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 024年 第1期
古籍中的天津
吴爱民 冯志远 史宇飞
中华文化数千年延绵不绝,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一代又一代人进行古籍整理而薪火相传的。古籍中“天津”一词多义多变,笔者深入整理研究古籍中的“天津”,将一系列与“天津”二字有关的词汇进行整理,形成一条故事脉络,本文重点探讨“天津”在古籍当中的记录及含义。
总体分布及形式
通过检索二十四史等官方史籍,天津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天文方面的书籍《星经》一书中曾两次出现。战国时期屈原笔下曾出现过“天津”一词。南北朝时期“天津”开始出现在官方史书当中,如《后汉书》《南齐书》《魏书》《晋书》《宋书》等。《宋史》《资治通鉴》《金史》等官方史书中均有涉及。古籍中记载的“天津”,主要是以“天津星”“天津河”“天津桥”“天津街”“天津关”“天津卫”等形式出现。明清时期,“天津”主要作为地名正式出现在官方史书当中。
天津星出现的时间最早,几乎纵贯了各个历史朝代,出现频率排名第三。天津桥出现在隋唐,坐落于东都洛阳的洛水之上,作为连接宫城与外城的特殊存在,隋唐时期史书中记载较多,之后在历代诗歌等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应用,出现频率最高。天津街作为连接天津桥的一条大街,是宫城外的重要大街。天津河出现在金代,是天津向北京漕运的重要河流。天津关出现在明代,随着长城防线的逐步完善,天津关作为北京内长城的一个关口,出现在古籍中的次数较少。天津卫(府、县)作为明清之后的正式地名,大量出现在古籍当中。
天津星
古人围绕银河构建了天上的世界景象,也即是以星象模拟人事,并且以之为依据占测人事吉凶。天津星在星图上的位置靠近紫微垣,是银河上一处重要渡口。历代天文典籍中出现的天津主要是指天津九星,形似小船的天津九星中的两颗在女宿星官,天津九星横跨银河两岸,像一艘过江的渡船,象征天上渡口或渡船之意。《星经》第一次记载了天津星的情况,让我们知道了天津九星的大致位置。不同的朝代,对恒星的命名互有差别,《史记》《汉书》分别将天津星记载为天潢、天横。屈原《离骚》中出现了天津代表天河渡口之意的诗句。晋代《晋书·天文志》以官方史书的形式,确认了天津横跨银河的渡口之意,可以通达四方。
天津桥
隋朝营建东都洛阳后,洛河上的天津桥在古籍中的记载逐渐增多。天津桥始建于隋大业三年(607),后毁于战火,唐初于原址重建。武周时期天津桥北与皇城正门——端门相应,南与隋唐洛阳城南北主干道——定鼎门大街相接。天帝的居所在天上“紫微宫”,即北极星中心星座;皇帝的居所在地上“紫微宫”,即宫城及皇城。定鼎门大街两侧居住的主要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天津桥是参与朝会等重要政治活动的必经之路。按星象学的观点,贯穿都城的洛水将宫城、皇城与民坊一分为二,像天上的银河流过紫微垣一样,古人把洛水誉为“天汉”,即天河(银河),过天河的桥即为天河的渡口,故名天津桥,又称洛阳桥,推断天津桥的命名取自古代星象学含义。
天津桥作为进入宫城的过河通道,特殊的位置,使其经常与重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如隋末农民起义军攻取洛阳后烧毁了天津桥;唐高宗李治曾在天津桥南会见百官;武后在此焚毁从太子处搜出的甲胄。天津桥南也是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官员实施“枭首”之刑的地方。
天津桥重修后为石质桥,但依然抵挡不住洛水的泛滥。仅《旧唐书·本纪》就在四、五、七、八卷各记载一次天津桥被冲毁之事,《宋史》共记载两次。随着时代变迁,象征最高政治权力的天津桥,最终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直到2000 年 3 月,在今洛阳桥以西 400 米的洛河北岸河滩内,发掘出一处石头建筑遗存,经鉴定为天津桥遗址。
天津桥在诗人的笔下纵穿了整个大唐王朝。李白在《古风》中写道:“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朝为断肠花,暮逐东流水……” 展现了初唐时期天津桥的华美气象。中唐时期,白居易《春尽日天津桥醉吟偶呈李尹侍郎》:“宿雨洗天津,无泥未有尘……三川徒有主,风景属闲人。”保留了一种知足常乐的“闲适”思想。晚唐时黄巢写有《自题像》:“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道出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无奈与落寞。各个时期的天津桥代表的气象虽有差异,但都是至高权力的一种象征。天津桥作为横跨洛水连接紫微宫的过河通道,见证了大唐王朝的跌宕起伏。
天津街
