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苏区的日子：原来是这样打土豪筹款，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1、红军的“打土豪经济”】

红军的物资供应主要依赖于“从地主手中获取经济资源”的方式。

在1927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向南昌起义后留下的朱德所部发出了指示：

你们团队的日常所需和物资供应，都应该从那些有钱有势的豪绅、官吏、财主和地主那里去筹划，别总幻想着党组织会直接来帮忙。这不仅仅是实际上行不通，更不符合我们的基本原则。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着秋收起义后剩下的队伍，来到了井冈山。他们与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军队联合起来，不过，毛泽东带领的第一团并没有马上进入山里，而是先去莲花、攸县、茶陵等地，打击当地的土豪恶霸。

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的语录和教诲，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甚至全球都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言论富有哲理，贴近生活，用词准确，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指导。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毛泽东的思想都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们要努力拓展国民党控制区域外的财源，让那些剥削者承担起支持苏维埃财政的责任……这就是解决当前困难的有效途径。

1931年2月的时候，闽西苏维埃政府出台了一条明确的规定：

为了增加收入，那些拥有工农武装或游击队的县份，需要采取灵活策略，向敌人控制的区域进行游击活动，打击当地的土豪并筹集资金。

1928年初，1月份的时候，红军成功占领了遂川县，随后又挺进了草林镇，狠狠打击了两名大土豪，把他们的家产全部充了公，结果收获了两万多块银元，还有七百多担布匹。

到了5月份，红军又攻下了永新县城，再次没收了一批土豪劣绅的财产，并从那里运回了三百多担布、两百多担盐，还有一些西药等急需物资到井冈山。

9月份，红军再次占领遂川城，这次又得到了一万银元，外加大量的金银首饰和棉花。这样一来，“井冈山”上的五千红军战士们冬天的衣服，棉花是有了，但布还是不够用。尽管打土豪收获颇丰，但井冈山上的日子依然过得十分艰苦。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记录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里面讲述了他在那个时期的所见所闻和心得体会。

每天，每个人手头只有区区五分钱，用来购买油盐柴菜，可这点钱实在是捉襟见肘，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光是这些日常开销，每个月加起来也要上万元现大洋，而这些钱全都是靠打土豪得来的。

【2、为何不得不去“打土豪”？】

撤退到荒凉的山里后，红军面临的最大难题除了国军的围剿，就是经济上的窘迫了。说到阶级觉悟、革命意志这些，那都是后来文艺作品中的宣传。

红军战士可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做的，他们同样需要吃饭填饱肚子。虽然穷人参加革命有着天然的阶级情感，但在这之前，还是得先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

实际上，只有当革命运动兴起，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和资金支持，才会有大量的穷人积极参与进来。在革命初创的艰难时期，那些“心怀理想、信念坚定”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最忠实的革命者。

红军面临着粮食短缺的困境，日子过得愈发艰难。在井冈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朗朗上口的俗语：

如果能摆脱资本家的束缚，日子或许就像天天有南瓜吃那样简单满足；若能推翻大土豪的统治，夜晚或许就能像睡在稻草上那样安心自在。

有些意志力不够坚定的士兵开始心生不满，就连一些中级领导也产生了动摇。更让人痛心的是，红二十八团的第二营长袁崇全，竟然带着队伍叛逃了。团长王尔琢和袁崇全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他急忙赶去想要阻止这一切，没想到却被袁崇全开枪打死。

紧接着，林彪带领着大队人马赶到现场，这才将这次集体叛变事件平息下来。不过，袁崇全还是带着几个亲信成功逃脱了。

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的初期阶段，都遗憾地发生了军官叛变的情形。

在南昌起义中，出现了多位高级军官的变动情况，其中包括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他率领部队选择了叛离；还有军参谋长陈裕新、副师长欧学海以及教导团的党代表魏瑾钧等人，也都在这一重要时刻站在了起义的对立面。

在秋收起义中，师长余洒度并未叛变，但确实有一些中下级军官选择了背离。不过，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所谓的“叛变”可能是一个误解或者表述不准确的情况。

