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傅作义的副司令，起义后拒不当官，躲到北京郊区养鸡，结局令人欷歔！傅作义的副司令，助力北平解放后拒不当官，躲到郊区养鸡！黄维抗拒改造，却痴迷“永动机”，“儒”与“迂”的自我救赎？
1/介子推的“寒食节”
历史上的怪人，也是一道风景。比如避世不仕的隐士，就是其一，其代表人物有春秋时期晋国的介子推。介子推又名介之推、介推，后人尊为介子，是晋国公子重耳的亲信。当时，晋献公诡诸（重耳之父）的宠妃骊姬乱政，欲废掉太子申生，改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为了给奚齐上位铺路，骊姬联手他人将太子申生陷害致死。晋献公的另两个成年的儿子——公子夷吾和重耳畏惧逃亡，重耳避难奔翟，流亡他国长达十九年。当时，追随重耳出逃的晋国贤者中，就有介子推。
介子推追随重耳逃亡期间，虽然过的是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的苦日子，但是，他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在重耳左右。在最最艰难的时刻，他甚至“割股啖君”。据《韩诗外传》记载，当他们一行逃到卫国后，一个随从偷光了重耳的资粮，逃入深山。重耳无粮，饥饿难忍，向田夫乞讨反遭戏谑。面对快要饿晕的重耳，介子推偷偷地把腿上的肉割了一块，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当重耳吃后知道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大受感动，声称有朝一日做了君王，要好好报答介子推。
可是，当重耳先后逃过父（晋献公）兄（晋惠公夷吾）追杀，终于登上王位，成为一代名君“晋文公”，要奖赏介子推时，介子推却不求利禄，与母亲归隐绵山，成为一名不食君禄的隐士。晋文公为了迫其出山相见而下令放火烧山，介子推坚决不出山、最终被火焚而死。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志，将其葬于绵山，修祠立庙，并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2/“武林高手”傅青主
这些历史怪人中，还有“一臣不事二主”的顽固派，比如明末清初的傅山。傅山，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市）人，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世称傅青主。傅青主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颇深。有史料称，傅青主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兼通先秦诸子，又长于书画医学。因而，梁启超将傅青主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并称为“清初六大师”。
傅青主对于后世的影响，远远不止于他在文学艺术上的出色成就，而是源于他的民族气节。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傅青主渴望能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与傅青主先后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一年之后，清廷仍然得不到傅青主口供，只得将他释放。
为了笼络人心，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巩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傅青主被人联名推荐应博学宏词试，傅青主却称病推辞，阳曲知县奉命强行将傅青主招往北京。到京后傅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青主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又在皇帝恩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
康熙皇帝面对傅青主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傅青主由京返回家乡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青主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他仍自称为民，避居乡间。正是因为他胸怀如此大义，所以，在近代的一些武侠小说里，傅青主被描写为武侠高手。
3/黄维的“儒”与“迂”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驰入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后，仍然有一些顽固派抱定“一臣不事二主”的腐朽思想，拒绝改造，自甘落伍。比如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的黄维，被送进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改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后，就是被俘将官中最消极顽固的一个。
黄维，字悟我，江西贵溪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在淞沪会战号称“血肉磨坊”的罗店战役中表现神勇。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2兵团司令长官，俗称“黄维兵团”。黄维的性格可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个是“儒”字，一个是“迂”字。
“儒”的性格虽秉承了儒家“君子之道”的特色，使黄维为人处事光明磊落，不失君子风度。但“墨守成规”、“守旧迷信”、“满脑子书呆子气”。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我军重重包围于双堆集，陈庚将军的部队就坚守在南坪集。陈与此同黄维是黄埔同学，早已摸透了黄维的性格，教书出身的黄维迷信书本，墨守陈规，所以，陈将军就采用放弃已占阵地，诱敌深入的方法，黄维果然上当。黄维被俘后，得知与自己对阵的是陈庚时，他竟说：“败在陈的手上不算冤枉，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在学校里我就比不过他！”黄维的“书呆子”气可见一斑。
黄维的“迂”具体就体现在他秉性中固执的一面。因为消极应对改造，所以，黄维也成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于1975年才走出战犯管理所，被称“最后的战犯”。