隋炀帝时,宇文恺规划洛阳,讲究“象天法地”,将地上的建筑和天上的星象结合起来,寓意君权神授、奉天承运。将洛阳比作天上的紫微垣,将洛河比作天上的天河,于是,架在洛河上的桥成了“天津桥”,自端门到建国门的大街成了“天津街”。《河南志》《大业杂记》等都曾记载天津街繁华的街景。《隋书》即记载了突厥可汉在天津街朝觐的盛况。武则天将“象天法地”做到了极致,除了将洛阳改称“神都”,还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隋代“天”字号建筑的基础上,沿城市中轴线大兴土木,最后形成了完整的“七天建筑”,自南至北依次为天阙(伊阙)、天街(定鼎门大街、天津街)、天津(天津桥)、天枢、天门(应天门)、天宫(明堂)、天堂。地上“七天建筑”对应天上“七天”(太阳、月亮、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
天津河
两宋古籍当中记载的天津,在文化方面多指隋唐时期的天津桥。金代正式有“天津河”之称,此时天津从洛阳移到北京周边。明代史料偶有提及天津河,是指天津卫的一条河流,大致位置与金代河流相同。金代命名的天津河是宋辽的界河,在静海县境内,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海河。天津河在北宋和辽对峙时期,其主要功能为军事防御。由于黄河的北流,使得天津河的宽度、深度增加一倍有余。除天津河外,北宋为了防御辽朝骑兵南下,利用今白洋淀、文安洼一线构造凹陷洼地,构筑了一条西起今满城县北山,经清苑、高阳、雄县、霸州等地,东至泥姑海口(今天津东南的西泥沽和泥沽咀一带),绵延450千米的塘泊防线。宋辽对峙时期,天津河作为界河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却只以界河简单记述,远不及流经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的御河等其他河流有名,也没有自己的专属名称。
金朝开国后,逐步掌控了幽燕之地,天津河成为内河,《金史》中对天津河有了航运管理的相关记载。黄河改道南流后,由于水流减少,漕运能力逐步下降。金贞元元年(1153),金朝从上京迁都到燕京(今北京)后,京城人口众多,从河北、山东等地大量运送粮食,迫切需要提升漕运能力。金泰和五年(1205)春天,金章宗亲自组织改凿新渠,一年后完工。东移的新运河经靖海(今静海)、柳口镇(今杨柳青镇)达信安海堧(今三岔口附近),连接潞水(今北运河),可直达通州,再经闸河(高梁河至通州)至中都(今北京)。新的运河路线彻底避免了河道淤塞的情况,保证了漕运的通畅。山东、河北两路的漕粮就可以通过新开凿的天津河及其连接的水道顺利地进入京城。金朝还设置了一名巡河官,统一管理河道。在金朝统治后期,随着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日渐稳固以及运河管理需求的迅速提升,天津河正式出现在古籍当中。这绝不是巧合,更不是北宋以界河命名的敷衍,而是金朝统治者汉化后深思熟虑的结果。
辽、金是军事上的征服者,亦是礼制文化上的汉化者和被征服者。辽、金入主中原后迅速汉化,辽皇族自称与汉族出于同一祖先,同是炎黄子孙,金贵族继承了汉人大部分礼仪制度。辽开泰元年(1012),改幽都府为析津府,改蓟北县为析津县(在今北京大兴与天津蓟州之间),其“分野”与“十二辰”中的“寅”对应,又是太阳一周天运行过程中到达“十二次”之“析木”时必经的津渡,故此命名为“析津县”。析木、析木津、析津府、析津县都是由占星而得来的名字,以汉语占星术得来的名字命名首都所在的府、县,体现辽代贵族充分接受了中原文化。析津府象征银河畔,是距离皇城很近的地方。析津是星空中的银河渡口,天津也代表银河渡口,辽以析津命名北京及周边地区,金以天津命名通往首都的运河生命线,二者命名都有象天法地的意义。隋唐时期,洛阳是政治中心,洛水是天汉(银河),到辽金时期,北京逐步成为政治中心,析津、天津等与银河相关的名字随着京城的转移也发生了位置变换。
天津关
明清时期出现了“天津关”一词。明代天津关主要是指长城沿线的一座关隘,历史上也称大口,中央电视台有关节目中也称天井关。清代天津关主要是指天津收税的税关,长城沿线的天津关依然存在,但因长城防线战略防御价值降低而逐步淡出公众视野。此处重点介绍长城沿线的天津关。
《明史》记载天津关在良乡境内;《长城志》记载,在天津关附近,还设有天门关、西龙门关、天桥关口(东龙门关)、东小龙门关等一系列用龙、天等命名的关口。《长城志》记载的内容与《甘石星经》星象图有异曲同工之处,很可能古人在为长城命名时参考了占星学说。笔者推断,这一系列命名与东方属苍龙的星象划分有关。
天津关是京西古道的重要关口,在柏峪和沿河城之间的山口,关口旁存有方圆百米、石墙围绕的驻兵遗迹。天津关在明代被称为“紧要”外口,它位于进京古道和内长城的结合部位,是西山防御西北来犯之敌的第一道边关,在金元交战时期是双方重点争夺的关口。金朝末年,元军曾数次从天津关威胁京城,可见天津关在军事上对于拱卫京城的重要作用。金帝进出京城可以走天津关,在此设置节驿,当时的通行条件较好。《宛署杂记》记载,日常生活中天津关可以作为地理标识使用。清乾隆《天津县志》记载天津关是天津之名的由来,清道光年间《津门保甲图说》一书肯定了此种说法。
天津卫
天津早在唐朝时就成为支援辽东作战的军事要塞,朝廷在此设立了军粮城;金朝设立了直沽寨,屯兵5000人左右;元朝设立了海津镇,屯兵7000人左右;明朝设立了天津卫,屯兵9000人左右。随着政治中心北移,北京成为首都,江南的物资漕运无论走海运还是内河航运都必须经过天津,其地位日益重要,驻军日益增多。
