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古长城遗迹
《帝国的边疆：从嘉靖到万历》是一个长篇连载。
明朝自开国，就未能彻底解决边患问题。至嘉靖年间，边患问题日益严重，北边的蒙古、辽东的女真、西南的土司、宁夏的叛军、东南的倭寇以及发生在朝鲜的壬辰倭乱，本连载试图站在大明王朝上空，写明朝在自嘉靖三年(1524)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近百年时间里，在内忧外患之下，看明王朝是如何解决一个又一个的边患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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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俺答汗在嘉靖初期开始强大起来，之后他便要求入贡。
嘉靖二十年七月，俺答汗派遣石天爵、肯切到大同阳和塞求贡，这种求贡是半请求，半威胁。
北虏俺答阿不孩遣夷使石天爵、肯切款大同阳和塞求贡……果许贡，当趣令一人归报。 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歃血为盟誓。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 ——《明世宗实录》卷251，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
蒙古自弘治年间之后，再也没有入贡，并且侵扰明朝40多年，现在突然要求入，大同巡抚史道不敢怠慢，赶紧上疏将此事报告给朝廷。
而且俺答汗也在行动上发出了善意，一日，蒙古军邀明朝守墩百户李宝下墩，以酒席地同饮，又把他带到俺答汗营中，与之欢饮。蒙古军中有抢夺明军哨卒者，俺答汗听闻之后，给予惩处，并派人送哨卒归明，并且归还衣服和粮食。巡抚御史谭学将此事上报，要求朝廷派遣一名大员总督宣大军务和粮饷。
兵部经过商议之后，给出了回复，大意两点：
一、敌人强盛，担心其中有诈，要求史道做好防御准备。
二、如果俺答汗真心入贡，出自诚心，可以让肯切留下，让石天爵回去，拿俺答汗以蒙古文写成的入贡文书，再做商议。
兵部的意见总体而言是半信半疑，一做防御，二是在观察一下。
但如此大事兵部说了不算，兵部和五府九卿一起商议之后，整体的结论则趋于保守，认为俺答的此次求贡不可信。
会虏多诈，其情贡不可信，或示和以缓我师，或乘隙以扰我疆。诡秘难凭，声击靡定。惟以大义拒绝之，则彼之奸谋自沮。 ——《明世宗实录》卷251，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
到了最后嘉靖帝的圣旨，则变成了一封悬赏令。
果能擒斩俺答、阿不孩者，总兵、总督官俱加异擢。部下获功，将士升五级，赏银五百两。户部即发帑银四十万两，兵部发马价银二十万两，各选廉勤郎中，随军调度。仍推选科道官各一员，前往纪功。如无破虏奇绩，大臣不许回京，并镇巡官一体坐罪。 ——《明世宗实录》卷251，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主和的主要是宣大前线的文官武将以及兵部的官员，因为战事一起，他们所承担的压力最大。至于朝中其他各部的官员以及嘉靖帝大多以惯常姿态看待蒙古，高谈阔论。
但在军事上，蒙古处于攻势，而明朝处于守势，这一点从几位官员任命之后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朝廷要派一人前往宣大总督军务，兵部举荐了本部尚书樊继祖、侍郎任洛、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珩三个人选。听闻消息之后，几人反应各不相同：任洛面容上虽无难色，但也无喜容；都御史张珩则赶紧推脱，并且还说即便任命自己，他随即就要乞休；尚书樊继祖也颇有怨声。这把嘉靖帝气得不行，将张珩贬为民，任洛闲住；樊继祖为宣大总督，火速往宣大就任。
官员都知道，宣大总督这一职位就等同坐在火山口上，对外作战难以与蒙古匹敌，对内一众高官和皇帝都给予了极高的要求，稍有差池，即人头不保。
02
俺答汗的入贡没有得到回应，遂在嘉靖二十年八月大举南下入寇，明朝前线官员上报：俺答、阿不孩下石岭关，径趋太原；吉囊则由平虏卫入，众各七八万。这里说两路大军各七八万，加起来就已经15万，可能有官员的虚报，但可以肯定是的俺答、吉囊此次是倾巢而出，给明朝带来极大的军事压力。
樊继祖刚到任就面临强敌入境，根本不敢正面迎战，大多时候都是据城避战。但这并不妨碍他给朝廷上捷报，他声称八月十六日，斩敌131级，将其逐出边境，毁其营帐；八月十九日宣府旧手虏等墩斩敌117级级，二十日大同五堡壕外斩敌111级；至九月五日，敌人深入山西者，由大同左官兵追击，斩175级。
但经过朝廷派人一查，真实的情况是明军根本不敢战，甚至其作战甚至不如民间的一些状夫。
大同游击戴昇承调逗遛，迂道避贼，大误军机。而壮夫刘文明等乃能奋勇御寇，斩虏六十四级，生擒十人，获间谍二十三人，功出官兵上。
