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之后，山东陆陆续续有2000余位青年人考入其中，因而在国军序列当中系黄埔出身的山东籍将领不在少数，而其间便包括深受蒋介石器重的的“三李一王”。
那么蒋家军队著名的将领“三李一王”，他们都是谁？最后结局怎么样？
“三李”同为山东籍黄埔一期
蒋家军队当中，
所谓“三李”指的便是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三人
，而之所以三人被并称为“三李”，不仅仅因为三者同属山东青年，更因其他们同为黄埔一期学员。
1924年2月14日，黄埔军校筹备处拟招生324名，根据各省份实际状况划分招生名额，而山东省最终则分配到了12个名额。
届时由于各省大多处于军阀势力的实际掌控之下，大张旗鼓的招生并不可取，只能委托国民党一大代表返回原籍之后代为招生。
而山东省为黄埔军校选派优秀青年人才的总负责人便是王尽美，他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亦是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
王尽美为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等共计10位山东青年开具介绍信，并安排他们前往上海参加复试，而主持这场复试的便是时任国民党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上海执行部秘书的毛主席。
关于该次复试毛主席在后来1954年10月18日的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还曾提及
“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44号。”
“三李”在内的10位山东青年乘坐火车抵达上海后，被安排在名利客栈居住，直至4月中旬全员通过复试，并领取30银元前往广州参加下一度考试。
成功通过最后一次考试迈入黄埔门槛之后，李仙洲、李延年皆被编入了四支一期学生队伍中的第三队，而同队者亦包括陈赓、杜聿明等人。
由此在黄埔军校当中，作为一期学生的“三李”开始接受紧锣密鼓的军事培训，直至同年12月毕业后开赴东征前线。
而在此过程当中，有着同样报考经历、同为山东籍黄埔一期学生的“三李”之间奠定了深厚的友谊。
彼时的黄埔军校大门上已然挂上了那副著名的对联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横批
“革命者来”
毋庸置疑，彼时的“三李”又或其它黄埔学生皆是有着革命志向的爱国青年，正因如此方才不畏艰险的报考黄埔军校。
然而后来随着蒋介石对孙中山先生的背叛，致使包括“三李”在内的部分黄埔学生走上一条歧路。
身处于黄埔军校之际“三李”皆是一期学子，而离开黄浦军校之后，三人则迎来了各自并不相同的人生。
李玉堂
黄埔一期毕业之后的李玉堂，被分配到了国民革命军一师二团任见习官
，此后由于英勇作战、屡立战功李玉堂陆续被晋升为：
少将营长、陆军三师八旅八团团长、三师八旅旅长等职务，而在1931年初李玉堂已然成为第三师师长。
关于李玉堂戎马生涯当中的高光时刻，平叛
陈炯明
的战斗中“奋不顾身冒着敌人炮火，第一个登上云梯将战旗插上城楼”是为其一，而
抗日战场上的李玉堂，同样有着一份不容忽视的汗马功劳。
抗战时期作为第十军军长的李玉堂奉命驻守长沙，由此参与了
四次长沙会战
当中的前三次。
四次长沙会战当中，尤以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果最为显著，其胜利极大程度振奋了举国抗日之信心亦令世界为之震惊，而在该次长沙会战之中李玉堂所部可谓功不可没。
1942年1月1日凌晨，随着日军第3师团向长沙东南高地阿弥岭、林子冲发起攻击，长沙保卫战旋即打响。
届时第九战区最高司令长官薛岳，命李玉堂率领第十军承担守卫长沙城的重任。
接到作战命令后的第十军由上至下战意盎然，只因此前第二次长沙保卫战的过程中，由于作战不利令第十军蒙受了耻辱，因而对于眼前这个一雪前耻的机会他们一定要牢牢把握。
心怀必死之志的李玉堂更留遗书一封，其间不仅说明长沙保卫战的重要意义，更嘱托妻子待儿子长大令其继承父亲衣钵继续投身革命。
1月1日，南下日军在长沙城北、东、南三面合围，其间第40师团在南、第3第6师团位于东南，第4师团则处东北，待集结完毕之后便悍然向长沙城发起攻击。
而早在日军对长沙城发起攻击之前，善于构筑防御工事守城的李玉堂命令第十军上下，迅速构建起坚固的半月形防线。
历时三天的激战过后敌我双方皆是损失惨重，值此之际日军方才突破长沙城的外围防线进入市区当中。
而此时的第十军上下已然折兵损将高达三分之一，但是在李玉堂舍生忘死的引领下，战士们依旧士气高涨毫不退让。
待战至1月4日黄昏之时，长沙城内已然鲜血横流、尸横遍野，然而在第十军的苦苦支撑下，未能攻破长沙的日军因弹尽粮绝而被迫撤退。
然而值此之际日军的退路早已被其它中国军队所截断，在薛岳的安排下东南西北四路截击军队形成包围圈开始围歼日军，而第十军残余军队亦由内而外发起攻击，如此长沙保卫战进入了反击阶段。