天津卫于明永乐年间设置,正史记载,直沽是海运的重要枢纽,土地肥沃,要设置天津卫守护。天津名字由何而来正史没有记载,主要有以下两类说法。
(一)天子津渡说
天津市得名于天津卫没有争议,天津卫的得名目前认可度较高的说法是“天子津渡说”,其主要依据有三:一是明弘治十二年(1499)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所撰《天津卫城修造记》;二是明弘治年间吏部尚书兼大学士程敏政所撰《天津重修涌泉寺记》;三是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重修天津三官庙记》。
以上3处证据,均出自天津旧志的艺文部分,是与诗歌等题材放在一起记录在案的,并不作为信史。3份记文均为距离永乐一朝时间较远的文臣在具体工作中提及天津时所描述,有邀功之嫌。李东阳写道:“我朝太宗文皇帝兵下沧州,始立兹卫,筑城浚池,立为今名,则象车驾所渡处也。”朱棣经过沧州是在1400年,天津设卫是在1404年,时间不相符。《重修天津三官庙记》记载永乐“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此时永乐的职务是已被皇帝下诏削蕃的“假”燕王,不存在后文“圣驾”的问题,职务不相符。天子渡河之处叫天津,从北京到南京要过大运河、黄河、淮河、长江等多处河流,渡河之津都是天子津渡,为何只称直沽为天津。在朱棣靖难过程中,第一仗是争夺北京的控制权,最险的一仗是打济南渡黄河的战役,渡过运河只是一次正常的军事行动,意义不相符。作为犯上作乱的“假”蕃王,不会为一次没有太大意义的渡河而赐名,为自己增加一个僭越的罪名。《明史》中有多处皇帝为山川河流等赐名的记载,但《明实录》《明史》中均无记载永乐赐名天津,其说有待商榷。
(二)占星之说
清康熙十二年(1623)《静海县志》:“初志:史记云:尾箕幽州,齐燕齐之疆,又经纬云斗七星,五玉衡主赵,六开阳主燕,七瑶光主齐,女宿之上,瓠瓜之次,有天津九星,明姚广孝稽分野在静海郡,遂以东北隅小直沽置天津,则箕星实静海之分星也。”这是天津来源于星官说的最直接依据。
清乾隆《天津县志》卷首《凡例》:“又按旧志,天津本近口关名,在良乡北,自永乐置卫,天津之名遂移直沽。”流经直沽的是天津河,早在金朝就已命名,是京城漕粮运转的重要通道,天津卫与天津河二名合一的可能性较大。卷首《凡例》为志书的核心要义,是深入考据之后才得出的全书总纲,可信度较高。清乾隆《天津府志》记载了天津按照占星而来的星野分布情况,天津府对应天津星。清乾隆年间的县志、府志分别从得名、分野两个方面论证了天津的来源。
天津桥、天津街、天津河、天津关等命名均与天津星相关,可谓同宗同源,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是古代朴素宇宙观指导下的万物命名的结果,寓意美好。天上有天津星,地上有天津城,在古代的分野文化中,二者一一对应,与长沙星对应长沙城有异曲同工之处。天津星作为中国古代占星文化的一个生动事例,是我们充分挖掘天津历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点。
结语
天津二字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典型代表,延续数千年。从东都洛阳“天津”桥、“天津”街,到北京周边“天津”河、“天津”关、“天津”卫,期间经历了辽、金、元、明、清漫长的历史时期,天汉(银河)的分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发生了转移,这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历史标志。就像“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多义多变,既指中原地区或中原城市,也指我们民族的政治和文明的共同体。变化的是时光荏苒的过程,不变的是历史文化的传承。随着中国完成了农耕和游牧民族的整合,从地理上和文化上完成了真正的统一,首都从洛阳、开封一带转移到北京周边。天津一词在这个过程中,从中原大地转换到渤海之滨。天津代表银河渡口的天文意义,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中成为与政治权力紧密联系的一个符号,无论是天子津渡说,还是占星之说归根结底是封建时代皇权的产物。天子津渡说,证据略显牵强,与占星之说有史书及长沙等实例相比,我们有理由相信占星之说可能更符合天津得名的真实历史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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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爱民(天津市档案馆副馆长)
冯志远(天津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一级主任科员)
史宇飞(天津市档案馆年鉴指导部三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