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是传统宗教的缺陷之一，传统宗教相关联的道德同样具有这一缺陷。就传统而言，宗教生活——姑且这么说——乃是灵与神之间的对话。顺从神之意旨，即为美德；此为个人之举，而几乎不必考虑社会情形。新教教派发扬了“皈依得救”（finding salvation）这一观念，但基督教教义中向已有其存在。在历史上的某些阶段，单一灵魂的个人主义自有其价值，然而在现代世界中，我们更需要一种社会性的而非个人性的福利观念。在本篇中，我将论及我们关于美好人生的观念如何受其影响。
基督教兴起于罗马帝国那些与政治权力彻底脱节的人群之中，他们的国族已灭亡，就此融入泯灭个人人格的巨大集合。在基督教时代的前三百年间，皈依基督教的个人无力改变他们所依存的社会或政治体系，尽管他们深知体系之害。在此情境之下，他们很自然地接纳了这样的信念：在这不完美的世界里，个人可臻完美，而美好人生与这世界毫无关联。我这话的意思，比照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许更好理解。当柏拉图想要描述美好人生时，他描述的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而非个人；他这是为了定义正义，而正义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概念。柏拉图对共和制下的公民身份习以为常，并将政治责任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随着希腊式自由的丧失，斯多葛主义崛起了，不同于柏拉图，而更像基督教——关于美好人生，他们秉持一种个人主义概念。
身处伟大的民主制之中，相较于君主专制的罗马，我们应能在自由的雅典找到更为恰当的道德观。在印度，政治环境酷似基督时代的犹地亚，我们看到甘地在传布一种酷似基督所宣扬的道德观，并因此受到罗马总督彼拉多的基督教版传人迫害。然而，较为激进的印度国族主义者不满足于个人救赎：他们想要国族救赎。其间，他们接纳了西方自由民主制的观点。我想指出几个方面，其中这一观点因受基督教影响，尚不具备足够的勇气与自觉，却仍囿于个人救赎的信念。
如我们所想，美好人生需要诸多社会条件，否则无法实现。我们说，美好人生启以爱，导以知。此间所需知识，仅当政府或富人投入其发现与传播之时，方可取得。譬如，癌症的扩散令人惊恐——我们该如何是好？当前，由于知识的匮乏，这一问题无人可解；而且，不通过资助研究，很难获取相关知识。话说回来，科学、历史、文学与艺术方面的知识，应当对一切有意获取的人开放；这就需要当局出面详尽安排了，而改宗换派并不能做到这一点。随后是海外贸易，舍此，则大不列颠有一半居民要忍饥挨饿；如果我们在忍饥挨饿，就不太可能拥有美好人生。种种案例，多说无益。重点在于，在美好人生与不幸人生的一切区别之间，世界乃是一体，那些假装独立过活的人实为寄生虫，无论有意或无意。
个人救赎的理念为早期基督教徒所用，以对其政治上受支配的状态进行自我安慰，一旦我们摆脱了那种关于美好人生的极度狭隘理解，这一理念就不再成立。在正统的基督教观念中，美好人生即美德之人生，美德在于顺从神之意旨，而神之意旨又借良心之声示于个人。整个观念在于：人类受制于外在的专制主义。除美德之外，美好人生还涉及诸多因素，例如智力。而良心是最虚伪不过的向导，因其得自关于幼年所闻训诫的模糊记忆，故此绝不会比持有者的保姆或母亲更高明。要在最完满的意义上实现美好人生，人们必须拥有良好教育、友情、爱情和子女（如有此求），一份足以免于渴求或极度焦虑的收入，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不至于无趣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并为政治事件所协助或阻碍。美好人生应当在美好社会之中发生，否则无法达成完满。
此即贵族理想的根本缺陷。某些美好事物，诸如艺术、科学、友谊等，在贵族社会诚可蓬勃发展。它们以奴隶制为基础而存在于希腊，也以剥削为基础而存在于我们之中。然而，表现为同情或仁慈的爱，却不能自由存在于贵族社会。贵族阶层总会说服自己：奴隶、无产阶层或有色人种是用下等泥土捏成的，这些人的苦痛不值一提。今时今日，文雅的英国绅士鞭笞非洲人时用力之狠，竟致他们历经数小时不可言说的极度痛苦后身亡。即使这些绅士都受过良好教育，具备艺术修养，兼且善于言辞，我也无法认同他们拥有美好人生。人性之下，同情固有所限，但绝不该是这等程度。在一个倡导民主精神的社会里，也只有疯子才会如此行事。贵族理想所具有的同情之限，恰是其受谴责的缘由。救赎实为一种贵族理想，因为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理想。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个人救赎的理念无论怎么解释或加以扩展，都无法为美好人生下定义。
救赎的另一特征是产于灾变，例如保罗归信(1)。雪莱的诗篇为这一观念于社会之应用提供了注脚；当所有人改信之时，那一刻降临了，“暴君”纷纷逃窜，而“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开始”。(2)或许有人会说，诗人微不足道，其观点无关紧要。但我确信，大部分革命领袖的观点与雪莱所持者极度相似。他们以为，一切苦难、残暴与堕落都源自暴君、神父、资本家或德国人，一旦推翻这些罪魁祸首，人心就会为之一变，我们也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只因心怀此念，他们一向乐于“以战止战”。那些遭遇失败或死亡的人相对而言还算幸运；那些不幸取胜的人在他们的辉煌希望惨遭破灭之后，反而陷入愤世嫉俗或绝望的深渊。这些希望的终极根源，正是将灾变改信视为救赎之道的基督教义。
我不愿妄言革命绝无必要，唯愿指出革命并非通往千禧盛世的捷径。无论在个人层面或社会层面，都不存在通往美好人生的捷径。要建设美好人生，我们必须在智力、自控和同情方面都有所积累。这是一个数量问题，涉及逐步改进、早期训练和教育实验。盖因急躁不耐，才会相信骤然改进有可能发生。真正可能发生的逐步改进及其得以实现的方法，是未来或可解决的问题。但我们眼下也并非无话可说。在尾声中，我将对此试述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