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项飙（1972年-），现为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三联书店，2000，2018作为“中国社会学经典”之一再版；英译版，Brill Academic Publisher，2005）；Global Body Shopping（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度美国人类学协会安东尼利兹奖。中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Making Money，Making Orde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即出。合编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杜克大学出版社，2013）。论文多篇，获2012 William L. Holland奖，英国科学院中期职业发展奖等。
本文为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浙江村生活史》修订版序言，特此分享。
《跨越边界的社区》原版成书于1998年，2000年出版。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我第二次修改的结果。第一次是在2001年。当时为了准备英译本，在刚刚经历了被西方学术规范全面震撼的我，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
我把大量细节断然抛去，认为它们没有理论意义。我觉得自己做那些细琐描述是因为缺乏规范训练，是缺乏高度概括的学术能力的体现。我这次修改用的是2001年那满页是羞愤的删除号的手改稿。但这次的一个主要工作却是把那些粗重叉叉下的细节抢救回来。
放下了一些理论焦虑，蓄起了一点历史视角，我重新体会到细节的价值。
首先我意识到，我当年不完全是因为没有理论才求诸细节。如果我们把理论理解为劝说读者的工具，细节对我来说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理论。我希望通过充分的细节来说服读者：自下而上的社会变化是可能的，由此形成的社会自主性是应该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的。我当年那么投入地整理记录细节，是觉得一个新的历史在自己眼前形成，我被其鲜活生动深深吸引，强烈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些细节。细节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论，但是各个细节都是有“道理”的，即细节展示人们怎么行动、什么行动导致什么结果的逻辑。
记下那么多细节，也是因为我把自己定位成读者和“浙江村”之间的中介。我不掌握“浙江村”的所有事实，也不是他们的代言人，我想做的，是把读者带到“浙江村”。我希望读者通过看我怎么和“浙江村人”互动，读者能够直接地接近他们。整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双重对话：我和“浙江村人”的对话，和以此为基础的我和读者的对话。我希望保持对话的开放性，让读者进入我和“浙江村人”的互动、进入我的思维过程。没有细节，就没有对话的展开。我在新版中也保留了曾经删去的非学术性的（比如政策建议、社会评论式，及个人感受的）语言。这些思考和感悟当然是粗浅和芜杂的，但是它们是开放性对话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为当时的细节记录是基于这样的冲动，近二十年后重读，不但依然可以触摸当时跳动的脉搏，反而感到了更大的冲击力。在调查中，这些细节是令我惊讶兴奋、追着捡拾的彩珠。在2001年它们看似满地杂草。而现在，这些细节又像是从泥土深处探出的芽头，零乱但是包含着坚挺的生命，让我看到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
比如，我在2001年把对生活体系的描写（第六章）基本上都删去了。但是现在看来，人们怎么买菜、看病、养小孩等等，可能比他们怎么做生意更为重要。
“浙江村”把物质生产（做服装）和人的生产（生活体系）用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两个体系的重叠是它独特的生命力所在。“浙江村”首先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体。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其生活体系是辅助经济活动而存在的，就像我们的吃喝拉撒在辅助我们的工作；但是如果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服装生意无非是这个社会自我延续过程的一部分，就像只有了解了人们怎么吃喝拉撒，我们才明白“工作”对他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浙江村”在2000年以后的变化的重点，并不在于其经济活动；而其生活体系的变化，特别是居住大院的消失和依靠外部市场来满足教育、医疗的需要，可能更为重要。
又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详细记录了社区内非正式权威形成的复杂过程，包括大人物和帮派、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自发形成的权威具有暴力和掠夺性的一面，但是通过在社区内部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作为居住和生产空间的大院），草根权威出现良性化的趋势。最有威望的大人物成为打击帮派势力的主要力量，并且和基层政府积极互动。“浙江村”这二十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大人物的草根性的减弱。