随着此后陆续的追击作战，1月18日长沙会战正式以中国军队的完胜告终，中国军队以伤亡28116人的代价，毙伤日军高达56944人。
海内外为本次胜利皆一片震惊，无数华侨高度评价了本次胜利并为中国军队捐款捐物，其间便包括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美国总统罗斯福亦曾称：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
回顾整场长沙会战，作为第十军军长的李玉堂可谓功不可没，这场胜利不仅为他抗战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令他被提拔为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抗战胜利之后，李玉堂受命出任第十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值此之际由于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曾在抗日战争中同仇敌忾的兄弟部队，无可避免的兵戈相向。
1948年7月13日，李玉堂部与许世友将军、谭震林所部交战后败下阵来，其部六万余人付之一炬，李玉堂只身逃亡徐州。
此后蒋介石再度启用李玉堂任命他海南防卫副总司令、第一路军总司令兼第三十二军军长，并于此后率部驻守海南岛。
在他驻守海南岛期间，我华南分局策反委员会曾与之取得联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李玉堂加入反内战阵线。
当李玉堂表示同意之后，我党更派遣联络员到达其部，帮助其伺机发动起义，以策应我军进行登陆作战。
然而1950年5月四野第十五兵团发起海南战役之际，由于交通中断李玉堂未能及时接到我党指示不敢冒然行动，与此同时由于海南守军派系林立起义艰难，李玉堂碍于重重原因只能伺机而动。
因此直至解放军占领海南之际，李玉堂也未能成功发动起义，且在国军败兵洪流裹挟之下撤退到了台湾。
1950年身处台湾的李玉堂遭叛徒出卖其与我党之间的联系，因此被逮捕入狱，并在1951年2月5日被以“通共有据”罪名杀害于台北碧潭，时年52岁。
回顾李玉堂的戎马一生，昔年间抗日战场上的卓越功绩又或海南战役前的迷途知返，皆是弥足珍贵的，然而却在台湾当局的迫害下沦落至如此结局。
感念于李玉堂生前所为，1983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李玉堂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延年
1924年离开黄埔军校之后，“三李”皆投身于北伐战场之中，而李延年自然也不例外，甚至于
深受蒋介石赏识的李延年，升任排长、连长、营长的时间都要早于其他二人，时至27年便担任了第一军二师五团团长。
纵观李延年的戎马生涯，实质上并没有形同上述李玉堂长沙保卫战那般的战绩，与此同时胜绩与败绩也在五五之间。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令北伐战争丧失了原有的意义沦为了新旧军阀之间的权力之争。
1928年4月，北伐军攻克徐州、泰安之后进占济南，值此之际日军以保护日侨为借口，悍然出兵山东以阻挠北伐，并酿造了震惊中外的
“五三惨案”
，一万余中国军民惨遭屠戮。
值此之际，北伐军上上下下义愤填膺意与日军决一死战，然而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不仅下令不准还击，更在5月7日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绕开济南继续北伐，同时由李延年、邓殷藩两团掩护大军撤退最后突围。
接到命令后的李延年，率部自8日到10日与日军对抗长达三个昼夜，因此前“五三惨案”早已令战士们义愤填膺，因而即便城墙工事悉数在敌人炮火下付之一炬，但阵地却始终坚固如初。
战至11日凌晨，李延年率守军撤出济南，虽遭遇伏击伤亡惨重但也完成了蒋介石下达的任务，因此蒋介石曾当众夸赞其“李延年见危授命，临难不惧，令人钦佩”。
虽然此时的北伐战争已然丧失意义，但是该次作战的对象是为日军，因而也可归于李延年的抗战经历。
而在此后的戎马生涯之中，接肘而来的便是对红军的围剿，战场交战对红军造成的损失姑且不论，1934年其部枪杀红军俘虏500余人的劣迹实在令人憎恶。
抗日战争时期李延年先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支援台儿庄会战以及保卫徐州、武汉等战役，而若论其功绩最大者，莫过于抗战末期的潼关作战。
1944年5月，日军以10万人马兼10万伪军自洛阳进犯，妄图进取潼关、西安、宝鸡后直抵四川。
届时蒋介石从胡宗南麾下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四十集团军当中各抽调两个军以及川军三十六集团军4个师、西北军四十军2个师，共计30余万人的兵力，交由时任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统一指挥，任命其为抗日前敌总指挥率军坚守潼关。