俺答、吉囊饱掠而去，但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
俺答原本派遣石天爵、肯切为使者入明，明朝官员把石天爵放归，让肯切留下。俺答汗在嘉靖二十一年三月之时，放了一些明朝人归来，想以此换回肯切，明人不理。闰五月，又派石天爵、肯切之子满客汉等入明朝边境。明朝在前一年刚刚被蒙古大军蹂躏，正是一肚子火，巡抚都御史龙大有杀了使者，捆了石天爵送京城报功。朝廷上下把火气全撒在了石天爵和前一年扣留的肯切身上，将两人寸磔，传首九边。
但从石天爵身上，明朝也获取了很多有用的情报：小王子等九部咸住牧青山，最想得到是明朝的纱缎，但获取的办法只有抢掠与贡市。抢虽获有人畜但纱缎极少，而且自己也有损失，不如入贡划算。所以派遣石天爵等持令箭二、枝牌一面为信物，请求贡市。一请不得，则再请，再请不得，则三请。如果不能获得入贡，将起兵30万，分两路南下。
看来战事又将再起，六月，蒙古军入以六月悉众入寇，大掠山西，南及平阳，东及潞沁，每攻克村堡，屠戮极惨。
庚戌之变前蒙古的入寇（图片来自于《嘉靖隆庆时期明蒙关系研究》）
03
到了嘉靖二十五年，俺答汗再次遣使者入贡。这次他不敢派自己人了，就放回了俘虏的几名明朝基层将领和士卒，让他们带来了白骆驼、白马、白牛各9只以及金银锅各一口，以及蒙古文书信，请求入贡。但因为上次石天爵等人被杀，边将和士卒都得到了重赏，所以总兵官巡边家丁董宝等人直接将这些人杀了报功。
宣大总督翁万达颇有作为，他在给朝廷的上疏中认为杀使者极不可取，而且大胆地指出错误在明朝一方：
夷狄虽犬羊，其性固能辨曲直，其喜怒亦犹人也。今归我汉人，遣彼族类执物示信，恳托墩军为其通款，借曰不许，犹当善其词说遣之。乃既置夷于墩台，纳归人于境内，又从诱而杀之，此何理也？曲既在我，必且愤怒。
朝廷的回信大意是：杀蒙古使者，应当处罚；但蒙古人狡诈，也万万不可信。
使者被杀，俺答汗则再次入寇，以示报复。
嘉靖二十五年七月，俺答汗以蒙古文书信一纸派人送与翁万达，内容是俺答汗准备亲自到边与明朝谈和。
朝廷再次就此事商议，由于书信翻译之后发现既无酋长姓名，也无求贡年月。而且以前明朝曾经给蒙古颁过文印，书信上也没使用。所以朝廷认为此信为假，要求翁万达做好迎敌准备。其实酋长姓名、求贡年月这些内容是可以与俺答汗沟通的，至于那些文印，都是成祖时候颁给的，中间又断贡40多年，不在也是很正常的事。这些都是一些程序上的事，并不是大问题，明朝君臣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自视甚高，不屑于俺答汗谈和。
不仅如此，朝廷还严厉警告边疆大臣：
逆寇连岁为患，诡言求贡，勿得听从。其各严边兵防御，如有执异，处以极典。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 60《俺答封贡》
同是七月，俺答汗派使者李天爵（注意：与前面被杀的石天爵姓不同，是两个人），其大意是：吉能要犯河西渠，俺答汗派人告诫他，因为要谋求入贡，所以不要抢掠。
俺答汗再次向明朝发出了善意，但朝廷的决心已下，对于俺答汗的求贡置之不理，双方的又陷入乱战之中。
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俺答汗在率军入宣府之时，以箭射入了书信一封，并且放回了一些明朝的被俘人员，其最终表达还是一个意思：求贡不得，故而屡抢，如果允许入贡，则约束部下不犯边。
翁万达再次将这些信息上报给朝廷，嘉靖帝的圣旨尤为严厉：
求贡诡言，屡诏阻格。边臣不能遵奉，辙为奏渎，姑不问。万达等务慎防守，毋致疏虞。其有家丁通事人等私通启衅者，廉是以闻，重治之。 ——《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七，嘉靖二十八年四月
04
入贡不成，俺答汗再次入寇。
这里择取嘉靖二十八年二月的一次战争为例来进行讲述。
二月二十一日，蒙古军以数万骑犯滴水崖，双方激战，明军指挥董旸、江瀚、唐臣、张淮等俱战死，蒙古军取胜后南下，驻隆庆石河营，诸口游击王钥，大同游击袁正与蒙古军战于隆庆州桥南，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蒙古军向南移营。
此时，大同总兵周尚文提主力骑兵万余赶到，南路参将田琦率兵千余来附，与蒙古大军在曹家庄撞在了一块，激战一日未分胜负。第二天，双方再次殊死决战，明军斩杀蒙古军将领4名，夺其旗帜，蒙古军受挫。而翁又万达督西路参将姜应熊等自怀来顺风鼓噪而来，扬尘漫天，蒙古军遂退去。蒙古军在退去之时，又遭到了宣府新任总兵赵国忠的拦截，参将孙勇以兵千余小胜一场，赵国忠、周尚文等分道追击，又再败之，蒙古军狼狈夜遁。明朝对于战场取胜者从来不吝赏赐，周尚文加太保兼任太子太傅，翁万达由侍郎升尚书。《明史》称“终明之世，总兵官加三公者，尚文一人而已。”只是这一年周尚文已经75岁高龄，在曹家庄一战后不久即去世。
这一战是明军与俺答汗作战以来少有的一次胜利，可以称之为曹家庄大捷。从蒙古军损失将领4名来看，其损失不小。但此种战斗，并不能让俺答汗伤筋动骨，不久，俺答汗随即发动了一场对明朝更大规模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