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28日,根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命令,原15军军长向守志调任西安炮兵技术学院院长。

对于这个任命,向守志颇为意外,当时他在军事学院学习已经满三年,即将毕业回老部队大展拳脚,更为关键的事,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谭甫仁也早就和他打过招呼,军区党委已经准备推荐他任军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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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组织上已经找过向守志谈话,他也准备回军区去,可突如其来的一纸命令却打破了这个定数。

向守志一下子犯了难。

向守志是1957年8月离职到高等军事学院深造的,也就是在三年多学习时间里,向守志不仅系统的学习了军事理论知识,还接触了一项在当时人尚不了解了尖端科学。

即导弹、火箭的原理以及核武器的相关知识。

从学习这项知识开始,向守志便深深迷恋上了。

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当年曾亲身经历过上甘岭战役。

在上甘岭战役前,15军接替26军换防到五圣山、西方山一线阵地,考虑到西方山阵地的重要性,因此秦基伟特意调了15军具有较强战斗力的44师防守西方山,调45师守上甘岭一线阵地

可后来万万没想到,美军并没有选定西方山作为进攻方向,而是选了上甘岭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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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向守志率领的44师在当时并不在上甘岭一线,但因为西方山阵地的重要性,美军也派出了一部分偷袭的部队企图从这里突破,但被44师击退,客观来讲44师作战起到了牵制敌人的作用,甚至还在作战中向前推进了10公里,改善了在平康谷地的防御态势。

为此44师还受到了志愿军总部通令嘉奖。

向守志作为亲历上甘岭战役的一员,对美军强大的火力攻势有很深刻的印象。

可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导弹的出现,特别是搭配核武器,使得战争形态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向守志对此心知肚明。

当然,并不仅仅只是向守志这么想,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也有这个考虑。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对中国进行核讹诈,给新生的中国带来很大的压力,早在1955年,毛主席就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倡议发展原子能事业,到1956年中国第一个导弹技术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任院长。

1957年末,中央军委要求炮兵部队成立地地导弹训练大队,至12月9日,地地导弹训练大队在北京西南的长辛店成立。

地地导弹训练大队在完成训练任务后,根据命令组建两个地地导弹发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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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也就是组建地地导弹一营这一年,中央同时决定,以西安炮兵学校为依托,组建建炮兵特种技术性质学校,先行培养我国战略导弹部队人才。

西安炮兵学校本身只是初级学校,目的只是为了培养地面炮兵连、排干部的初级指挥,所以为了组建更专业的炮兵特种技术性质学校,还抽调了北京炮兵教导大队的一部分、空军15航校的部分学员及少数干部。

不过,就连向守志自己也没想到,上级会让自己来出任西安炮兵技术学院的院长。

面对两个不同的选择,向守志确实很犹豫。

一、调武汉军区任军区参谋长,是属于提职,对向守志未来在部队的发展似乎更好,而且不离开老部队,工作起来更熟悉。

不少的老战友都劝向守志:

“论资历,论战功,论名气,你都应该留在军区,此外,你还受过高等院校培训,对老部队熟悉……”

二、调西安炮兵技术学院任院长,是属于平调,而且面临部队技术革新,向守志需要从零开始,困难重重。

可思来想去,向守志还是决定到西安去:

“我想来想去,那就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愿去当这个开路者和垫脚石!”

想通了这个关节后,向守志立即给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打去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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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向守志要去西安,陈再道在电话那头也急了:

“脑子糊涂啦,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嘛,怎么能去那里呢?”

向守志也觉得愧对老首长信任,只是在电话旁沉默着没说话。

陈再道也自觉失言,他再三压抑自己的情绪,耐心的问:

“你的考虑呢?”

向守志坦率的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是新中国首个搞导弹技术的学院,从零开始,他虽然以前没搞过教学,但很想去接受一下挑战,在这里建功立业。”

尽管陈再道再三挽留,但向守志主意已定,陈再道也只好支持他的选择。

时隔多年后,向守志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然不免感慨:

“三天后,我谢绝了军区首长的挽留,告别了15军的战友,乘车向西安驰去,时至今日,我依然为当时的决定感到骄傲!”

