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4亿人口基数的大国，如果一年仅仅只有700万的新生儿，那么十年下来，一代新生人口甚至还不足1个亿，它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一个经济体的存续。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数量仅有474.7万对。
474.7万对，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季度仅有158万对新人结婚，按照这个趋势预测，今年结婚登记总数至多700万对，按照今天的总和生育率1（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一个孩子）来看，这意味着一年仅仅只有700万新生儿。
700万新生儿，还是相对理想的状况。以今天12%的不孕率来看，这700万对夫妇生育的孩子还要打一个折扣。
这还意味着，一个十年过去，新生儿总量不会超过1个亿，按照总和生育率1继续换算，那么这不足一个亿的下一代人口，甚至会低于5000万。
人口的下降趋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恶劣。
结婚数量决定着新生儿数量的高低，当结婚人数开始大减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行政部门的衰减。
以474.7万对新婚夫妇为例，全国共有293个地级市，平均下来，今年前三季度每个地级市仅仅只有1.6万对夫妇登记结婚。
换算到每个工作日，平均每个地级市每天仅仅只接待了八十多新婚夫妇登记。
考虑到每个城市都有不少的婚姻登记处，这八十多对新婚夫妇登记再平均一下，每个婚姻登记处每天能够接待的新婚登记夫妇，甚至不足十对。
这可能是最清闲的部门之一了。
研究人口问题的独立学者何亚福曾发文指出，我国结婚登记数自2014年开始下降，尽管受新冠病毒影响，许多人推迟到2023年结婚，导致去年结婚登记数一度上升，但新冠病毒后的补偿效应已逐渐消退。
何亚福以往年规律推算称，今年国内的结婚登记数将写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记录。
同样的，受到年轻人口减少、生育低迷等因素影响，我国出生人口的下降趋势难以根本性改变，除非未来实施大力度的生育支持措施，否则我们只能眼看着生育率年年下跌。
大力度的生育支持措施，究竟需要多大力度？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就在上个月，办公厅还印发了完善生育支持措施的文件，当中提到要积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大力倡导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并将相关内容融入中小学、本专科教育。
如同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一样，当时我们认为“人口太多是负担”，今天我们开始转变这个思路，而转变的第一点，就是先改变人们的认知。
卫健委旗下10月30日也称刊文驳斥民间“一孕傻三年”的说法，称“孕育会让女性变得更聪明”，呼吁应该更多关注生育带来的正面价值。
但刺激生育这件事的难度，和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相比，呈几何倍数增长。
为什么这么说？
当初计划生育，有一个所谓的超生罚款，也叫社会抚养费，当时认为多生孩子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耗散，因此叫社会抚养费。
这个罚款的力度是非常惊人的，是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好几倍，以那个年代的收入能力而言，许多家庭为了多生一个，甚至被罚到“生计艰难”。
从这个角度来看，罚款能够极大限制人们的生育意愿。
但鼓励多生则有本质的不同。
今天鼓励生育，不太可能用罚款的方式去鼓励生育，只能以真金白银去鼓励，因此这件事执行起来的难度，自然也就大得多。
同样的，如果以当年的超生罚款来刺激生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以今天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来看，当年一个超生罚款，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万甚至更高，换言之，这也意味着今天至少需要祭出多生一个奖励十万元以上的金额，才能够起到当年计划生育的效果。
但多生一个奖励十万元，钱从哪里来呢？这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尤其是在今天地方也没钱的大背景下，用真金白银去补贴生育，就显得更难。
10月31日，山西某地宣布，自明年1月1日起，在当地结婚登记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给予1500元的奖励。
这是当地为了鼓励结婚的一个重磅措施。但1500元的奖励，可能只有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这样的奖励措施，初心当然是极好极好的，但实际起到的效果，真的也很有限。
在地方没钱，甚至是债务缠身的情况下，要想大力刺激生育，就不能由地方去做这件事，而是要构建一个全国统一的生育刺激补贴政策。
