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鼎查用英国的军事优势，封锁了清朝的港口并切割沿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交通。看到英国准备攻击古都南京，清朝诉求和平。
清朝派出谈判代表，满族亲王耆英。这是朝廷派来的第三个干这种极其没出息的活，他仍然在自己的宇宙中幻想。耆英处理英国的方法是清朝面对失败时的传统战略。在尝试反抗和外交后，清朝将以貌似妥协的姿态试图对蛮夷软磨硬泡。在英国舰队的阴影下谈判，耆英判断，落到朝廷大臣肩上的责任就是重复王国的精英们以前经常所做的：通过拖延，迂回，和精心安排的小恩小惠，他们会安抚和驯服蛮夷，同时为清朝赢得时间在他们的攻击下喘息。
耆英
耆英将他的工作重点固定在与“夷酋” 璞鼎查建立个人关系 。他铺天盖地地给璞鼎查送礼物并把他称为他所珍视的朋友和“亲”。作为他们之间深厚友谊的表达，耆英甚至提出交换他们妻子的画像并宣布，他希望认璞鼎查的儿子为干儿子。
在一次显着的差使中，耆英对天朝解释他的做法，而后者发现很费劲地理解这一诱惑过程。他描述了他渴望安抚英国蛮夷的方式：“此种化外夷族，不视我中华盛服，不晓我中华礼仪...虽口干舌燥以明之，仍充耳不闻。”
璞鼎查
因此，耆英的宴会和对璞鼎查和他家人的雍容华贵的招待本质上为一个战略设计服务，在其中，中国人的行为是经过计算的特定剂量，并且像诚信这样的人性素质都成为武器；无论他们是否反映信念倒是次要的。他继续说：
诚然，我们必须以诚相待他们，但更需要用娴熟的手段控制他们 。有些时候，有可能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向走，但不能让他们理解其中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故意暴露一切，使他们不会怀疑，于是我们可以驱散他们逆反心理的躁动。有时我们给他们招待和娱乐，在这之后他们有升值的感觉 。
然后在其他时候，我们以主动示好的方式显示对他们的信任，使得在讨论具体事情时斤斤计较显得没必要，于是我们就能在掌中之事上得到他们的帮助。
西方压倒性力量和清朝心理玩术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是，耆英和璞鼎查签署两个条约，《南京条约》和补充性的《虎门条约》。最终结算比《穿鼻公约》让步更大。它基本上是丧权辱国的，虽然与军事形势允许英国可以施加的相比，条件还不太苛刻。它要求清政府支付600万银元的赔款，割让香港，和开放沿海五个“通商口岸”，那里将允许西方居住和贸易。
这实效性地瓦解了“广州体系”，即由中国朝廷监管与西方的贸易和限制持照商人。宁波，上海，厦门，福州被添加到通商口岸列表中。英国确保享有其在港口城市常驻使团并直接与当地官员谈判的权利，绕过北京的朝廷。
英国也得到了对其居住在清朝通商口岸的国民行使司法管辖的权利。 在操作上，这意味着外国鸦片贩子将受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约束，而非清朝的 。这种“治外法权”原则，在该条约的其他争议较少的规定中间，最终被看作是对清朝国家主权的一个严重侵犯。不过，由于欧洲的主权概念在清朝还是未知的，治外法权在当时是一个标志，与其说是违反法规毋宁说是皇权下降。由此造成的天意萎缩导致了一阵阵国内叛乱爆发。
大多数国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察觉鸦片战争的持久影响。 他们将让步视为吸纳和消磨蛮夷的传统方法的应用。“国家的巨大的身躯，”他推测，“只能忍受其后的战事，且当作野蛮人部落叛乱，以坚船利炮攻战一些沿海地盘， 甚至设法进入京杭大运河并其占有要点，从而迫使皇帝做出一定的让步。”
但是，西方列强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安慰的。清朝的每一个让步往往引来西方更多的要求。那些条约，当初设想作为临时让步，却引发一个清廷不断失去控制国家商业和外交政策的过程。继中英条约，美国总统约翰泰勒迅速派遣一个特派团到清朝，为美国人获得类似的优惠，成为后来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先行者。
法国也为自己谈判达成含有类似条款的条约。这些国家轮流包括了一条“最惠国待遇”条款，它规定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任何让步，也必须给予签字国 。（清朝外交后来利用这个条款来限制特权，挑起各种索赔人之间的竞争。）这些条约是中国历史上在外国军事力量阴影下进行的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的首条。当时，最可恨最有争议的规定是平等地位的条款。
直到那时，清朝坚持认为自己优越超凡的地位，已经在国家认同意识中根深蒂固，并反映在朝贡体系中。
双方领导人都明白，这一纠纷远远超过礼仪或鸦片问题。清廷愿意用金钱和贸易安抚贪婪的外国人，但如果蛮夷的政治平等原则与天子齐眉举案，整个清朝的秩序将受到威胁；天朝将冒着丢失天意的风险。帕默斯顿，经常对他的谈判对手言辞辛辣，将赔偿金额只视为部分象征，他倾注高度重视，以求避免在中国的通信中用语言揭示“清朝优越感的假设”，或暗示英国，虽然在战争中得胜，仍然是一个觐见者请求皇帝的天恩惠顾 。
最后，帕默斯顿的观点占了上风，《南京条约》包含了一项条款，明确保证中国和英国的官员今后将 “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对应”；它甚至列出具体的中文书面字符注以可以接受的中立内涵。
清朝已经明白军事的自卑，但尚未有适当方法对付。起初，它应用蛮夷管理的传统方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从不认输。中国的统治者想用汉代的“五饵”政策处理局面。他们认为这些入侵者的共性是渴望分享天朝文化，他们希望在我国的土地上定居并分享其文明 。因此，他们可以被用心理方法逐步驯服，像耆英亲王说明的那样，假以时日，成为清朝生活的一部分。
但欧洲侵略者却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有限的目标。推定自己是更先进的社会，他们的目标是从获取中国经济收益，而非加入其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要求只受他们的资源和贪欲限制。个人关系不可能决定一切，因为入侵者的首领不是邻居而是远居万里之外，在那里他们由动机支配，对耆英类型的微妙和间接战略置若罔闻。
在十年的时空里，清朝已经从卓越超群变成殖民势力撕咬的对象 。在两个时代和两个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之间，清朝争取一个新的身份，高于一切的是，调整技术和商务和标彰其伟大的价值观，以此为安全基础。
耆英的外交方针：安抚蛮夷。魏源的蓝图：“师夷之长”、“以夷制夷”。威严扫地：国内暴乱和列强挑战。控制衰落。日本的挑战。朝鲜。义和团起义和新战国时期。
这一段历史其实有近代史资料和影视详尽讲述过。
以基辛格的眼光看，西方第一次官方外交使团（马噶尔尼使团）来叩门还是比较礼貌的。当时清廷缺乏对世界棋盘上“势”的认识，出于傲慢无知，愣逼着人家“叩头”。后来，英国佬不干了，把炮舰开到咱家门口了。当一只狼进来后，清廷昏庸的官员采用引群狼入室而后驯之的策略。因全无招架之力，结果受伤的只有自己，而且伤痕累累。各列强中日本和俄国对清朝有领土野心。其他似乎只想传教和拿鸦片换银子。
“以夷制夷”的策略总体是失败的，唯一可算作成功的例子就是（李鸿章）阻止了把清朝发祥地的满洲割让给日本，但让俄国占了便宜。后来日俄战争日本报了一箭之仇。看着列强在自己的土地上争夺，清廷也只有卖呆的份。再后来，清廷垮台，军阀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