不过,向守志虽然想通了其中关键,但真到了西安以后,他所面临的难题还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因为不懂高精尖技术,向守志一到学院,就把所属教研室的主任一个个叫到办公室,让他们现场讲解当时最尖端的战略导弹武器新知识、新装备、新技术。

当时炮兵技术学院的教研室主任,个个都是专家学者,他们讲起专业知识来的确头头是道,但他们所讲的专业术语却让向守志一个头比两个还大。

实在没办法,向守志只好招手让先停一停,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高明的讲授者应该是以单纯化繁臃,以简洁化深奥,深入浅出,好懂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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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守志虽然不是专家,但他能从学生的角度去谈教育问题,也让这些专家学者意识到,他们所教授的学生,学识水平参差不齐,如何才能让这些学生尽可能的理解高深的技术知识,也是教学中重要的一步。

通过不断地摸索,向守志同学院的专家学者们琢磨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教学方式,到后来向守志成为这套教学方式的最先受益者,并帮助他从一个陆军的军长迅速向一个尖端武器学院院长完成过渡。

向守志任炮兵技术学院院长后,坚持以身作则,当时全军正在鼓励将军下连队,因此向守志也决定到教研室蹲点,和一众教员同吃同住。

一连住了50多天,哪怕是后来向守志痔疮发作,每天疼痛难忍,也都没打退堂鼓。

也正因为把太多心思都放在工作上,难免忽略家庭。

可还是有件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这一沉寂。

一天,向守志正在教研室听新教员讲课,学院的军医突然慌慌张张地跑到他身边报告:

“院长!张玲阿姨住院了,被确诊为直肠癌。”

张玲是向守志的爱人,两人于抗战末期相识后迈入婚姻殿堂,但他们夫妻两人各自都有本职工作,是以多年聚少离多,事实上向守志只是忙于工作,而张玲却要家庭、工作一肩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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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以向守志的级别,他是可以向上级请求让自己的夫人在自己身边的,但张玲为了不让丈夫分心,坚决不跟随。

谈及夫人患癌,向守志曾满怀愧疚的表示:

“她是被累病的,只有我当丈夫的才深深懂得这一点。”

新教员试讲结束后,向守志才忙不迭的跑到医院探望,但张玲却还要反过来劝说丈夫:

“我们都是战争中的幸存者,我了解你的性格,换一个新单位,工作起来总是一种拼命三郎的劲头,不然怎么熟悉情况,开展工作!换了我也会这样……”

张玲后来在医院动手术,切掉了一大截肠子,当时主刀的大夫也出面劝向守志:

“向院长;·恕我直言,你该多尽一些丈夫的责任啦。像你妻子这样的病人,最多能活5年……”

尽管妻子身边需要他更多陪伴,但向守志回到学院后,还是一头扎进了工作中,后来张玲出院休养,负责照顾的也只是学院的医疗所的医生。

向守志在担任西安炮兵技术学院院长期间,通过不断地努力,完善了学院教学,并自力更生编写了许多教材,还在国家支持下实施“拔青苗”计划,引进了一大批人才,解决了教员团队青黄不接的问题。

西安炮兵技术学院为我国培养了许多战略导弹部队人才。

随着导弹研发进程不断推进,为了加快地地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向守志被任命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分管地地战略导弹部队、院校和科研机关的工作。

后来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炮兵司令员吴克华认为炮兵领导机构已经无法再承担地地导弹部队的建设使命,于是建议中央建立专门的地地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构。

1966年6月6日,中央根据上述建议,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为基础,与军委炮兵领导机构中管理战略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组建地地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机构,周总理亲自为战略导弹部队定名为第二炮兵部队。

同年7月1日,第二炮兵司令部在北京成立,向守志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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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守志因为从事过多年的导弹技术研究以及教育工作,后来在二炮工作多年,为我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炮兵技术学院后来也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技术学院,并划归二炮下辖,并在之后多年陆续更名为第二炮兵学校、第二炮兵技术学院、第二炮兵工程学院、第二炮兵工程大学。

2015年12月31日,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由过去一个独立的兵种上升为独立军种,第二炮兵工程大学也在第二年更名为火箭军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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