但这件事的难度已经非常明显了，第一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第二是今天的人口问题，其实是集体和个体的根本性背离。
这话怎么理解？
从集体的角度来看，新生儿意味着一个社会的财富，意味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角色，是经济延绵不断的基石。
但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一对夫妻选择多生，根本上还是自己的经济能力决定的；但今天如此内卷的形势下，一对夫妇要想养育二胎，以普通人的财力和月收入，几乎难以达成。
哪怕是月入过万，按照个税报告中的标准，月入过万已经是我国收入前10%的拔尖群体，但即便是这前10%的群体，在国内也基本上养不起二胎所花费的一切。
养育成本太高，哪怕是前10%月收入的群体也养不起，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我们反思。
从集体的角度来看，人口是财富，人口是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但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多生一个不是多一双筷子这么简单，多生一个反倒是负担、是拖累。
这是个体和集体之间的背离，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短期内要想降低养育成本，不太现实。
事实上不单单是养育成本，以今天的结婚人数来看，也基本上体现了个体对结婚这件事的抗拒性。
从上图可以看到，今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量较去年同比减少94.3万对，单季度同比降幅近25%，全年数据基本上会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记录。
个体如果连结婚都不想结了，从宏观层面去催他们生育，自然也就难上加难。
不出意外，今年的结婚登记数量将会低于700万对，哪怕最后一季度是全年新高，但最多也就六百多万对夫妇了。
按照今天总和生育率1来计算，这六百多万对夫妇，也就只能生育六百多万新生儿。这六百多万新生儿当中，至多产生三百万对夫妇，这三百万对夫妇之中，新生儿就直接腰斩了，就只有三百万新生儿人口。
光是想想就觉得可怕。
新生人口不足，会危及到今天公共体系的一切。从医疗到养老从教育到消费产业，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逃得掉，除了养老产业。
但养老就一定是黄金产业吗？
也不一定。以今天的标准要想找一个符合理想状况的养老院，坦白说，可能有80%以上的老人都没有这个经济实力。
AI会是解决人口不足的机会吗？
这么想也天真，AI本质上还是工具，不能自己产生需求和收入，尽管AI可以生产可以供给，但不会产生需求更没有收入，简单来说，我们该面临的公共系统的塌陷，不会因为AI来改变。
如果未来有一天，AI真的可以领取人类身份证的话，那么我们也许真的可以指望AI来给自己打工，给自己创造收入从而养活自己。
但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历来都是让财富更分化的，即便普通人能够受益于新技术，但和那少数拔尖的群体相比，差距依然会被无限拉大。
换句话说，即便AI真的能够赚取收入，那也是属于AI公司的收入，而不是属于普通人的收入。
我们能够享受到技术，但却未必能够享受到技术带来的红利。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环境的变化会导致动物减少交配和繁衍。这不是说环境恶化才会，我们看发达国家，我们看日韩，韩国的总和生育率甚至比我们还低。
但韩国的人均GDP已经有三万多美元。
因此，环境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都会因为“太好”或者“太坏”，抑制人们对繁衍和生殖的需求。
在这个物质充沛的时代里，个体有太多可以享受到的东西了，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劲去生育、去养育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后代呢？
这是现代商业化带来的巨变。
刺激生育人口，我们就不能只站在集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们就不能只谈新生儿会对一个社会带来的好处，我们还要谈一个新生儿的到来，会对个体乃至家庭带来什么好处。
同样的道理，鼓励生育，我们也不能只站在个体的角度去考虑，养育成本太高、教育成本太高、房子太贵、收入太低，这些当然是个体不生的理由，但却不是集体不鼓励生育的理由。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努力去构建一个生育友好环境，让那些想生的家庭去生，为他们创造一个食品无忧、教育有未来的社会。
正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说，“我自己没有后代，但并代表也不意味着我渴望其他人怎么做。我所能做的，不过就是努力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那些想生的家庭，为他们创造一个友好生育的社会。”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