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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诸多事件的真相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扑朔迷离，1935 年陕北红军迎接中央红军相关决策的争议便是如此。1942 年底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对 1935 年下令逮捕他和刘志丹等人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发起猛烈抨击，其中一项重要罪名便是他们曾反对陕北红军迎接中央红军，而这一言论意外地将程子华也卷入其中。
1935 年劳山战斗期间，陕北红军（红 15 军团）在战斗中缴获一份敌人文件，从中得知中央红军主力已北上至甘肃武山县西南一带。此消息让众人欣喜万分，前方的徐海东、刘志丹、高岗、郭述申等人迅速致信当时主持西北工作的朱理治，建议红 15 军团立即派兵迎接中央红军，并附上了缴获的文件。可数日后朱理治、郭洪涛、程子华等人共同做出了不去迎接中央红军的决策。
程子华晚年在回忆录中详细阐述了当时决策的过程，朱理治收到前方来信和敌军文件后，征求程子华的意见。程子华仔细分析后认为，该文件时间已过一个多月，若中央红军要来，按常理应该已经抵达；若未前来可能已前往其他地方，此时红 15 军团全部出动迎接，极有可能扑空。而且红 15 军团前往关中，往返路程需时一个多月，期间若敌人趁机占领永坪镇，苏区将陷入困境。相较之下他提议红 15 军团向南进攻，调动西安敌人向北增援，既能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又可确保不离开永坪镇一带。朱理治认可了程子华的观点，随后与后方同志商议后，决定派程子华前往前方传达后方意见。当时程子华抱病在身，却依然躺在担架上赶赴前方，向徐海东、刘志丹、高岗、郭述申等人转达了后方的决定，最终前方和后方达成一致，认为在情况不明时不应贸然离开根据地去迎接中央红军。
1942 年西北局高级会议上高岗旧事重提，将此作为朱理治、郭洪涛的 “罪状”。朱理治和郭洪涛虽详细解释了事情原委和决策过程，但高岗并未理会。郭洪涛晚年在回忆录中坚决否认了这一指责，他写道高岗硬说朱理治和他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还污蔑他 “想当土皇帝”，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他强调自己和朱理治都赞成迎接中央红军，并且同意程子华的建议，认为红 15 军团向南出击、调敌北移的部署是正确的，既能保卫陕北根据地，又能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1955 年 3、4 月间在高岗事件结束后，中央安排彭德怀主持在北京饭店召开西北问题座谈会。程子华再次在会上解释，称当时的决策属于作战方针问题，并非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他明确表示如果说作战方针有误，自己愿意承担责任，因为这一建议由他提出，且得到了前后方负责同志的同意。最后马明方在会议总结时得出结论：当时并不存在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而是如何迎接的部署问题。
这一结论为程子华等人卸下了背负多年的思想包袱，也让历史真相得以澄清。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应认识到，在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战争环境下，决策的制定往往需要综合考虑众多因素。当时的决策是基于对局势的判断、根据地的安全以及对中央红军行动的有效配合等多方面因素权衡的结果，不应被片面解读或歪曲。程子华等人的决策和解释体现了他们在当时情况下的理性思考和对革命事业的负责态度。这段历史公案的解决，提醒我们在研究和评价历史事件时，要秉持客观、全面的态度，深入探究事件背后的真实情况，避免因片面信息或主观偏见而误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从而更好地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传承先辈们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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