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行政法视野中的信息规制工具研究”（18CFX022）的最终成果，并获2024年度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作者简介
施立栋，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法学硕士，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现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暨公法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旁涉警察法学、信息法学。在《法商研究》《清华法学》《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政治与法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译文20余篇，并有多篇获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1项、青年项目1项，江苏省社科基金、司法部、中国法学会等省部级项目3项。
内容简介
在信息时代，以列入“黑名单”、公布违法事实、通报批评等为代表的信息规制工具，被频繁运用于行政实践之中，亟需行政法学作出理论回应。本书运用类型化的方法，将信息规制工具划分归集型信息工具、公示型信息工具与监管型信息工具三种理想类型，并依次分析了它们在行政行为形式论上的法律属性。同时，基于新行政法的研究视角，检讨了这三种工具在合法性与有效性维度上各自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制度优化方案。本书对于推动新兴的政府规制理论与传统行政法释义学的融合，以及平衡公民权利保障与政府规制能力提升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述评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四、研究范围与相关术语说明
第二章 信息规制工具的兴起及其生成逻辑
一、不断扩张的信息规制图景
二、外在社会背景：规制缓和与公私合作浪潮的推动
三、内在制度逻辑（I）：克服信息不对称状况
四、内在制度逻辑（II）：行政上确保义务履行制度的革新
五、内在制度逻辑（III）：信息时代中的权利边界调适
第三章 信息规制工具的类型化探索
一、类型化的意义所在
二、现有的类型化尝试及其局限
三、信息规制工具的“三分法”之提倡
四、“三分法”与行政法学总论体系的融合
第四章 归集型信息工具研究
一、归集型信息工具的构成
二、归集型信息工具在行政行为体系中的定位：行政确认
三、归集型信息工具有效运作的要件
四、归集型信息工具的法治化框架
五、相关问题之展开
第五章 公示型信息工具研究
一、公示型信息工具的谱系
二、公示型信息工具在行政行为体系中的定位：政府信息公开
三、公示型信息工具有效运作的要件
四、公示型信息工具的法治化框架调适
第六章 监管型信息工具研究
一、“监管型信息工具”概念的再证立
二、监管型信息工具的“二元结构”
三、监管型信息工具有效运作的要件
四、监管型信息工具的法治化构造
第七章 信息规制工具的体系衔接
一、信息规制工具的体系衔接何以重要
二、信息规制工具的内在体系衔接
三、信息规制工具的外在体系衔接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本书是我主持的同名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最终成果，也是对过去一些年开展信息规制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最初接触信息规制这一主题，大约是在2010年的下半年。那时，我刚考入浙江大学读研究生，注意到政府规制已成为行政法学上新的理论增长点，进而对它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研习文献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政府规制的体系中，规制工具居于关键性地位，其重要性堪比行政行为理论在传统行政法学体系中的支点性地位。而在各种类型的规制工具中，信息规制工具又如同是桂冠上的明珠，尤为引人瞩目。特别是在同一时期，“黑名单”“曝光”等信息规制工具开始在我国实践中涌现，亟需作出理论层面的回应。于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取以公布违法事实活动为切入点，对信息规制工具作了初步的研究，并顺利通过了答辩。硕士论文中的核心观点经提炼修改后，还发表在了核心刊物之上，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此后，我继续保持着对信息规制工具的关注。特别是在清华大学读博期间，跟随导师余凌云教授从事醉驾、电动自行车治理等实践性较强的课题研究，在此过程中愈发觉得，信息规制工具在现代公共治理领域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由此也积累了一些前期研究成果。与此为基础，我尝试申报了2018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十分幸运的是，课题成功获得了立项。
按照课题申报书的设想，原定用3年时间来完成研究，实际用时却超过了5年。这主要是考虑到，信息规制领域的相关立法与实践始终处于快速变化的进程之中，尤其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新《行政处罚法》等相关重要立法迟至2021年上半年才出台，此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正处于关键的制度转轨期。为了动态追踪立法与实践的发展，避免过早形成判断，我有意地放缓了研究的步伐。最终，课题成果在2023年8月提交结项鉴定，并在此后以“良好”等第顺利通过了全国哲社规划办的验收。
以上记叙的学思旅程表明，对信息规制工具的研究，几乎贯穿了我从硕士、博士到迄今为止担任教职的整个时期。一路走来，需要衷心感谢为我提供过各种帮助的师友。
在求学阶段遇到的每一位老师，曾以不同形式为我提供过教诲，使我获益良多。特别是本科阶段的张旭勇老师、硕士导师金承东老师、博士导师余凌云老师，他们给予的研究指导和学术训练，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入职苏州大学以后，从课题申报、开展研究到最终结项，王健法学院的各位领导和同事为我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和帮助，很多谢辞只能埋藏于心中。书稿完成后，学校人文社科处慷慨地提供了全额出版资助，解决了著作面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本书的撰写，也离不开学界同仁的砥砺。南开大学的宋华琳教授不时地发送给我信息规制领域的前沿资料，并在研究内容上提供了有益指导。素未谋面的中南民族大学的朱春华博士，在第一时间将他出版的信息规制工具的专著寄送给我，这既为我提供了资料参考，又避免本书在内容上与之产生重复。另外，信息规制作为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相关文献不断推陈出新，本书在写作中参考了大量同行的著述，他们或提供了观点上的启迪，或给予了研究上的鞭策。
书中的部分内容或观点，曾发表于《清华法学》《法学》《浙江学刊》《行政法论丛》等刊物上。感谢这些刊物的编辑老师们的认可，支撑着我将这项研究持续下去的信念。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法律出版社的责编解锟老师提供了专业、高效的编校意见，使本书增色不少。
最后，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记得在当初填写国家社科项目的申报书时，孩子尚在胎中，而现如今，她已经临近幼儿园毕业。这几年，为了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爱人付出了许多精力，也舍弃了不少自己的事业追求。女儿为了给我留出更多的研究时间，在我提出每天幼儿园放学晚接她一小时的请求后，居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是最令我感动的地方。
2024年5月13日
于东吴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