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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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870周年前，金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海陵王完颜亮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迁都燕京并改称中都。按照他的诏令，迁都前曾派画工到开封摹绘北宋宫廷图样作为未来首都建设的范本，并在辽南京基础上拓展东、西、南3面城垣，大致形成了大城、皇城、宫城环环相扣的格局。城门的命名随之增加了比较浓重的首都特点与皇家色彩，显示出与我国传统文化更加密切的关联。
一、皇城格局与城门命名
辽代陪都南京的皇城偏处城市西南一隅，金代的中都已是国家首都，因此通过城垣外拓使皇城大致居于全城中心。根据南宋张棣《金虏图经》的描述，中都皇城周长9里30步，正南门叫宣阳门，实际上包括中间的正门与左右两个偏门。正门上面画一条龙，两个偏门各绘一只凤。正门只供皇帝车驾出入，平时不开。偏门分双、单日每天打开一门，不分贵贱，人人都可通行。入宣阳门后，东侧有文楼，西侧有武楼，与中原地区“左文右武”或“文站东、武列西”的文化传统一致。文楼以东的来宁馆，武楼以西的会同馆，用以接待南宋使者。由宣阳门向北经过千步廊，通达宫城的正南门通天门，大定五年（1165年）改称应天门。皇城东门叫宣华门，西门称作玉华门，北门叫拱辰门，又叫后朝门，应天门内为宫城。另据《金史》记载，宫城的前殿称作大安殿，殿前有大安门，大安殿的北门（后门）叫宣明门。大安殿以北有仁政殿，它的前门随之称作仁政门。仁政殿北有昭明宫，宫城的北门遂称昭明门。昭明门以北，则是皇城的北门拱辰门。
金中都宫城的主体建筑，坐落在旧时辽南京丹凤门至通天门的南北对称轴线上，只是丹凤门此时已称“宣阳门”，命名语词仍然延续了正对南方、面向太阳的寓意；宫城正南门以“通天门”或“应天门”为名，象征此门通向天子居住的宫殿，也有居住在里面的皇帝上应天命之意。应天门之内（以北）最重要的建筑大安殿、仁政殿，是朝廷举行重大盛典或接待邻国重要使臣的地方。仁政殿沿用了辽南京的旧殿，金世宗在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仍称赞它是全无华饰却经久坚固的范例。由此派生命名的“大安门”与“仁政门”有宣示国家期望安定、施行仁政之意；大安殿的北门“宣明门”以及昭明殿之北以派生方式命名的“昭明门”，寄托着对政治清明的向往。金中都宫城的“拱辰门”，处于辽南京时代皇城“子北门”的位置，它们都表示自身是北面的城门，但前者含有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意味，更加切合金中都宫城作为国家政治核心区域的要求。“拱辰门”本是辽南京大城北墙上的东门，金代移用此名之后，改称“崇智门”。分列辽南京皇城东西两面的“宣和门”与“显西门”，变为金中都宫城东西两面的“宣华门”与“玉华门”，既与前者有一定的语词关联，又分别具有花色鲜明与洁白如玉之意，形成了语词含义的东西对应和华丽色彩。金代宫城的南门“宣阳门”与北门“拱辰门”，不论在地理位置还是命名语词方面，都具有彼此对称、南北呼应的特征。
二、12门还是13门？
中都大城的城门数量和名称，见于南宋以来的几种文献，但彼此之间略有出入。后来者对个别城门的位置也有不同认识，对城门命名的文化渊源更需作出系统的解释。
尽管题名南宋宇文懋昭撰的《大金国志》被古今学者认定为杂抄群书而成的伪书，但其中对金中都城门的名称与数量等一般状况的描述，属于最基本且毫无必要篡改的信息，因此仍不失其史料价值。该书写道：“城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其正门两傍又设两门。正东曰宣曜、阳春、施仁，正西曰灏华、丽泽、彰义，正南曰丰宜、景风、端礼，正北曰通玄、会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门也。”《三朝北盟会编》征引南宋张棣《金虏图经》云：“都城之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焉。其正门四旁皆又设两门，正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余悉由旁两门焉。其门十二各有标名：东曰宣耀，曰施仁，曰阳春；西曰灏华，曰立泽，曰新益；南曰丰宜，曰景风，曰端礼；北曰通元，曰会城，曰崇知。”《金史·地理志》载：“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景风、曰丰宜、曰端礼，西曰丽泽、曰颢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日下旧闻考》征引元末熊梦祥《析津志》称：“城之门制十有二：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南曰景风、丰宜、端礼，西曰丽泽、灏华、彰义，北曰会城、通玄、崇智，改门曰清怡，曰光泰。”
