁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个侧面：
一则这只是皇帝的“家事”，即便皇帝在悲痛之下有稍许任性，也谈不上涉及帝国的存亡兴衰；
二则事由特殊，中国文化历来尊重逝者，面对皇帝最心爱的贵妃病逝，即便基于最朴素的伦理人情，台谏百官似乎也不该对皇帝的“不当行为”过于苛责。
但是并没有。自温成皇后病逝后，面对仁宗皇帝任何哪怕细微的“越礼”行为，御史台谏的绳愆纠谬都会接踵而至，没有任何含糊与迁就。
影视爽文看久了，现代人往往以为，所谓皇帝，贵为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可以傲睨万物，任性妄为。
实际上，皇帝是一件风险很高，闹心无限，却欢畅有限、自由有限、权力亦有限的职业。
以北宋的皇帝为例，虽然名义上皇权至高无上，但二府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在现实层面拥有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皇权，还拥有规谏皇帝的职责。
有宋一代，自宋太祖赵匡胤始，便立下“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规矩，由此逐渐形成了宽仁民主、优假士人的政治风气。
台谏是大宋王朝中“分权与制衡”皇权的重要一环，北宋的御史谏官批评起皇帝来，那真是不留情面，毫不顾忌，他们对皇帝、宰相的一举一动，可谓是虎视眈眈，任何细微的过错都会遭到台谏官激烈的弹劾。
面对贵妃之死，皇帝尚且有这许许多多的不自由，不畅快，那些事关国家改革和财政军事的社稷大事，皇帝所面临的种种掣肘与束缚，更可想而知。
（三）
仁宗时代被后来者誉为治世的楷模，可你若站在皇帝的视角，回溯审视仁宗帝的种种工作，只会觉得各种闹心：
朝堂上面对的永远都是争吵不休的群臣，国家的内忧外患如江河般连绵不休，种种事情都等着你的指示和裁决，可偏偏你的决定，总会有人站出来表示反对，他们不仅抗议，还骂人，还PUA你。
国事羁绊重重，皇帝的私事也不得畅快，连和女朋友上床这样的事情，都会被谏官指着鼻子骂荒淫无道。
明道二年，垂帘听政十一年之久的刘太后去世。仁宗皇帝终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亲政。
没了刘太后的监督，继位以来“不近声色”的仁宗皇帝，开始沉溺于美色之中，最令仁宗不能自拔的，是杨氏、尚氏两位美人，这俩美女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侍寝，以至于让仁宗这个正值壮年的小伙子，一度因纵欲过度，上朝都困倦无神。
其实这事也好理解，和所谓的荒淫无道沾不上边。宋仁宗当时只有25岁，这个年纪的小伙子，遇到倾国倾城的绝世佳人，那基本上就是四个字：如狼似虎。
可如此“男之常情”的帝王私事，御史台谏表示也要管上一管，上疏规劝者众多，也有不留情面直接开骂的。
比如滕子京（就是范仲淹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提到的那位）就上疏，骂仁宗“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
台谏官的批评令仁宗不堪其扰，无奈之下，不得不忍痛割爱，答应将杨、尚两位美人遣出皇宫。
圣旨下达后，尚美人哭哭啼啼地不肯走，嚷着要见皇帝，一个叫阎文应的太监上去就是一个嘴巴，如扔垃圾般将两美人逐出了皇宫。
你瞧，堂堂天子，连自己心爱的美人都保护不了，欲留而不能。
（四）
所以后来宋神宗曾对臣子感叹：
“朕平生未尝作快意事。”
了解了这些做皇帝的“苦衷”，或许就能够理解，为何宋神宗当年会如此放任王安石率领“变法派”在朝堂上肆意妄为，以种种手段排斥异己，驱逐反对派了。
因为皇帝的手脚被千万条无形的绳索束缚着，他太渴望“松绑”了。
皇帝也有七情六欲，皇帝也渴望更自由、更放纵，也渴望及时行乐。
可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机制，必然要求帝王是不畅快的，即作为“人”的皇帝，必须有力量制衡其欲望——如果制衡帝国统治者的力量消失殆尽，那王朝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最终的崩溃。
譬如，和相对克制的仁宗皇帝相比，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就是一个更任性，更自由，更放纵自我欲望的帝王。
徽宗这个皇帝，当得可比仁宗“快意”多了。
若论“好色”，如果金国翻译官王成棣的记录真实可信的话，那宋徽宗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好色的君王之一。
靖康之变后，金人俘虏了许许多多宋朝王室的女眷，这些女眷被押送到金国分赏给权贵们，王成棣是押运部队的一名翻译官，他将一路上的见闻记录了下来。
