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处于僵持阶段，就在志愿军和美军打得不可开交之际，葡萄牙却突然向我国发难，在澳门边境挑起事端，试图从朝鲜战争中分一杯羹。
不过最终人民解放军仅用了6天时间便让葡萄牙服软，葡方不只向我国递交了道歉信，承认错误，还赔偿我国4亿多人民币。
这就是著名的关闸事件。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就向全世界宣布不承认西方列强曾经逼迫中国签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关于香港和澳门的问题。
毛主席等领导人表示港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并主张在时机成熟时，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统一。
毛主席还特别提出，在香港、澳门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为此，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叶剑英元帅指示柯正平在澳门成立了南光有限公司
一方面，是为了向澳门同胞宣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日后统一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筹集解放军急需物资的重要途径。
随着南光有限公司发展壮大，它在澳门华人圈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很多澳门人有困难不找葡萄牙政府，反而找南光公司解决，就这样，澳葡当局也承认南光有限公司为中国在澳门的代表机构。
由此双方也是一直处于风平浪静的状态。
然而1952年7月25日在关闸的枪战却打破了这表面的平静。
葡萄牙军队挑事，双方剑拔弩张
1952年7月25日下午6时，本来相安无事的拱北关口关闸出现了反常的一幕——澳葡政府派在最前哨站岗的一名黑人士兵突然向中方移动，并且大摇大摆地走到了离中方哨兵不到一尺的位置，在此站立不动。
这关闸一方面是内地向澳门运送粮食物品的关卡，也是中葡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
这个黑人士兵的做法俨然就是在“挑衅”，不过他虽步步紧逼，但是还没有过界，所以我方哨兵也保持不动，冷静地驻守在自己的位置。
但就在这时，这位黑人士兵又将横置在双方间的“拒马”向前移动，挑衅意图非常明显。
此时中国边防哨兵长官赵学登站了出来，秉持着中央军委再三强调得“既不主动惹事，也不示弱，有理有据有节”的原则，赵学登一面示意葡方士兵所站位置有误，一边打手势让对方将拒马搬至原位。
没想到，在中方这样的表现面前，葡兵竟然变本加厉，带头的那个黑人士兵还召来了9个葡萄牙士兵，一同抬起拒马，再度往我方移动，直到突破了中国的警戒线一公尺。
从边境法律的角度而言，葡萄牙这是赤裸裸的宣战行为，不过赵学登明白，葡兵只是故意挑衅，逼中方先动手，他自然不会落入圈套，只是不断打手势，让葡兵后退。
见无法激怒中方哨兵，那个黑人有些气急败坏，他举起刺刀就刺向三班班长的手臂，接连划破了三个伤口，关闸葡兵还回到营房托出机关枪。见赵学登受伤，我方士兵也毫不畏惧，掏出了一枚手榴弹，警告对面不要乱动。
没想到葡方似乎是有备而来，前排士兵纷纷拿出步枪，对我军开火，于是一场枪战就此爆发。
到了夜间，葡萄牙人更是露出了残忍霸道的一面，他们竟然将矛头对准了我国的平民，向拱北一带连开了几十炮，并大肆破坏我国的基础设施，严重影响了拱北居民的正常生活。
本来这一事件只是两国军队间的冲突，完全可以低调处理，但葡方将枪口对准平民的做法引发了我国政府的强烈谴责，双方均进入戒备状态，而我国也封起关闸、停止向澳门运送物资，两国之间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大国从严，小国从宽
而就在事发的第二天，中央政府即刻做出反应，通知葡萄牙应负全部责任，并且警告对方不要得寸进尺。
看到中国反应迅速、态度坚定，澳葡政府反而慌了神，一时之间束手无策，澳督本人甚至不敢出面，只能委托与我方联系较多的经济局局长罗保全权处理此事。此时恰逢南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前往广州出差，所以何贤和马万祺便成了我方谈判的代表。
由于此事事关重大，关乎着澳门的稳定，马万祺也不敢擅自定夺，随即将情况逐级上报，最终请示到了叶剑英元帅那里。
当时朝鲜半岛上激战正酣，叶剑英元帅明白国内事务不容出一点差错，他一边下令让边防局第五分局立刻与澳葡政府交涉，一边向周总理汇报了全部情况。