对照上述文献，宣耀、新益、立泽、颢华，是同音异写或字形相近造成的讹误，应作宣曜、彰义、丽泽、灏华。在古代汉语里，“知”是“智”的本字，“崇智”写作“崇知”并无不可，只是对多数人而言显得冷僻些。通元，无疑是清代刊本为避康熙帝玄烨名讳而改，应作“通玄”。此外最重要的问题是：金中都设了12门还是13门？其焦点在于：北城墙到底有３个城门还是４个城门？当代标点排印本如《日下旧闻考》和《析津志辑佚》所谓“北曰会城、通玄、崇智，改门曰清怡，曰光泰”，究竟是说通玄门、崇智门分别改为清怡门、光泰门，还是崇智门曾经改称清怡门而另外还有一个光泰门？除了对古文句读的理解之外，光泰门的存在与否也是判断12门与13门之说的关键因素。
文献显示，光泰门见于《金史·地理志》，《百官志》也提到“光泰门街”与“清夷门街”。《永乐大典》抄本《顺天府志》所记宛平县桥梁，包括“旧光泰门一，旧崇智门一，旧清夷门一”。这就说明：光泰门、崇智门、清怡门是同时并存的3个城门，因此没有崇智门改名清怡门或光泰门的可能。另据《析津志》：“观光桥，在南城通玄门外。”此外还有数座“无名桥”，包括“崇智门外一，光泰门外一”。这就表明，通玄门、崇智门、光泰门也是同时并存的3个门。这样，崇智门、光泰门的存在已是确凿的事实。
至此，唯一还有疑问的是“通玄门”与“清怡门”的关系。《金史·卫绍王本纪》：大安三年（1211年）二月，“有大风从北来，发屋折木，通玄门重关折”。《金史·五行志》：大安三年“二月乙亥夜，大风从西北来，发屋折木，吹清夷门关折”。尽管上述文字略有差别，但记载的显然是同一次风灾。被狂风吹坏城门楼的“通玄门”与“清怡门”，则是同一座城门的两个可以互换的通用称呼。
《日下旧闻考》编纂者推断：“考《北平图经》谓奉先坊在旧城通玄门内，而《析津志》又谓在南城清怡门内。二名错见，疑‘清怡’即‘通玄’之别称。”元世祖至元年间在金中都东北修建都城，二者最初分别称作中都“旧城”与“新城”。中都新城改名“大都”后，旧城又被称为大都“南城”。同一个奉先坊，元末《析津志》说它“在南城清怡门内”，明洪武年间编纂的《北平图经志书》则说“在旧城通玄门内”。大都南城、大都旧城、中都旧城同为一地，用来定位同一坊的“清怡门”与“通玄门”也必是同一座城门。《金史》所载大风吹断城门楼是罕有的偶然事件，为清人的上述推测和怀疑提供了有力证据。但是，《日下旧闻考》接着又猜想：“光泰或亦会城、崇智之别称。”显然，上面所作的分析已证明，这个猜想与史实不符，只有“通玄门”也称“清怡门”能够成立。
当代排印本把征引《析津志》的文字标点为“北曰会城、通玄、崇智，改门曰清怡，曰光泰”。之所以使读者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原因只有一个：标点者没有准确领会熊梦祥的意思，在运用新式标点符号时出现了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进而导致实则“事关重大”的节外生枝、南辕北辙。首先，既然熊梦祥开头已经主张“城之门制十有二”，而且东、南、西3面城墙上已经各有3座城门，那么，留给北城墙的城门也只能剩下3座，那就是会城、通玄、崇智3门。其次，熊梦祥没有注意到光泰门的单独存在，只是认为通玄、崇智2门曾经分别改名清怡、光泰，因此在“会城”之后的表述做了“承前省”——“通玄、崇智，改门曰清怡、曰光泰”，而这正与他主张的12门之说相符。再次，今本标点者对上述两点不明就里，因此在“清怡”之后误用了表示前后两句之间语气较长停顿、语义独立分隔的逗号，而没有正确选择表示停顿短暂、关系并列的顿号，这就难免使读者误以为“改门曰清怡”或许相当于“崇智”的小字注解，但这样一来却又意味着逗号之后的“曰光泰”应当另是一门，从而推翻了撰者前面主张的12门之说。古人行文岂能如此乖舛、自相矛盾？