实际上，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个体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在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并不罕见。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部分中低级军官在起义过程中因种种原因离开了队伍，而师长余洒度则坚持到了起义的后期，并参与了重要的决策和行动。这样的表述更为贴近历史事实，也避免了使用过于强烈或片面的词汇来描述这一历史事件。

在平江起义的关键时刻，原本担任第一大队长的李玉华和第四大队长的雷振辉，却选择了背叛。

1929年2月25日那天，红二团和红四团在于都地区灵活地打起了游击战，成果颇丰，他们不仅收缴到了二百多支步枪，还有两挺机枪、四把驳壳枪，外加满满十一担子弹，以及价值三千多元的银洋。

而早在1月23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就已经抵达于都，但当时他们面临着一个难题，就是弹药匮乏。为了解决这个燃眉之急，他们不惜花费了几百元，按照每五粒子弹一元的价格购买了子弹。正是有了这些子弹的补充，红五军才能在3月7日顺利攻占了于都。

1929年1月份，国民党从湘赣两省调来了大约三万人的军队，共计18个团，对井冈山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这时，山上的红军只有五六千人，面临着严重的给养难题，弹药严重不足。

而且，大雪把山路都封住了，天气异常寒冷，红军战士们身上只有两件破旧的单衣，根本不足以御寒。更糟糕的是，红军的经费也快要用完了。

在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也就是2月10日，朱毛领导的红四军（总共有3660多名战士），带着1100多杆枪，从山上出发，在瑞金的大柏地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他们成功击败了追击的敌人刘士毅旅的两个团，缴获了八百多支枪。

战斗胜利后，他们又攻占了宁都县城，不仅补充了红军所需的衣物、粮食和弹药，还在当地的市场上筹集到了五千元现金。此外，通过打击土豪劣绅，他们还没收了近万元的现金和罚款。这些战果让红军官兵们的士气大振，精神焕发。

红军对待白军俘虏十分慷慨，给他们回家的路费都是按照他们自己报的数目来发，总共发出了3500块钱。这些俘虏中，大多数人得到了三元路费后选择了回家，但也有一部分选择加入了红军队伍。

那时候，红军在大柏地战斗，物资匮乏，所以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了不少吃的和用的。到了同年5月，红四军再次回到大柏地时，特意拿出3500块钱来还给之前借粮借物的乡亲们。

随后，红军乘胜追击，进驻宁都城，在那里停留了一晚。宁都的商人们非常支持红军，积极筹款，结果每个官兵都分到了十几个银毫子。而在2月18日那天，红四军与江西独立红二团、红四团在东固成功会师。

毛泽东还亲自向红二团、红四团提出了经济援助的请求。第二天，红二团、红四团就非常大方地给红四军送来了2000银元，还附带了一些子弹和衣服。

在1928年到1929年期间，陈毅曾有过这样的记载：

筹集资金是红军每月的重要任务，大约需要五万元左右。这些钱大部分来自那些富裕的地主和乡绅，小部分则来自城市里的商人。有时候，我们也能从敌人的物资中截取一部分来补充我们的资金。

【3、苏区地方组织的“打土豪”】

地方上的游击队伍主要依靠打击当地的富裕地主来筹集资金，就连各级党委机关也依赖游击队的这种筹资方式。

1927年12月，湖北省委收到了游击队三次送来的大量黄金，总计达千两之多，这是因为游击队成功突袭了一家银号，获取了这笔财富。

1929年3月14日那天，红军成功击败了闽西地区的郭凤鸣旅。他们在当地逗留了大约一个星期，期间从商会筹集到了一大笔资金，并且接管了郭凤鸣的一个小型军服制作工坊。

为了尽快让队伍有统一的着装，他们紧急赶制了四千套列宁装式的灰军装，这些军装上配有红色的领章、红五星八角军帽以及灰布绑腿。每位红军战士都分到了一套，这也是红四军自成立以来首次实现统一着装。

除此之外，他们还筹集到了五万块现大洋作为军饷，并且给每位四军战士发放了四元零用钱。无论是官长、士兵还是俘虏兵，在这里都享受到了平等的待遇。不仅制作了军旗和各纵队的旗帜，他们还特地给上海中央汇去了一笔款项。