战役打响之后，由于
胡宗南
的部队长期以来养尊处优怠于作战，导致防线在日军冲击下迅速瓦解，甚至有师团长临阵逃脱的现象频频发生。
值此之际，李延年要求特务团堵截溃退官兵，同时下令撤退至第二道防线，此外更将两名弃阵而逃的团长枪决，判处作战不力的师长戴慕真无期徒刑。
实质上早在此前李延年便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受命之初便向蒋介石请示若有临阵脱胎、作战不力者，军长以下由蒋介石处理，师长以下就地枪决。
对此蒋介石予以肯定回复，并称“师长级别若有不听指挥打了败仗的，可便宜行事”。
李延年大刀阔斧的一番举措无疑震撼了全军上下稳定了军心，因此他复又趁势指挥部队发起反击，4天时间里夺回失去的阵地，令日军再难进犯。
至此抗日战争实质上已然步入尾声，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李延年复又被蒋介石提拔为第十一站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同年8由复又被委任为山东受降区受降官。
由此李延年回到了昔年间作战的地方——济南，然而这一次却是以受降官的身份来到济南，然而该次受降当中其表现出的宽容态度，以及未缴械便放任日军离去等所作所为，一时间在国内引起了无数声讨。
与此同时，其查封济南日伪银行之后竟从中提取大量金银犒赏三军，如此滥发奖金不仅违背军令，实质上其损害的乃是人民的利益。
其面向人民以1:200的折合率将法币与伪储币兑换，导致手中有法币的国军以数十倍的差价取得人民群众手中的实物，俨然对人民造成了新一度的搜刮。
如此状况下，国军内部在上级的引领下奢靡之风盛行，一场场鸡尾酒会如若流水，以此也不难窥见后来国民政府溃败的原因。
抗战结束之后接肘而来的自然是蒋介石悍然挑起的内战，不过面对解放军的铁蹄其阴谋无可避免的覆灭，而这一阶段之中李延年的个人情况，一如整个国民政府一般急转直下。
1948年8月后，李延年被陆续委任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兼第九绥靖区司令官”以抵抗华东野战军，然而此后的一场徐蚌会战当即令他踏上了败退之路。
此后蒋介石复又任命他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南京江防司令，然而百万雄师飞渡长江令其瞬间向南狂奔逃至福建。
身处福建的他再次接到任命，成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六兵团司令官，驻守平潭岛。
8月11日三野第十兵团发起福州战役，仅历时7天便解放福州直取平潭岛，此时的李延年一如惊弓之鸟，不等蒋介石下达命令便自行弃岛逃到了台湾。
正因如此，1950年之际蒋介石追究他“平潭岛撤退”的失职，将其投入军事法庭审判，并判处10年有期徒刑。
而在出狱之后，李延年穷困潦倒、三餐不继俨然形同乞丐，只能够依赖于老部下的接济生活，甚至于沦落到了用椒盐水沾馒头充饥的境遇。
1974年11月17日，时年70岁的李延年在台北郁郁而终。
李仙洲
在“三李”之中李仙洲是最为年长者，其相较于年龄最小的李延年有着十岁的差距。
李仙洲的戎马历程与另外两人相仿，皆因黄埔一期的出身而崛起于北伐战争期间，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其主要在山东地区作战。
若将李仙洲与前二人相较，实质上他的一切皆略显中规中矩，然而相对而言在结局上，李仙洲乃是“三李”当中唯一一位善终者，而导致这一切的开端源自于那一场
莱芜战役
1947年2月20日至2月23日，在陈毅、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前后历时63个小时左右的莱芜战役，以解放军伤亡8800人、国军伤亡1万余人被俘46800人，并俘获李仙洲告终。
莱芜战役的结果虽是如此，但实质上并不代表李仙洲本人的军事指挥水平过低，粟裕将军也曾称“此次莱芜战役，情况变化之多为前所未有。”
1947年2月21日晚，负责指挥蒋军北集团的李仙洲突然接到命令，“共军主力突然大举北移，已对你部形成包围，立即火速向北突围！”
值此之际正在指挥部盯着地图的李仙洲也是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我军怎么会来的如此突然？
不过接到命令之后，李仙洲还是紧锣密鼓的召开会议，最终敲定部队于22日早晨开始向北突围。
然而22日早晨，46军军长韩炼成却以所部较为分散、短时间内难以集中为由，建议再停留一日到23日再行突围，最终李仙洲采纳了这一建议。
待到23日清晨，突围之前的碰头会上
韩练成
复又突然失踪，即便李仙洲四下派人寻觅依旧无果，如此一来二去再度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至此李仙洲彻底陷入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综上所述在导致李仙洲战败的诸多因素当中，不容忽视的便是韩炼成于其中所产生的作用，然而韩炼成实质上早已秘密与我军取得联系，因此方才刻意拖延以为我军的完全包围争取时间。