王成棣一路听这些皇室女眷讲述了许多皇宫秘闻，其中就记录到：
宋徽宗五到七天，必须用一位处女，这些女孩，他每临幸一次会给她们进一阶，徽宗退位时，服侍他的宫女达到了6000人之多。
不过对于古代君王而言，好色，应该是社会成本最低、边际效用递减最强，对民间盘剥打扰最轻的一项“爱好”了。
作为帝王，多临幸几个美女，根本构不成对帝国的威胁。古往今来认为帝王沉湎女色导致江山易主的人，在我看来都纯属脑子进屎逻辑不清的无菌级傻帽。
因为相对于爱钱、爱功名、爱开疆拓土、爱大兴土木这些更奢侈的事物，一个皇帝再好色，也很难造成民间哀鸿遍野、家破人亡、生灵涂炭的悲惨。
士大夫们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必须防微杜渐。因为真正危险的，必须提防和警醒的，是帝王放任自己欲望、野心和权力的征兆。
仍以宋徽宗为例，在花钱享乐方面，宋徽宗的穷奢极侈也居于宋代皇帝之首。
徽宗的一大爱好是大兴土木，为了建造出全世界最奢华奇艳的园林，他专门授权朱勔（北宋六贼之一）为自己在东南搜刮珍稀方物。朱勔为了讨好皇帝，也是不辱使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巧取豪夺，中产之家几乎都被盘剥至破产边缘。
方腊就是朱勔“奉旨搜刮”的受害者之一。方腊其实是个小富二代，因不堪忍受朝廷的盘剥才聚众造反。当方家这样的富庶之家都被皇权压榨得无法过活了，可以想象那些处于社会更底层的百姓，该是何等的凄惨。
所以方腊起义的口号之一，就是诛杀朱勔。这场起义带有明显的复仇色彩，凡是被方腊起义军抓到的宋朝官吏，全都被酷刑折磨至死。
古往今来，帝王欲壑难填的背后，往往是草芥小民悲戚的呼号和血与肉的献祭，可人的欲望哪里有止境呢？
（五）
中国男人心里大抵都有一个当皇帝的美梦，很多人骨子里还觉得自己真能做成为一代圣君。
实际上，这样想的人往往既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自己。
如果立志要做一个被万世称颂的圣君明主，那么皇帝这份工作就不仅仅是枯燥无味，而简直称得上是心力交瘁、愁肠百结、寝食俱废的一份“苦差事”了。
要我说，普通人所梦想当的皇帝，无一例外将是世人眼中的昏君、暴君，即终日嬉戏，纵情声色，杀伐果断，看到不爽的人就撂一句：“朕必诛你九族”的皇帝。
而一个好皇帝，必然是“憋屈、惆怅、不快意”的。
政治家其实没有多少任性恣情的时刻。所谓政治，想象中是纵横捭阖，睥睨天下，其实在现实中更多是平衡、取舍、隐忍乃至退步，是不得不为，是只能如此，是打碎了牙齿和血吞。
一个随心所欲、快意恩仇的皇帝，则多半是一个昏聩、暴戾的帝王。
在君权体制下，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首先需要依靠帝王自身对欲望和权力的克制为道德基石。
而皇帝作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其人性中的贪嗔痴，与成为圣君明主所需具备的“神性”天然相悖。
在此之上，德政仁君的实现，需要以种种祖训、礼法、制度、法规及台谏纠察机制制衡约束皇权，而君主则需要以极高的道德自省和高度的自律意志，接纳来自制度、法律及士大夫等文官集团的约束、平衡与规谏。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无法调和的矛盾。
如何让作为人的皇帝，超越自身的“人性”，克己复礼，抵达和接近圣帝明王所具备的“神性”，即克服皇帝的“本我”，实现“超我”，是封建帝制最大的挑战。
昏君佞臣，向来是帝制王朝最大的危机之一。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穷尽各种办法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设置各种机制平衡各方权力，束缚统治者的欲望和任性，皇位传承尽可能谨慎地选择“有德之人”……
然而历史的演绎，却遵循着近乎一致的剧本：
一个王朝无论曾经如何昌盛，帝制之下，它总会走向权力逐渐失衡，欲求逐渐膨胀，一切藩篱化作齑粉的那一天。
昏君，是帝制王朝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毕竟，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加持下，一个有血有肉、有欲望、有雄心的皇帝，内心深处一个始终澎湃不息的冲动，就是打破一切藩篱，扭断一切束缚，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任性地行使权力，贪婪地满足个人欲望……
施行“王道”，固然可以名垂青史，但是作为肉体凡胎的一个具体的人，作为手握皇权的一代君主，没有什么比行“霸道”更爽的事情了，做一个所谓的“昏君”，实在是太舒服太肆意太畅快太有吸引力了。
生而为人，谁不想简简单单地做个昏君呢？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