对新式精英来说，群众威望不再那么重要，而财富和体制给予的光环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重读历史细节让我意识到，新式精英的草根性的减弱，不能理解为劣绅对良绅的取代，更不是现代对传统的更替，而是因为“浙江村”的自主性被破坏了。由于自主性的破坏，体制有了更大的控制能力，但是并不因此有更强的社会吸纳能力。新式精英因此紧随体制，而他们发展群众基础的意愿和能力都不如老的大人物了。
我之所以重新体会到这些细节的价值，也是因为我对我和“浙江村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我一直没有勇气把《跨越边界的社区》送给任何“浙江村”的朋友，因为我对大部分人的描写都强调他们的多面性，没有丝毫的颂扬成分。而且主流社会和体制是我心目中的阅听人，因为我想要的是改变他们对“浙江村人”这一类流动人口的看法。我从来没有想过“浙江村人”会去读它。
但令我惊讶也最令我特别欣慰的是，许多“浙江村人”买了这本书，而且一买就是几十本。到2016年还有朋友问我哪里可以买到。“浙江村人”在书里看到了他们自己。我猜想，是细节让他们和文本建立了真实具体的关系。同时，旨在讲道理的细节使他们看到自己行动的意义。他们看到自己不仅仅是生意人、是被驱逐者，而且是和主流社会的对话者。
原来租赁临时摊位的个体布料商，现在正规化成了经营公司
高建平（见第八章）是今天“浙江村”最重要的精英人物之一，他准备借北京的疏解计划在河北再造一个新“浙江村”。巨大的计划也面临巨大的压力。2016年他希望我在公共媒体上为他的项目论证，向北京和丰台区政府提出有利项目的建议。我坦言我做不到。我说他的项目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我的工作只是细致地记录他的所为，多少年以后，别人可以从他的成功或者失败里看出新的道理，因为社会就是这么过来的。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看着我严肃地说，“你下次来北京我们一定要好好聊聊！”这是令我感动的一刻。
平时他们似乎只关心眼前项目的成败，强烈渴望得到政府的认可，但是他们也渴求看到自己是一个历史主体，看到成败背后的道理，看到自己和社会整体的关系。他们希望看到饱满的自己。
在这次修订版里保留这些细节，也是我对当年的研究方式的纪念。我之所以能够在“浙江村”毫无计划地泡六年，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还没有被正规化。学校里既无考试的压力，也没有发表的要求。如果说《跨越边界的社区》有什么特别的优点，那就是我对调查对象的超乎寻常的熟悉亲密程度。这种熟悉，只有靠开放的、长时间的、不赶任务的“浸泡”才能获得；没有这种熟悉，就不会有真正贴切和丰富的分析。如我在书里所说，“‘浙江村’在我心中更多的是一个现实，而不是一个用以写文章的题目”。（2000：521）本书新版的序二从经济社会“正规化”的角度分析了“浙江村”的变化，而社会研究领域的“正规化”也是这二十年一个重要的变化。基金申请指南、A类刊物要求，框架、假设、文献回顾……黏稠的术语和雕琢的论证，堵塞了对话，窒息了思考。
在这些正规化的文本里，不仅社会行动者看不到自己，连研究者也找不到作为活人的自己。近来兴起的底层书写是文学界和思想界对这一趋势的弥足珍贵的纠正，但是在这些文本里，底层者多以个体的受害人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多面立体的、群体性的历史主体的身份站出来。多有感人的叹息，少有勃发倔强的生命。这样的文本可能符合知识分子的口味，但不是群众自己想看的。要让群众看到饱满的自己，我们需要直面他们的经验和忧虑，需要解释这些经验和忧虑从哪里来，需要亮出他们的坚韧、顽强、智慧和希望。
这次修订工作的本身，也都是关于细节：核实细节信息、纠正错别字、调整不通顺的句式、统一前后不一致的格式。
除了这篇“修订版序”外，新版中加入了序二和序三。这是为了向读者交待：二十年前的这些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参考价值？
我为此在2015和2016年三次重访“浙江村”，同时结合以前的重访，写成了序二，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中国社会在这二十年间并没有历史断裂，甚至没有大的事件，但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从入学到求职到就医到婚恋——许多规则都已大不相同。有些变化在形式上是我曾期望的，但是其实际效果往往出乎预料。有些变化则和原来的预期大相径庭。《跨越边界的社区》里记载的诸多细节，显示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那么，为什么一种可能性最后抑制了其他的可能？今天是否还存在多种可能？我当初为什么会形成那种期望，今天又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期望的落空？
最后我要交待一下关于我的名字的细节。我多年来署名“项飚”，护照上也是这么写的。可是最近发现，我在温州老家户籍本上登记的是“项飙”，从而新的身份证必须是“飙”。否则，公安部门告诉我，我将会有不断的麻烦。所以本版署名“项飙”（但是在引用我以前的出版物时，包括本书原版时，将使用原来署名样式）。这也算是中国社会管治正规化的一个例子。作为人口管理对象的项飙现在有了一个明确、连贯的记录，但作为作者的我，不得不对我四十多年来的文字生命说一声沉重的再见。
文章来源：必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