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责、不称职的人很多，不改革是无法得到人民赞同的”，这是1982年邓公裁掉11位副总理后，面对质疑所给出的回应。
当许多人面对改革表示不满之时，邓公并没有丝毫妥协。
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在我国彼时所面临的“肿、散、骄、奢、惰”等诸多问题当中，最严重的问题便是“肿”字。
尤其是人员冗杂、干部终身制等弊端逐渐显现过后，倘若我们国家再不主动求变，那就只能等着国际社会推着我们改变。
可到那个时候，主动权从何而来。
实际上，不少人都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机构问题有过一定了解。
可少有人知的是，彼时机构臃肿早已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82年国务院改革之前，总共有98个下属部门。
重复部门暂且不谈，仅部、委机关就高达52个。
如此数量之下，不仅没有换来工作效率的提高，反倒是让工作开展变得越发复杂。
各种手续层出不穷，哪怕只是一件小事，也需要“层层推敲”。久而久之，人们的工作状态也逐渐陷入低迷的恶性循环当中。
仅国务院下属部门便有如此数量，中央以及地方的机构人员，更远超今人想象。
尤其是许多临时性的办公室、委员会等等，进一步加剧了工作环境的臃肿。
当然，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也并不是朝夕之间促成。
早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国家便照搬苏联的干部终身制，作为干部工作的基本制度。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最初切实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最终会导致各机构人员的规模越来越庞大。
老干部们依旧挂名在各个机构组织单位之中，年轻干部们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
久而久之，机构所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不积极不活跃的思想态度也越来越多。
面对这一情形，邓公选择当机立断。
尤其是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时间段，倘若工作进度仍然浪费在找寻相应机构这样的事情上，也未免太过愚蠢。
正因如此，这才有了邓公着手处理人员老化、臃肿的想法。像1977年的海军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公就曾坦言：“老的不退出，新的进不来，这本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最终，邓公采取雷霆手段，果断应对相关问题。
他极力推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顺利为年轻干部们铺出一条道路。
大量无关部门被取缔，诸多无所事事的干部被裁减。
与此同时，邓公还主动给老同志们做思想工作。
在离开相关工作岗位后，还有顾问委员会可以让他们发挥余热，于幕后给予年轻人们指导。
很快，整个国家体制机构迅速焕然一新，工作人员大幅削减的同时，领导们的平均年龄也显著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邓公提出相关建议的时候，其实自身也提出过带头退休的想法。只不过改革正值关键时期，仍然需要邓公亲自指挥。
一直到1989年，新的领导班子越发成熟后，邓公主动辞去了相关职务。
在他看来，自己也到了无法顺利完成日常工作的年龄，自然也要用主动隐退践行改革政策。
而这更让无数人感慨，邓公的伟大与无私，值得后人永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