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8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的张若名处境变得越来越不好，她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看起来变得有些精神恍惚。
6月18日，中午时分，张若名一个人来到云南大学后门外的一条河边，纵身跃入冰冷的河水里，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以此明志。这一年，张若名56岁。
周恩来：我了解张若名的人品
张若名之所以在这一天结束自己的生命，并非早已选择好，而是在这一天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那天上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反右批判会，要她承认诸多罪名。对此，张若名感到十分耻辱，更是无法理解，便在会议结束后，来到学校后面的河边，选择了投水自尽。
当然，张若名的自杀，并非只因为这一场批判会，而是在一年来的反右运动中，多次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导致她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最终无法承受，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1963年，在得知张若名自杀的消息后，周恩来总理非常愤怒，便委托夫人邓颖超前往云南大学，过问此事。
在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的过问下，中共云南大学党委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并向张若名的家属给予了赔礼道歉。
然而，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张若名并没有得到政治上的认可，依然对她退党的事情，进行了追究，并做出了相应的结论。对于这样的结论，张若名的家人感到很难接受。
事实上，张若名没有和周恩来走到最后，也是因为张若名退党的事情。
关于这件事情，周恩来总理曾对他的侄女说：“秉德，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要断，这个决心并不好下。起先，我也努力过，多次劝她，希望她能正确对待，能更坚强一些，不要因为受点委屈就退党，可她听不进去。她说自己累了，想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她宣布退党后，也就帮我下了决心，我开诚布公地对她讲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宣布中断了我们的交往。”
张若名，1902年生于河北清苑县，字砚庄。1916年，张若名考入直隶女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张若名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参与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被推为评议部长。
期间，张若名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不久后，张若名又和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创建了觉悟社。
1920年11月，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人一起前往法国留学。期间，张若名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虽然，在觉悟社中提倡独身主义，但周恩来和张若名之间的恋情也早已不是秘密。每次给邓颖超写信，周恩来都会提到张若名。对此，大家已经习惯了。
在提到这段经历，邓颖超对周恩来总理的侄女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
周恩来总理主动提到和张若名的恋爱，是在给侄女讲述恋爱观的时候。
那时，周恩来总理侄女说：“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
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完后，邓颖超也没有忌讳，直言道：“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1924年，列宁去世后，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然而，法国政府却规定，这次大会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员参加。
对此，张若名等人没有遵守。很快，大家决定派张若名前往参加大会并发言。
因为这件事情，张若名差点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在那段日子里，张若名经常发现有法国政府的警察跟踪自己。后来，张若名还因为出身问题，受到了党内给她的审查。
连续发生了这两件事情后，张若名感到身心疲惫。在一番思考后，张若名决定退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再介入政治事务，以使自己的生活平静下来，专心在法国读书。
这便有了周恩来总理对侄女提到的对张若名的“苦劝无果”。张若名坚持退党后，周恩来随之结束了与她的恋爱关系。
后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件中，便再也不提张若名了。对此，邓颖超感到十分疑惑，便在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里，问：“若名呢？你最近的信上为什么不提若名姐？”
关于和张若名分手的原因，周恩来总理和侄女交谈时，解释说：“我认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要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也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周恩来和张若名分手后，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成为了朋友。他说：“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1927年，张若名考取了里昂大学，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在法国期间，张若名与在里昂大学读博士的杨堃结了婚。
1931年，张若名和丈夫杨堃回到祖国。回国后，张若名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丈夫杨堃则回到保送他留学的河北农业大学任教。
1948年，在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下，张若名来到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
1949年12月，云南解放。
不久后，张若名在云南大学建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并担任了室主任。后来，张若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为了再次向党靠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1955年4月，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万隆会议的途中，周恩来总理在云南短暂停留，特意前往云南大学，看望了好友张若名。
见面时，周恩来总理大方地握着张若名的手，说：“多年不见了，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
这次见面，周恩来总理和张若名进行了近5个小时的交谈，一起回顾了过去参加革命的共同经历，并对她说：“你当时参加的只是团的组织，还不是党的组织。”
这次亲切交谈，给了张若名很大的鼓舞。想到退团比退党的性质要轻得多，张若名的心理负担减轻了不少。
后来，为了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每次和中共云南党委谈话，张若名都毫无避讳地与党交心，这才致使后来被打成右派，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那时候，邓颖超虽然没能给张若名平反，但在心里一直记着这件事情。
1980年，邓颖超接到张若名的儿子写来的一封“要求云南大学为张若名做出政治上的公正结论”信件，找到了为张若名平反的契机。
11月，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指出：“经复查，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治历史清楚，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至此，张若名得到了彻底平反，并恢复了名誉。这件事情，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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