周总理听后也有些拿捏不定，毕竟此事非常微妙，既不能将澳葡政府逼得太狠，以防它狗急跳墙，又不能主动退让，毕竟事关国家利益。
最终，还是毛主席一语定江山，给出了最高指示：
“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
听完毛主席的话，叶剑英元帅立刻心领神会，他对马万祺表示，这件事只是个别地方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并且正式委托马万祺与何贤代表中方前往澳门谈判。
第二天早上8点，马万祺便来到罗保的官邸，向他详细说明了中方的立场，并且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彻查关闸事件发生当天的前因后果，务必找出直接责任人，并对其依法处理；
二，葡兵必须停止一切开火行为。
只有满足这两个要求之后，中方才会继续谈判。
听到这番话后，罗保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本来担心中方会大肆报复，根据澳督的估计，整个澳门只有1500名士兵，而且大部分都是黑人雇佣兵，一旦打起来毫无招架之力，这也是澳督不愿出面的根本原因——他完全不敢面对谈判失败的结果，只能把锅甩到华人官员罗保身上。
接到要求以后，罗保马上着手去办，不过，此时的澳门已经陷入一片混乱——由于中方封锁了关闸，依赖中山县提供蔬菜、水果、粮食供应的澳门居民，生活来源无法得到保障，这使得街头骚乱四起。
澳督见场面马上要陷入无法控制的地步，一再催促罗保举行正式谈判。
于是，8月5日罗保再次找到了马万祺与何贤，让他们转告中国政府，澳门愿意为此事承担责任。
不过，此时距事发已经有10日之久，距双方首次交涉也过去了8天，我国政府严重怀疑葡萄牙解决问题的诚意，所以对开放关闸不置可否。
为了尽快稳定澳门、维护同胞权益，马万祺二人连续18次往返于解放军指挥部与澳门政府之间，从解决澳门市民生活困境出发，向我方痛陈利弊，并且表示澳门政府愿意承认错误、和睦相处，而关闸事件只是由于葡兵语言不通、一时误会导致的冲突，希望中国能够原谅。
见澳门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我国政府的态度也软了下来，不过很多人还是认为葡萄牙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甚至扬言要“兵戎相见”。
面对不同的声音，叶剑英元帅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种种行为以及态度，大家表示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但他随即说道，“澳门同胞说到底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真正受害的也是中国人”。
最后他也强调，澳葡政府必须要有正式的书面道歉和恰当的赔偿。
4亿人民币赔款，新中国的头一次
最终经过17轮的谈判之后，1952年8月23日，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罗保代表澳督向中国方面递交了道歉书，主动承认错误；
而对于中国人民在此期间受到的生命财产损失，葡方依法给予中国4亿多人民币的赔款；
另外葡方也保证，以后任何士兵不得再在关闸地区挑衅，并且从警戒线向后移动50米。
至此，关闸事件得到圆满解决，在美、法两国相继为葡萄牙撑腰的情况下，我方能够顶住压力、取得道歉与赔偿，实属不易。
事实上，这并不是葡萄牙第一次在边境挑衅中国，早在1945年，澳葡当局便无理地越界33米，还派兵把守。当时中国刚刚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全国人民士气高涨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却不敢反抗，任由葡萄牙胡来，边境线一再后撤，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但反观1952年发生的关闸事件，面对葡方的挑衅，中国政府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软硬兼施，最终不仅和平解决问题，还拿下了道歉书和巨额赔款，不仅打击了西方列强的气焰，更向世界宣告了旧中国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新中国有能力也有实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