经过上述排比考辨后，可以断定：《金史·地理志》记载的中都13城门，是最为准确和全面的结论，惟其“颢华”应从众写作“灏华”。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他文献所持的金中都12城门之说，符合城市空间布局中轴对称的一般规律，并非毫无价值的空穴来风。这就启示我们，海陵王扩建燕京城时应当只有12个城门，但在随后的某个时期增辟了北墙最东边的光泰门，由此变为13门。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开辟光泰门的时间，应在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建成大宁宫之后。这座离宫位于中都城的东北近郊，周边依托白莲潭（元代称积水潭）等河湖营造出水乡美景，世宗、章宗等来此休闲避暑往往长达数月而不愿回到城里。由此推想，如果在中都北墙偏东处新辟1门，显然更能缩短与大宁宫的距离，便于皇帝往来于皇宫与离宫之间。光泰门的年代既晚于海陵王时期开辟的12门，而且也多少削弱了城市布局的传统制度，这就难免被后人轻视或忽略以至缺少足够的记载。
金末元初的诗文证实，至少在金代后期，中都城已有光泰门。宣宗兴定年间（1217年—1222年）的进士曹之谦的《北宫》诗云：“光泰门边避暑宫，翠华南去几年中。”这个位于光泰门附近的避暑宫，当然就是城门东北方、建在琼华岛上的大宁宫。王恽是忽必烈时期的名臣，蒙古中统年间住在南城即金中都旧城，他在《游琼华岛》诗中写道：“光泰门东日月躔，五云仙杖记当年。”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所撰《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称：海陵王时期，都水内监使者贾洵“督燕都十三门之役。郡众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医药；有物故者，又为买棺以葬之”。督促营建燕京的贾洵，献出薪俸为修城的患病者买药医治，为亡故者买棺安葬，他的事迹印证了《金史》关于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为修城民工治疗瘟疫的记载。元好问的这篇后记作于蒙古宪宗二年（1252年）冬至日，距离贾洵生活的海陵王时期已有百年之久。当他受贾氏后人之托追忆贾洵的生平时，以自己亲眼所见的中都13门比附贾洵的功绩，于是称其“督燕都十三门之役”。至于当年的中都是13门还是12门，也就无需像要求历史学家那样苛责这位大文学家了。元好问的这篇后记至少可以再次证明，中都城在金代后期确实有13门而不是12门。
当代有论者提出，元代在金中都东北郊修建大都后，为了便于新旧两城之间的往来，才在中都北墙偏东处另辟一门，随后被元代的《金史》编纂者误记为金代已有13门。事实上，亲见中都13门的元好问论及贾洵督建“燕都十三门”在前，再过15年之后的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才开始营建中都新城即嗣后更名的元大都。此一点足以说明上述说法是向壁虚构的想当然。
三、13门的命名渊源
城门命名的文化渊源，不可能脱离命名者所处的时代。我国古代城门命名的文化渊源，只能出自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命名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在融会优秀传统文化结晶的基础上加以提炼，从中撷取足以表达政治意愿、哲学取向与文化追求的语词，进而以这样的语词作为城门名称，在长期的社会应用中得到广泛持久的传播，最终实现教化世人、接续文化的根本宗旨。辽南京的城门命名初步显示了传统文化的影响，金中都城门的命名语词蕴含的儒家思想观念愈加突出，元大都城门的命名很多出自《周易》等古代典籍。就文化渊源的变迁脉络而言，金代正处于承前启后的阶段。
《周易》以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象征8种自然现象（天、水、山、雷、风、火、地、泽），将它们与八方（西北、正北、东北、正东、东南、正南、西南、正西）及四时（春、夏、秋、冬）相配，用来推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周易》把阴阳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视为万物形成的根源，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对我国古代思想史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相传上古时的伏羲氏画卦，由八卦衍生为六十四卦，周文王作卦辞予以解说。历史上研究《周易》的学者数不胜数，即使是寻常百姓的阴阳宅选址乃至建筑布局设计，都往往依据八卦的象征意义占卜吉凶，以期做出符合上天意志也就是万物发展规律的选择。