黄维在进入战犯管理所之后，为了逃避“思想改造”，别人都在认真学习、深刻检讨时，他却将全部心力投入了永动机的研究之中。他是借这种方式来消极对抗改造。管理所为了用心改造黄维，从资金与物资上给予支持，还特地抽调地方上技术人员配合攻关。然而，实验最终还是失败了。黄维被释放后，他仍然没有放弃这方面的研究。固执并非好品性，但表现在他身上，固执的另一面则透露正直、刚毅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走出战犯管理所后，黄维才彻底认错。原来，改造期间，黄维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牛奶、鸡蛋和肉。哪怕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肉类的供应。黄维特赦后，才知道当时国家那么困难，还专门派战士去内蒙古打黄羊给他们吃。黄维后来提起这些事，特别感动。
27年的改造生涯，黄维与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干警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黄维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1986年他重回抚顺战犯管理所时，提出不住宾馆，要在当年关押的牢房2号监室住。这也许是他认为对当年管教干警的最好致谢方式。
获得特赦后，黄维进入政协，先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1983年又被选为常委。期间，他一直致力于军史研究，以及为祖国统一奔走呼号。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4/冯钦哉的战争岁月
与黄维不同的是，一个随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有功的国军上将，却多次拒绝组织安排出来工作，而是跑到北京近效办起了家庭养鸡场，要做一个“现代傅青主”，此人就是曾为国军二级陆军上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傅作义）的冯钦哉。
冯钦哉，原名敬桂，又名精一，后改名敬业，字钦哉。山西万泉（今属山西万荣）人。出生于1889年（清光绪15年）。冯钦哉家世代务家，为普通农家子弟。但是，他其后的经历，却可用“波澜壮阔”来形容。
他是农家子弟，却具叛逆精神。他幼年时就曾一怒之下，将庙里佛像的琉璃珠眼睛抠出来，弄得全家惶惶不安，不得不将其撵出家门。出身农家的草根，却一跟随历史潮流向前，20岁加入同盟会，成为反清斗士。清朝灭亡后，他又举起讨袁的义旗，成为山西讨袁军的代表。北伐战争期间，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杨虎城部第十军第一师师长，出关参加北伐战争。
蒋、冯战争爆发后，唐生智在洛阳以西打退冯军主力后，突然倒戈反蒋，由平汉路南下，威逼武汉。紧急关头，冯钦哉部第一旅为主力，率师东进，当时风雪交加，雪深没膝，部队两昼夜行军二百华里到达目的地，利用夜色偷袭唐生智的司令部驻地驻马店。冯对杨说：“我给咱打头阵，你们在后边打接应就是了，来他一个李愬雪夜袭蔡州。”总司令部设在驻马店，一场现代版的“李愬雪夜袭蔡州”，让他一战成名，也让老蒋记住了他。
“九一八”事变后，冯钦哉力主抗日。“”西安“”事变时，他拒绝了杨虎城“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的命令，向国民政府作出“一不作共党，二不拥护小张，三不与中央军作战”的承诺。并与刘峙通电全国，反对张、杨。从此，冯离杨附蒋，其部被扩编为第二十七路军，冯任总指挥。
“七七事变”后率部开赴前线，参加保定战役和娘子关战役、中条山战役。曾任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兼九十八军军长。在晋东南，与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协同作战，多次打退日军进攻。一个坚定的抗日将军，却因与朱、彭等我高级将领等过从甚密，于1938年冬丢了兵权，1941年秋任命他为察哈尔省主席。1941年秋任命他为察哈尔省主席。因察省已经沦亡，省府设在洛阳，而冯却一直在西安家中“办公”。
解放战争爆发后，曾参加对察哈尔省会张家口的军事进攻。但张家口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后，他即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傅作义兼代，冯则调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张垣绥靖公署副主任。
5/“隐居”还是“出山”？
1948年，眼看大势已去的老蒋，开始调用飞机接运高级人员南逃，很多人劝冯钦哉出走，均被其拒绝。其后，他积极支持北平和平解放，以保护历史名城。应傅作义之邀，冯钦哉（冯钦哉与邓都是西北军将领，关系很好）赴陕西榆林将邓宝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之一）接至北平，由邓宝珊做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与我军代表达成“和平协议”。北平的和平解放，冯钦哉也有一份功劳。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党鉴于他是起义的高级将领，多次派人征求他的意见，以便安排适当的工作，他都加以拒绝：“政府给我发了解放证，市民证，我是求仁得仁，志满意足了。绝对不求作官，愿当老百姓。”当邓宝珊等熟人动员他出来工作时，他甚至说：“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作官，我要学傅青主。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奴仆，我要当主人，不当奴仆。”这充分暴露了他那落后的“降将事二主即无人格”的封建思想。
邓宝珊等人素悉其秉性，亦见惯不惊，只有耐心等待。拒绝出来工作的冯钦哉，则在北京近郊专心专意地养起鸡来。150只鸡使他整日忙忙碌碌。果然，冯钦哉的“傅青主式的隐居”只坚持了5年，便在组织和友人的诚邀下出来工作了——1956年夏加入民革。
期间，他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讨论国家政策，关心祖国统一，并以病弱之躯视察工厂、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新公民、新主人的冯钦哉，内心又激荡起奋斗的热情。
然而，“出山”一年后，冯钦哉就因在整风运动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终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出民革。1959年，又因“”西安“”事变时杀害杨虎城派的代表问题而被捕入狱，两年后因病获释保外就医。出狱不久，马钦哉即病逝于西安家中，终年74岁。
邓宝珊将军曾这样评价冯钦哉：“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是下了大功的。在抗战中，他与八路军一起抗日，对敌作战，是真诚的。有人说他是一个怪人，其实他还是一位正直的爱国之士。”1980年，民革撤销过去给予他的一切处分，恢复政治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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