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顾维钧，人们最熟悉的是他在巴黎和会上的滔滔雄辩。但即使有理有据，和会上中国外资却失败了，由此引发五四爱国运动。但对于这之后的事，人们却鲜少知道。
实际上，在1921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外交代表据理力争，为中国赢回了山东主权。这其中，顾维钧功不可没。
回国任职
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于1888年生于上海，1904年留学美国，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1909年同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12年获得博士学位。这样，他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三个学位。1912年留学归来，进入北洋政府任职。
彼时，中国刚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政府组建不久，但国际局势复杂，顾维钧任职没多久就遇到了大难题，这就是日本对山东的觊觎。
早在1898年，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被害，胁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从此，胶州湾、青岛成为德国租借地。但日本对山东觊觎已久，一战爆发后，日本抓住机会对德国宣战，迫不及待地通知中国：“因军事上之必要，须经过中国领土以攻青岛。”
1914年9月2日，日军开始在各地登陆，围攻青岛，途中占领多处城镇，藐视中国国家主权。尔后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更是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要求，并强迫其保密。
对于此事，顾维钧力主公开，以让列强介入、牵制日本。但袁世凯担心列强知道后，援引“利益均沾“条款，会鼓励日本得寸进尺，于是没有采纳顾维钧的意见。
但当时，中国国力根本无法与日本抗衡，谈判之中也是节节败退。感到事态严重的顾维钧绕开袁世凯，主动与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苪恩施联系，随后中日谈判的消息不胫而走，甚而被《芝加哥新闻报》、《纽约时报》等报道。
这引起舆论大哗，英、美、法等国纷纷向日本质询，使日本政府十分恼火，不得不公开“二十一条”中的“十一条”内容，以企图蒙混过关。但顾维钧深知二十一条的危害，力主公开全文。这时候，感到事态严重的袁世凯同意了顾维钧的主张。
英美等国的干涉对日本造成了一定阻碍，但由于实力悬殊，最终“二十一条”前四号要求得到承认。这意味着中国再次丧失山东主权。
条约签订后，顾维钧竭力坚持发表一份声明，来说明谈判过程中中国采取的立场，以及被迫签订条约的情况。当时政府里的人大多不懂国际法，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签都签了，还声明干什么呢？不过是多丢一次脸罢了。
对此，顾维钧解释道：“和平时期，一个国家默然接受提出特殊要求有损国家主权的最后通牒，这是很不寻常的。必须给后世的历史学家留下记录，说明中国如何进行谈判，怎样谈判，中国拒绝无法接受的要求的理由是什么。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是必要的。”
熟谙国际法的顾维钧知道，这份声明十分重要，甚至可能在日后有关山东问题的谈判中成为有力证据。时间紧急，顾维钧自告奋勇承担撰写任务。
当时他正发高烧住院，但还是坚持把声明写出来了。后来的事情表明，顾维钧的看法十分正确，这份声明说明了中国是在受胁迫的非正常状况下达成的，从而为日后从国际法层面否定日本对山东的权利提供了基础。
巴黎和会
一战胜利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与巴黎和会，顾维钧是中方派出的代表之一。
德国战败了，与中国签订的条约理应作废，租界地也应当重归中国掌管。然而，在国际强权政治下，中国想要收回主权却远远没有这么容易，日本便是最凶恶的拦路虎。
原本列强承诺将给予中国一等国待遇，在和会中享有5个席位。但由于日本从中作梗，中国被降为三等国，只剩两个席位。当时，连巴西都有3个席位。对于这种不公平待遇，中国代表纵然气愤填膺，但无计可施，申诉无效后只能将精力投入和会事宜上来。中国想借助和会，收回部分列强在华权益，其中，收回山东主权是重要一项，主要由顾维钧负责。
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突然在和会的十人会议上提出动议，要求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彼时中国没有资格出席十人会，日本这样做，就是为了绕开中国，独吞山东。然而，日本的阴谋没有得逞，美国提出必须听取中国意见。中国知道了日本的企图后，准备在第二天阐明中国立场。