汉代以后，将八卦、八方、四时等与五行（金木水火土，亦称五德）、五德（仁义礼智信）相配。或以五方、五行、十天干相配，则形成“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的对应关系。按照古代的天文学观念，天空的恒星被划分为“三垣”与“四象”7个星区。以北极星为中心，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呈三角状拱卫北极星，四象排列在三垣外围的4个方位。人们对浩瀚的星空历来具有丰富的联想，以4种神兽（神明）的形象分别代表东、西、南、北或前、后、左、右的星区，再与四方逐一相配，形成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四象”观念。玄武，是由龟与蛇组成的灵物。经过两三千年的逐渐丰富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把自然现象和社会人文熔于一炉的庞大思想体系。这样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贯穿于古今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对于城门的命名只是其间微不足道的部分。尽管如此，历代城门的命名仍然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见证。把上述多种文化观念与天干地支的所指方位叠加在一起，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是古代城门设置及其命名理论依据的集中展示。对于古代北京的绝大多数城门而言，都可以从中找到设置与命名缘由的合理解释。金中都城门命名语词的选择，同样不能脱离这样的文化土壤和理论基础。
“仁义礼智信”5种道德观念与“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逐一相配，东方属仁，东墙3门之中最北边的城门据此命名为“施仁门”；西方属义，西墙3门最北边的城门随之称为“彰义门”。这2个城门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东西对称，“施仁”劝导治国者施行利国利民的仁政，“彰义”提倡社会推崇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和义举，其语词含义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文化传统丝丝入扣，在思想意义上也构成了东西对称的关系。此外，这种对称关系也进一步证实，施仁门只能是与西墙彰义门对称的东墙最北边的那座城门，否则不仅有违《元一统志》关于大兴县治（在今琉璃厂海王村附近）“西至旧城施仁门一里”的记载，而且不符合它与彰义门之间的相互对应。首都城门的命名是国家的文化门面，古人不可能草率对待。南方属礼，于是在南墙最西边设置“端礼门”；北方属智，北墙的东门即称为“崇智门”。两座城门的连线从西南到东北穿过城市中心的皇城，在地理分布上表现为斜线上的对称关系。“端礼”含郑重遵守社会行为法则和礼仪制度规范，或做人品行端正、对人以礼相待之意。“崇智”有崇尚智慧之意，教导人们注重培养聪明才智、增强做事能力。
四时、四方、四象、五行、八卦等观念，是中都其余城门命名语词的渊薮。东方是早晨太阳升起的方向，对应着春季。中都东墙的正门因此称“宣曜门”、南门称“阳春门”。这里的“曜”指日光，“宣曜”有显示光辉之意。正东门面对早晨升起的太阳放射出灿烂光辉，为人间带来新的一天；一年初始，天气回暖，万物萌生，这正是“阳春”的景象，“宣曜门”与“阳春门”命名的文化之源就在于此。
南方对应着四时中的夏季，是暖热季风吹来的方向。太阳高挂南方的正午前后，也是光照最强的时段。丰宜门，是金中都的正南门，其命名语词出自《周易》六十四卦之一的丰卦。丰卦位于“离下震上”，对应着南方。卦辞说：“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彖》曰：丰，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大意是：丰卦显示，王到祖庙祭祀，最适宜的时间是日上中天的正午。解释卦辞的《彖》说：丰卦，象征着大。卦象显示无需担忧，王适宜在日中时分做大事，也就是在太阳光芒照耀天下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丰宜门是丰卦对应的、适宜正午时分做大事的城门。