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禾刀
这是一个注定会被载入文化史册的盛会：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举办了一场春禊集会，包括谢安、谢万、孙绰等41位诗坛文人齐聚茂林修竹，流觞曲水，纵酒狂诗，畅叙幽情。王羲之曾以一首324字的《兰亭集序》，记录了这一文坛盛况。有研究者视此为“山水玄言诗在东晋兴盛的一大旁证”。然而，衣冠南渡，梦牵故土，面对纷乱，寄情虚幻的山水玄言诗，是六朝文人为积郁情绪寻找宣泄出口的不多选择之一。
［美］田菱著
郭鼎玮译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唐宋诗词盛极的前夜，面对最混乱的时代现实，六朝文人阶层以一套独特的、镶嵌式的方式参与了文化传承，生产了呈指数级增长的文化财富。《何以成诗：六朝诗赋中的思想传承与意义生成》一书中，美国罗格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田菱，借助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考察典故与引文，对嵇康、孙绰、陶渊明等人的诗赋作品展开细读，探讨了它们与《老子》《庄子》《周易》，乃至《诗经》《楚辞》《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之间的复杂关联。诗人们在哲学与文学之间落笔成诗，创造性地运用了异质多样、千变万化的文本和文化资源，展现了异彩纷呈的创作才能、思想理念与内心世界。
本书探讨的第一个人物是嵇康，在本书人物年龄序列中最长，对后来者或许存有一定的影响力。作为“竹林七贤”核心人物的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田菱认为这正是“老子政治哲学”的延伸。嵇康“更为显著地利用了他所掌握的各种诗歌、哲学和文化资源”，田菱称其为拼装匠，同时指出，嵇康这种“以文本形式将文化作为对象的运用，也意味着发掘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记忆”。现实中的嵇康并没有如诗中那样与生活场域完全割离，“出世守静”的清淡只是他的表象，内心还是充满挣扎。后来他因替好友出头招惹了“路人皆知”的司马昭，最终未能逃脱杀身之祸。现实的悲剧性表明，“出世守静”一旦落到生活中，往往需要直面太多残酷现实的煎熬。
孙绰与陶渊明是一对有趣的比较对象。孙绰被当时捧为“一时文宗”，陶渊明则像是一壶陈年老酒，直到六百年后才在宋代逐渐引人注意并一路“走红”。田菱指出，“孙绰感悟了从大自然中抽象而来的隐逸守静之美，发掘了形而上的玄理”。相较同时代诗人倡导的出世生活，孙绰的认识更显理性，他指出，“即便是那些在山林之间享受‘嘉遁’的人，也要背负起樵采为生的重担”，一个人能否真正做到超越，“不在于一个人处于怎样的物质地位（在朝为官或归隐山林），而在于他能够做到精神上的超脱，不会为情所累”。相较于嵇康的迷茫与困顿，孙绰无疑更具现实性，正所谓大隐隐于朝——只要是隐士，哪里都是隐身栖息之所。
“清淡”是玄言与山水诗的共有标签，但二者之间还是存有细微的差别。田菱认为，“山水诗以具体形象‘山水媚道’，玄言诗以抽象概念‘以理证道’；山水诗情、景、理三合一，玄言诗纯理性客观说理”。更重要的一点是，山水诗之所以得以流传千古，盖因“山水诗的文学功能符合了中国人重感性、重主观、重传统的民族心理特点”，更能从情感角度与后世读者产生共情，这显然是以推崇“以理证道”、偏虚幻近枯燥的玄言诗难以比拟的。这或可解释，为什么六百年后，陶渊明逐渐取代了孙绰等人，成为新的山水诗人代表。
田菱认为，陶渊明借用了《庄子》甚至还有《列子》的一些思想，消化吸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陶渊明的诗学有着若干核心主题，如生死、隐逸、道德准则等”。还有，“他在生死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立场——死与生是等齐的，死亡不再是一种终结，而是众‘化’的其中一个”。陶渊明关于生死的表述不仅具有诗性，更饱含深厚的哲学内涵。
从历史纵深视角看，紧步六朝之后的唐宋两代，诗词歌赋迎来了大暴发期，这也是诗坛历史上少见的高光时刻。虽然唐宋两朝山水诗较六朝有所区别，但从诗风及数量看，崇尚陶渊明的更接社会地气，更易为文人所接纳，寄情山水，越来越成为文人墨客推崇的文学表达方式。
再回到1600多年前的兰亭诗会现场。田菱认为，“兰亭诸诗起到了一种平台的作用：诗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对‘道’的理解，也可以展示自己的机敏才智”。从现存的玄言诗看，“绝大多数是在群体活动中创作的，或是以赠答交流形式写就的”。兰亭盛会的牵头人王羲之题写的《兰亭集序》，“在不自觉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记忆，他的诗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山水诗，使兰亭诗人群体注意到一切自然界的风物都可作为审美对象，并且通过物质化大自然，使人感知‘道’的运行”。
只要是写作，就无法避免对前人文本的化用与阐释。没有化用与阐释，便没有文学，便只剩僵硬枯燥的文本。或者说，文本的传承，本就是一个吐故纳新、消化吸收后再输出的化用过程。在化用的过程中，六朝的诗坛巨匠们就像一个个包罗万象的大数据，通过内在逻辑联接，形成新的哲学成果。六朝文学批评家钟嵘曾指出，“一切诗歌都滥觞于《诗经》《楚辞》两大源头，但两晋之交新流行的说理诗风，却打破了这种源流传承”。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六朝诗赋跨越秦汉的哲学化用，才为唐宋诗词歌赋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