李仙洲被俘之初关押于昆仑山战犯管理所，此后历经辗转之后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直至1960年11月28日作为第二批特赦人员被释放。
实质上最初李仙洲并不在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当中，之所以能够位列其中乃是周总理亲自加上去的，周总理以书面形式批示特赦的战犯仅有二人，而李仙洲便是其一。
之所以如此，是因早年间在黄埔军校之际周总理便对李仙洲有着较为深刻的印象，当时的李仙洲年龄已有30左右，但为了革命毅然抛妻别子背井离乡投身黄埔军校，而且此后东征过程当中英勇善战，方才为周总理所熟记。
不仅于此，李仙洲被特赦之后周总理更亲自在家中设宴宴请，包括其在内的数位黄埔出身的获赦人员，此外周总理更特意让李仙洲坐在身边与之交谈。
言谈之际李仙洲深受感动，直言“学生不争气，造了不少罪孽，辜负了老师的教导。”
而周总理则回应道“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我们要朝前看。”
此后的李仙洲不仅得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更先后担任山东省政协秘书处专员、省政协委员、常委委员、民革山东省常务委员……等职务。
与此同时，始终困扰李仙洲心头的疑惑，即莱芜战役中韩炼成为何失踪一事？
周总理也特意促成了一次他与韩炼成将军的会面，两人碰面之后李仙洲方才恍然大悟。
总体而言，在“三李”之中李仙洲乃是唯一一位善终者，其晚年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直至1988年10月22日去世，享年94岁。
王耀武
所谓的“三李一王”当中，“三李”分别为上述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而“一王”则是王耀武。
之所以有“三李一王”实质上源自于“三李不如一王”，字如其面也就是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皆及不上王耀武，其间比较乃是出自于成就、战绩等各方面综合。
无论是军事能力上又或者战绩上，王耀武实质上皆胜过“三李”一筹，其间1946年3月2日，李仙洲调任第二绥靖区副司令，作为他顶头上司的正司令便是王耀武。
与“三李”相同，王耀武同样有着山东籍黄埔生出身，“三李”乃是黄埔一期，而王耀武则是黄埔三期，某种意义上王耀武还要称呼“三李”为学长。
1926年自黄埔军校毕业之后，王耀武被分配至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三团四连担任少尉排长，此后由于作战有勇有谋深得蒋介石赏识，十年之后的他便已是少将师长。
而抗日战争时期则是王耀武一生戎马的辉煌阶段，彼时的他先后参加了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等诸多战役，而职务也数度更迭先后担任七十四军军长、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等职务。
其间他曾担任军长的七十四军便是后来孟良崮上国军主力七十四师的前身，而张灵甫亦是他的老部下，彼时张灵甫被困孟良崮之际亦曾向他致电做最后诀别。
昔年间抗战结束之后，王耀武便以山东省主席身份主持一应政务，而军事上他则兼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职务。
1948年9月粟裕将军指挥华野部队组织14万人的攻城集团、18万人的打援集团，前后历经8个昼夜的作战方才攻克济南，而彼时在济南严防死守的正是王耀武。
届时在济南坚守的关键时刻，吴化文率两万余官兵起义成为了压倒王耀武的最后一根稻草，由此王耀武化妆打扮之后逃离，不过却在寿光境内被我军抓获，由此成为了战俘。
王耀武劳动改造的地方同样在北京功德林，彼时为了打消他心头的顾虑，
毛主席还特意让罗瑞卿转告他，“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很快就能回到人民中间。”
由此王耀武安心接受劳动思想改造，直至1959年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之一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
特赦之后的他更在国家的安排下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而在1964年更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直至1968年，王耀武在北京人民医院因病逝世，享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