1929年6月1日，有一份来自永定的报告，标题为《朱毛红军前线指挥部的汇报》。

在汀州的十七天里，我们只从大商人那里筹集到了两万资金，另外还从当地的豪绅地主处筹集了三万元。

汀州与瑞金相隔大约百里，商业活动非常热闹，后来被人们誉为“红色小上海”。

1930年夏天的时候，我们成功攻占了吉安，这样一来，赣江东岸和西岸的革命根据地就连接在一起了。

我们还筹集到了十万元的资金，并且红军队伍也得到了壮大，许多游击队和赤卫队的战士们整排整连地加入到了红军中，这一切都为后来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春天的3月份，红七军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越了黔桂边界，向东渡过红河。到了4月初的时候，他们成功占领了怀远这个地方，还筹集到了好几万银圆的经费。

紧接着，在4月底，红七军又攻克了榕江，收获颇丰，不仅得到了600多支步枪、十多万发子弹，还缴获了几门大炮和一座电台，另外又筹集了十万元的款项。时间转眼到了11月7日，红七军抵达了武岗城下。

原本他们并没有打算攻打这座城市，但考虑到部队的经济状况和需要更换服装，他们还是决定发起攻击。这一打就是四个昼夜，期间造成了数百名战士的伤亡。

当何键调集的五个团逐渐逼近时，他们不得不放弃围攻，转而迅速行动，突袭全州，成功筹集到了数万元资金。接着，他们进入道县，却发现成了一座空城，因为商人们都已逃离，无法再筹集到款项。随后，他们从道县出发，顶着隆冬的严寒，身着单薄的衣服，行军百里前往江华。

有些战士因为缺少保暖衣物，最终在严寒中不幸牺牲。

1929年，邱会作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他回忆道：

红军那时候手头紧，没啥稳定的收入来源，发的物资大都是打土豪时缴获的，有啥发啥，也不管实不实用，只要能帮大家渡过难关就行。

记得打下吉安后，战士们冲进百货商店，结果他们挑的尽是马灯、手电筒这些实用的，对那些值钱的玩意儿却不感兴趣。

毕竟，很多红军战士都是从山里来的农民，对城里的新奇玩意儿不太认识。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也坦言，那时候的干部普遍不太会花钱，商品意识薄弱，这算是红军那一代人的通病吧。

1931年9月3日，有一份名为《中央苏维埃区域状况汇报》的文件出炉了。

我们的经济支撑全靠红军战士亲自前往白区筹集资金，他们总是要确保筹集到的资金能够维持至少三个月的运营需求。

【4、“打土豪”的经济杠杆】

1931年初，红军成功击退了第一次“围剿”，但他们的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辛。平日里，他们只能将就着吃些酸菜和萝卜，要是能吃上豆腐，那就算是改善伙食了。

不论是总司令还是普通战士，大家的零用钱都是一样，每人每月发一元，还有五角钱是用来买草鞋的。每周，大家还能分到三四十个铜板的伙食结余。在红军的第一后方医院，工作人员每天只有半斤米的配额，还有五分钱用来买油盐柴菜。到了月底，虽然能分到一些伙食结余，但他们还得交党费和团费，买针线补衣服，还得买信封信纸来写家书。

相比之下，伤员们的待遇要好一些，他们每天至少有一斤米，还有一角到一角二分的油盐菜钱，每餐还能吃上一二两肉。此外，伤员们还会得到新的衣服和被褥。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红军能做到这些，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在战斗的短暂停歇中，战士们会抓紧时间休息整顿，他们会洗个澡，把衣物煮一煮来除掉虱子。

1931年的春天，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行动中，为了等待国民党军队撤离他们的坚固防御阵地，不得不在东固地区耐心守候了整整25天。

红三军团政治部保卫大队的政委李志民，生于1906年，逝世于1987年，是一位上将。他在军中担任着重要的政治工作，是大家尊敬和爱戴的领导。

我们在东固耐心地守候着，盼着敌人能从他们坚固的防御工事里撤出来，这一等就是许久。那时候，我们那么多人挤在那块小地方，物资供应成了大问题，粮食、蔬菜、食用油都特别紧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