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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康熙十七年（周昭武元年、公元 1678 年）的历史舞台上，天下局势因吴三桂政权的变动而风云变幻。彼时马宝两战两胜大破满清八旗的战绩，使得永兴这座小城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就在距离永兴仅百余里的吴周都城 “定天府”（衡州），一场更为重大的变故悄然降临。
吴三桂在称帝时已六十七岁高龄，在那个时代堪称高寿。当时他不仅因战局的日益糜烂而心力交瘁，还在精神上遭受了沉重打击。当年六月吴三桂原配张氏（吴周皇后）的离世，让他郁郁寡欢情绪低落。到了八月，他又突然染上 “中风噎嗝” 之症，尽管全力救治，病情却未见好转。自知大限将至的吴三桂，赶忙嘱咐亲信速往昆明，接 “皇太孙” 吴世璠（吴三桂之孙、吴应熊庶子）前来都城托付后事。遗憾的是，他最终未能等到吴世璠的到来，于八月十八日病情加重，病死于定天府。
吴三桂死后吴氏宗亲与大将们纷纷聚集于定天府商议后事，就连正在永兴前线作战的马宝、胡国柱、王绪等人，也不得不放弃围城，赶回定天府。彼时他们对永兴的围攻已到关键时刻，却因吴三桂的突然病逝而功败垂成。
在众人碰头之后，公推吴三桂之侄、老将吴国贵总理军务。吴国贵堪称吴周军中的宿将，自山海关之战起便追随吴三桂，与王屏藩、马宝并称为吴军中的三大猛将。传闻南明最后一任皇帝永历帝便是被他亲手用弓弦勒死。吴三桂云南起兵后，吴国贵挂 “靖朔将军” 印驻守松滋，扼守虎渡口。在第一次长沙之战中，他于荆州太平街以少胜多，大败贝子察尼率领的清军，迫使清廷荆州军团主帅、顺承郡王勒尔锦放弃了与岳乐军团夹击湖南周军的战略目标。第二次长沙之战（官山之战），面对清军穆占军团突袭长沙城的危急时刻，他果断放出象兵，致使清军自相践踏，损失惨重大败而逃。
吴国贵担任军务总理后，先是派胡国柱返回云南，迎接吴世璠到吴三桂灵柩前即位，以稳定军心。随后他召集诸将，商议后续的战守之策。吴国贵极具战略眼光，他深刻反思了吴三桂起兵后的决策失误，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舍弃云南，挥师北向争夺天下。具体而言派遣一军谋取荆州攻略襄阳，直趋河南；另一军攻下武昌，顺流而下经营江北。他激励将士们不畏艰难，不惜牺牲，宁进死，勿退生，拼死决战，意图直捣中原腹地，切断东南漕运。他认为即便不能统一天下，也应占据黄河以南之地。
可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战略提议却未能得到诸将的认同，吴周诸将大多因家产、亲族都在云南，不愿采纳此策。而当时同样具有战略眼光的高层胡国柱不在定天府，无法支持吴国贵。更关键的是外姓大将马宝带头反对，众将纷纷附和，吴国贵的提议就这样被轻易否决。
客观来看吴国贵的提议极具可行性，当时清军为应对湖南战场，不断抽调兵力，长江以北地区防御空虚，就连京师北京也面临无兵可守、无兵可调的困境。为平定湖南，清廷几乎抽空了关外龙兴之地以及陕西等地的兵力。长江沿线的重要城市，如武昌仅有驻兵三千五百人，南昌四千五百人，安庆五千五百人，其他内陆城市守军更少。而此时吴周军队总兵力尚有十余万，精锐之师亦有数万。若听从吴国贵建议集中精锐，凭借机动和质量优势进攻清廷腹心之地，清军必然疲于奔命。况且陕西的周军余部、汉中兴安一带的王屏藩部、四川的谭弘和吴之茂所部，都能给清军防线施加巨大压力。福建沿海岛屿的明郑军队若能配合，向福建、广东用兵，甚至直趋金陵（南京），截断东南漕运，将对清军形成巨大威胁。但可惜的是，马宝等大将战略短视，加上吴世璠尚未抵达定天府等因素，使得吴周政权错失了这一理论上翻盘的绝佳机会。
与此同时在昆明方面，胡国柱受托接吴世璠前往都城继位，却遭遇重重阻力。吴三桂的三女婿、吴周云南留守大学士郭壮图极力反对。原来郭壮图的女儿和吴三桂幼婿卫朴之女都嫁给了吴世璠，郭壮图企图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后，因而极力阻止吴世璠离开云南，不愿他脱离自己的掌控。胡国柱在昆明城外东郊徘徊数日痛心疾首，却始终无法说服郭壮图，无奈之下只得返回定天府前线，向众将传达这一消息。
最终吴国贵等人只好用棉布包裹吴三桂的尸体，秘密运回云贵。吴世璠在贵阳迎灵继位，以贵阳贡院为行在，定明年为 “洪化元年”，并追封吴三桂为 “太祖高皇帝”、吴应熊为 “孝恭皇帝”，以大学士方光琛、国丈郭壮图为心腹，叔父吴应期为楚王，原清廷贵州巡抚曹申吉为顾命大臣，吴周政权由此进入后吴三桂时代，继续在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地统治，但已错失了改变命运的关键契机，其未来的命运也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逐渐走向衰落。这一段历史，充分展现了战略决策、内部纷争以及个人野心对一个政权命运的深刻影响，也让后人不禁为吴周政权错失的机遇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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