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在扩大会议上说道：“什么样的人不杀呢？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那么，潘汉年的“可杀之罪”是什么？
六年后，毛主席道出实情：“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
潘汉年1925年入党，先从事宣传工作，后来转入地下。
1955年4月3日，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潘汉年，正在北京饭店301房闭目养神，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他按照要求走到大厅，看见了等候已久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当天，潘汉年就被关进了功德林监狱。
潘汉年入狱与他12年前的“南京之行”有关，确切地说，是错失了两次向毛主席坦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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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犯险，红色特工“单刀赴会”76号“魔头”
“汪精卫会见中共要员！”
1943年春，南京“汪伪”和重庆国民党的报刊上，都出现了这条醒目的消息。
他们口中的要员，正是潘汉年。
事后，毛主席也亲自发文辟谣。
那么，潘汉年到底有没有跟汪精卫见面？他为什么要跟汪精卫见面？
汪精卫，人人得而诛之的汉奸卖国贼，以至于死后还被掘坟鞭尸。
他虽然也曾有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情壮志，却在日本侵华后迅速倒戈，成了日寇扶持的“傀儡王”。
潘汉年跟汪精卫扯上关系，还要从李士群说起。
抗战时期的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汉奸特工机构所在地，人称“76号魔窟”。
“大魔头”便是曾经的中统特务，汪精卫的心腹：李士群。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刺探日伪情报，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接近李士群等汉奸。
潘汉年是我党著名的“情报专家”，30年代初，调任中央特科，接替陈赓担任情报科科长。
1939年初秋，潘汉年先在香港组建华南情报局，又奉命在上海组建情报工作网络。
此时的上海已成“孤岛”，情势十分复杂，也是获取各种情报的重要窗口。
这里既有日伪盘踞，又有国民党势力林立。
潘汉年作为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既要与日伪作殊死斗争，又要善于利用矛盾，伪装自己，周旋于魔鬼之间。
潘汉年先让袁殊进入日伪特务机关潜伏，接着安排中共党员关露安插到李士群身边。
潘汉年还亲自去李士群家做工作，与李发生直接联系，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保持与李士群联络的渠道。
1943年有迹象表明，日伪正在调集重兵，欲对我新四军展开大规模“扫荡”。
新四军非常需要日伪“扫荡”的确切情报，潘汉年心想：既然是日伪联合，那么可以从李士群身上入手。
李士群是个“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的人，他一直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潘汉年向华中局申报，经过书记同意后秘密潜入上海，准备与李士群见面。
请君入瓮，大汉奸的惊天阴谋！
1943年，上海，潘汉年对胡均鹤袒露了此行的目的：“这次来，我想跟李士群见一见！”
胡均鹤如是说道：“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要跟他见面，恐怕只有到苏州去。”
说罢，两人一同启程去了苏州。
然而，李士群的家人却说他不在苏州，而在南京。
要不要去南京，成了摆在潘汉年面前的大问题。
潘汉年作为情报工作负责人，亲自去“汪伪”老巢，显然是不适宜的。
如果被国民党获悉，他们会以大造舆论，使组织陷入被动；
如果返回上海或淮南根据地，那么他与李士群的情报关系就将宣告结束，这不仅会影响以后的情报来源，就目前新四军急需的有关“扫荡”情报也无法从李士群那里搞到了。
潘汉年权衡再三，一咬牙，一跺脚，龙潭虎穴也要闯上一闯。
到了南京后，潘汉年还是没有见到李士群。
“76号”的另一头目杨杰告诉潘汉年：李士群去见汪精卫了。
杨杰开始“自作多情”的给潘汉年介绍在场的大小汉奸，并称潘汉年为“萧先生”。
杨杰的举动，让潘汉年开始意识到了不对劲。
见到李士群后，他一个劲儿地“畅谈”当前形势,极力渲染日本人和重庆方面正在进行的所谓“和平运动”。
说到最后，他叹口气，道：“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这话一出口，潘汉年马上就明白了一切。
从上海到苏州再到南京，李士群绕来绕去，就是为了安排潘汉年跟汪精卫见面。
李士群为何要煞费苦心的安排这场见面呢？
原来，日本人对他的表现早有不满，一直想除之而后快。
李士群想活命，只能抱紧汪精卫这条“大腿”。
为了邀功，展示自己的重要性，李士群这才想到了潘汉年。
要不要见汪精卫？潘汉年的心中极度纠结。
事已至此，向上请示怕是来不及。而果断拒绝，不但会激怒李士群，还会让刺探“扫荡”情报的任务落空。
一番思考过后，潘汉年只能硬着头皮去闯一闯。
潘汉年跟汪精卫，都说了什么？
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来到了汪精卫公馆。
尽管潘汉年自称是“萧淑安”，但汪精卫还是猜到了几分：“我认识你们毛主席，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后来发生误会了。”
汪精卫大言不惭的说：“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当然也邀请你们。”
潘汉年听不下去了：“我们是不会参加的，来的也是假的！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表示：“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精卫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则表示：“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可以说，潘汉年此次的南京之行有礼有节，没有失去立场和原则。
随后，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回到上海。
在那里，他又与李士群见了两次面，并在四川北路一座日本军官公寓里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作了一般性的交谈。
潘汉年千错万错，不应该不向上级汇报。
回到新四军华南局，潘汉年只向局长说明了刺探出的情报：日军不会对新四军有大动作，对于与汪精卫见面，却是只字不提。
至于潘汉年为何要隐瞒行程，有人说是害怕书记发火，想直接向延安汇报；也有人说，是担心擅作主张，被追究责任。
潘汉年想瞒，可有的人不想瞒。
汪精卫“往自己脸上贴金”似得大肆渲染与潘汉年的见面过程，在南京闹得满城风雨。
紧接着，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也像抓住“把柄”似的，大肆攻击。
对于潘汉年，毛主席是绝对信任的。
潘汉年去南京，毛主席是完全不知情的，自然认为是国民党在造谣。
毛主席出面为潘汉年辟谣：中央确实没有派任何人去过南京，更没有派人秘密会见汪精卫，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方面情报。
如果潘汉年此时及时向毛主席坦白，一切都来得及。
1945年的延安会议上，有人举报潘汉年“在敌占区可能有问题”。
毛主席因此在接见潘汉年，对他表示极大的信任,认为是举报者不了解敌占区的工作。
在这种情形下，潘汉年话到嘴边，终于还是咽了下去。
就这样,他失去了最后一次坦陈心事的机会，也给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但是，这个秘密如同大山一般压在潘汉年的心底，让他透不过气。
最终，潘汉年向陈毅坦白了事情原委。
毛主席得知后勃然大怒，批示道：“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接着，毛主席发出手谕：“立即逮捕潘汉年。”
罗瑞卿亲自带人，在北京饭店抓捕了潘汉年，并送入功德林。
1963年6月，潘汉年一案作出审判。
宣判后一个月，潘汉年出狱，与妻子共同被安置在团河农场。
1965年，潘汉年被假释，按八级干部待遇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享有自己的厨师和服务员，可以自由活动，可以进城探亲访友。
遗憾的是，1977年潘汉年因肝癌，在长沙病逝，享年71岁。
1982年，在陈云、李先念的推动下，中央下发文件：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
如果潘汉年在见完汪精卫后能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
毛主席给过他两次机会，可他都没抓住。
参考文献：
王凡.潘汉年与汪精卫南京会面的历史真相(上)[J].党史博采(纪实),2013,(04):52-56.
王伟.潘汉年会见汪精卫之谜[J].党史文苑,2005,(15):44-46.
《世纪》杂志 | 潘汉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之谜 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