古代最重视的两件“大事”，是祭祀与打仗，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南城墙最东边的景风门，以方位与物候为名。景风，意思是夏至过后和暖的南风或东南风。西汉刘安《淮南子·天文训》写道：“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东汉高诱注称，景风是“离卦之风也”，也就是离卦对应的南方吹来的风。许慎《说文解字》也认为：“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不过，《淮南子·地形训》又说“东南曰景风”，高诱注称：“巽气所生也，一曰清明风。”这样看来，汉代人把“景风”用作南风或东南风的代称，二者的差距并不大。三国魏文帝曹丕致信好友吴质：“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蕤宾，指农历五月。这个季节南风或东南风吹拂万物，温暖的天气催动各种树木开花结果。金中都南墙最东的城门正处在东南方向，对于城里来说，这里最早迎来景风，命名为“景风门”恰如其分。
西方对应着四时之中的秋、五行之中的金，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里金又生水，此即《千字文》所谓“金生丽水”的来源。中都西城墙的正门称作“灏华门”，“灏”与“浩”相通，形容水势无边无际，引申为众多、广大。如此，则“灏华”有形容收获的秋季果实累累、繁荣兴盛之意。
西墙最南的丽泽门，位于中都的西南，是《周易》坤卦对应的方位。解释坤卦的《文言》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意思是说，坤卦代表着最柔软沉静的事物，一旦运动起来就变得刚劲而恪守行事法则。西方与金相生的水，正是天下至柔而富于变化之物。聚水成泽，既是自然所为，也被视为福气。丽泽门周边的百泉溪、万泉寺、水头庄等村落或泉流的名称，表明这里历来是多水之地。“丽泽”源出与坤卦紧邻、对应正西的兑卦：“《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唐代经学家孔颖达阐述道：“丽犹连也，两泽相连，润说之盛，故曰丽泽兑也。”这里的“说”，就是“悦”。综合上文可知，“丽泽”出自兑卦，意思是两个水泽连在一起，彼此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无比和谐喜悦一样。志同道合的君子欢聚一堂，相互切磋对于道义的认识，正符合兑卦刚柔相济的精神。唐代柳宗元把朋友之间的交流砥砺称作“丽泽之益”，也是大家相连相悦使自己得到进步之意。正西与西偏南都属于西方的范畴，因此金代才以“丽泽”为西墙靠南的城门命名。
北方对应着四象中的玄武，因此，中都北墙大致居于中间的城门称“通玄门”，即通往玄武代表的北方的城门。这里原本是辽代的通天门，金代改为更有传统文化意味的通玄门。会城门，是中都北墙最西边的城门，对应乾卦所指的西北方向。卦辞说：“乾，元亨利贞······亨者，嘉之会也。”大意是说，乾卦象征着极其通顺，有利于占卜问事。亨，是美好事物的会聚之所。这样看来，会城门就是美好事物由此汇聚于城中之门。
光泰门，是北城墙上最靠东侧的城门，它所处的中都东北隅是《周易》艮卦对应的方向。光泰，意为发扬光大，应是以美辞寄托心中的期望。艮卦的卦辞说：“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意思是说，艮卦是教导人们静止的卦。时势要求静止就保持静止，时势要求行动就开始行动。无论行动还是静止都不违背时势的要求，这样的处事之道就能使前途一片光明。据此看来，“光泰门”的命名与艮卦中的“其道光明”相通，甚至可能就是以此作为语词选择的依据。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未来还将在元大都的城门命名中得到强化。
金中都是在古代蓟城旧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一座大城，这个时期命名的城门在元明清时期的诗歌中仍不鲜见。扼守中都通往太行山东麓大道的彰义门，甚至成了明代北京外城广宁门（今广安门）的别称，丽泽门在当代又通过桥梁或区域的名称得以复活，历史的文脉也在绵绵不断地得以延续。
作者：孙冬虎
来源：《北京地方志》2023年第3期
选稿：耿 曈
编辑：王玉凤
校对：贺雨婷
审订：刘 言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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