当天晚上，顾维钧连夜准备，第二天在十人会议上滔滔雄辩，从文化、经济、地理等角度阐释了中国必须收回山东的原因。他以耶路撒冷与山东类比，让在场的西方列强们明白山东对中国的意义。同时，他还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主张的合理性。由此，顾维钧对在场人员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折服了除日本外的所有代表。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都称赞他的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然而，即便如此，在赤裸裸的强权规则下，中国再有理有据，也抵不过日本的拳头。4月底，列强对日妥协，要求中国让步。对此，顾维钧表示不能接受。
但列强态度强硬，代表团不得不采取迂回策略。既然没有办法阻止山东沦落，那就要求修改条约，但这没有得到列强同意。代表团又退一步，希望在针对山东问题的条款上保留签字，以期为将来收回山东主权留下回旋余地，但也失败了；最后，中国代表团恳求发表一份声明，说明中国对山东问题的态度，同样没有成功。
这时，代表们已经被赶到悬崖边上，山东主权注定无法回归中国。对此，想尽一切办法的顾维钧十分沮丧。那时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早把责任推给顾维钧，自己以旧病复发为由在医院养病。对于和会结果，顾维钧不能接受，选择拒签和约。
由于中国代表拒签，日本就没办法在法律层面占有山东，山东问题于是成为悬案。这为日后进一步谈判留下了余地。
华盛顿会议
在巴黎和会结束后，日本一直敦促中国政府补签条约，以合法占有山东，顾维钧则提醒政府不能补签，否则前功尽弃。直到1921年，山东问题都没有解决，还被摆到了华盛顿会议的谈判桌上。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召开，顾维钧再次负责山东问题。中国政府当时希望能在华盛顿会议正式议程中讨论山东问题，因为这样列强可以牵制日本，中国可能一定程度上减小损失。日本当然不肯，两方陷入拉锯战中，一起浪费时间。这样下去肯定不行，顾维钧等代表于是请求政府裁示，但政府碍于民众舆论，不敢决定，把责任推给代表团，让他们“相机行事”。
向国内询问无果，顾维钧等人只好向外施力，最终在英美等国的帮助下，终于和日本达成妥协，以“边缘会谈”的形式展开会谈，同时英美派观察员列席会议。中日达成的决议，需要提交大会，这样就把中日谈判和华盛顿会议绑到了一起，对中国来说颇有好处。
谈判过程异常激烈，核心问题是胶济铁路问题，双方在这个点上久争不下。因为铁路涉及到许多其他利益，包括管理及用人问题、铁路区护路警察问题、开发区域内的矿藏问题，蕴含巨大利益。谁也不肯吃亏，把利益让予敌人。
日本主张中国向其借款，以便赎回铁路，中国则不同意，提出“现款赎路”的主张。但是，当时中国财政吃紧，国库常年亏空，根本负担不起赎路的钱款。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不得不退步。
期间，日本驻北京临时代表小幡谒见时任国务总理梁士诒，向其询问中国对于铁路的政策，梁回答说“借款自办”。日本于是抓住机会，添油加醋，说中国已经准备向日本借款，连英美都来询问中国代表此事。这让代表们觉得十分尴尬，毕竟，他们在谈判桌上说不向日本贷款，转眼政府就拆台，这让他们很难开展工作，也会让英美等国疑窦丛生、滋生不满。
眼看华盛顿会议议期就要结束，中国不得不对日让步，以达成协议。1922年1月底，双方结束会谈。2月1日，大会宣布山东问题得到解决。2月4日，中日双方代表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按照条约规定，山东主权最终回归中国。
由此，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到此反败为胜，收回了山东主权。
在这个过程中，顾维钧功不可没。早在二十一条签订后，他就坚持发表声明说明情况、记录真相，为日后夺回山东主权打下基础；一战时，政府对参战与否犹豫不决，顾维钧洞悉战况，劝政府参战，以便参加战后和会，在和会上收回部分权益；在巴黎和会上，眼看收回主权无望，他顶住压力，拒绝签约，山东问题成为悬案，这才为接下来在华盛顿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埋下铺垫。最终，在华盛顿会议上，他与同僚齐心共进，使山东主权得以回归。
华盛顿会议是中国外交首次取得重大胜利的会议，通过外交谈判，中国避免了战争、以弱国之姿力压日本，夺回了山东主权。外交作为国际斗争的重要手段，在民国这一特殊时期发挥了独特作用。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由于中国国力不足，才会屡次遭受欺压、忍受不公正待遇。
回望历史，现在的中国，外交与国力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用最划算的方法，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也许是百年前的这场外交争端，能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