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曾希圣同志在皖江的战斗岁月
王是桥 熊湖帆 杨 刚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希圣同志，是我们的老首长。自1941年1月皖南事变突围到无为后，我们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一直到1946年4月底。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耳闻目睹他在组建壮大新四军第七师、创立发展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历程中无私奉献的感人情景和丰功伟绩，深切感受到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特撰此文，以寄托我们对老首长的崇敬怀念之情。
一
1940年6月底，在重庆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工作的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因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有受害之险，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安排下，与叶挺同志一道于7月底由重庆到达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同年10月，曾希圣同志奉命去津浦路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工作，因巢湖交通受阻在巢南董家大山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逗留待机。不久，接军部电报，要他组建渡江指挥部，准备船只、粮草接应军部、皖南部队北渡。正当接应渡江准备工作就绪时，1940年12月30日突接军部来电说，军部和皖南部队决定东进苏南，不从铜、繁北渡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曾希圣同志遵照中央电示，在无为地区大力组织地方干部和部队同志千方百计收容皖南突围人员。他对突围的干部战士亲切关怀，凡是红军老干部，他都要亲自谈话，了解突围情况，及时安排工作，发挥他们的领导骨干作用。在1月至4月这段时间里，他和孙仲德、黄火星、李步新等领导同志不分昼夜地忙碌着，一面收容安置好突围人员，一面了解事变实情，亲拟电稿上报军部，还要及时回答中央、中原局有关事变经过、突围情况和皖南地方党遭受破坏情况等方面的询问。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曾希圣同志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组建新四军七师，面临的困难：一是国民党顽固派气焰嚣张，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扬言要将军长叶挺送交“军法审判”，反共高潮达到顶点。二是大别山国民党桂顽从白湖打过来，企图消灭我在巢无地区活动的部队。日伪军与顽军紧密配合趁机向我“扫荡”。三是皖南突围出来的部分干部战士思想情绪低落，认为巢无地区狭小，部队势单力薄，想到苏北军部或大部队去；个别干部居功自傲“老子天下第一”，不服从组织分配，极少数人认为在泾县大山里隐蔽日久，吃苦太多，现在应该享受，用公款到三官殿下馆子吃吃喝喝。针对这些现象，曾希圣同志采取个别谈话、开座谈会等形式，有的放矢地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教育，大家对坚持与发展皖江地区抗日斗争的有利条件与困难条件及战胜困难的方针、策略和办法等，也有了明确统一的认识。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同志都愿留下来坚持斗争，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从而保证了组建七师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41年5月1日新四军七师正式成立。
二
七师成立前后，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原局和新军部对七师发展的方向、行动方针多次发出电报指示。对这些重要指示，曾希圣同志及时与有关同志反复研究，切实认真地贯彻。
1941年1月28日，党中央在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电报中指示：“对皖南、鄂东及河南方面应即布置游击战争，在皖西之桐城、舒城、潜山一带，张、邓负责加强游击纵队的力量，以便不久向大别山前进，在鄂东之浠水、黄梅一带，由先念负责布置。对皖南失散力量，张、邓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目前除过江者外，尚应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发展。”遵照中央电示，曾希圣同志派挺进团深入大别山区打游击，同年3月，林维先团长率二大队，彭胜标主任、傅绍甫大队长率三大队，从无为、庐江分路西进，设法与五师打通联系。4月22日，林团长率通信分队在宿松陈汉沟与五师十四旅政委张体学会合。同年7月，该团西进到宿松、望江、太湖间泊湖区，建立发展游击根据地，配合五师开展游击战争，使桂顽遭到沉重打击。
1941年3月，在挺进团西进的同时，曾希圣、李步新、黄火星同志又派杨明、彭嘉珠、何志远等一批干部重返皖南，开展铜、青、南敌后游击战争。后来，他们与皖南事变前留下坚持斗争的皖南特委委员胡明等同志会合。同年8月21日，陈毅、刘少奇在关于坚持皖南工作的方针致曾希圣电报中指出：“敌伪区游击战争应尽量向敌区扩大（包括敌顽结合部），要求有充分流动性，南、宣、铜、繁、贵、青等县，均应划为流动区，我军均能自由穿插、回旋，切忌停止、固定。皖变我军零散部队一大部收容加入游击队，到敌伪区活动。在黄山山脉则保持若干秘密游击支点，以自卫并掩护地方工作。”“敌伪区地方工作，采取秘密工作与半公开两种，使敌顽军到来时，毫无踪影，不能捉摸；敌顽去后，则仍能各种工作，并应以协助游击队发展为中心。若地区太小，又不安全，而即提出建立政权，易引起‘扫荡’，且易损失，对税收、公粮等工作，亦用便衣半公开方式去屯集收取。”曾希圣同志通过电报、书信和派人口头传达的形式，迅速向皖西、皖南敌后的同志作了传达，并派陈洪同志给泾、旌、太地区的胡明、洪林、刘奎等游击队送去了万余元活动经费和书报，指示他们在艰苦条件下特别要注意内部团结，站稳脚跟，打开局面。经过艰苦努力，七师终于实现了与五师六师打通联系的战略意图。
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电示七师：“如果含山、和县不能容纳大部队活动，同意你们所提第二方案，暂派两个连留意该方情况。沿淮南路侧发展，与二师六旅打通联系并控制巢湖……你们首先应尽可能打通和保持与二师的联系。”遵照电示，曾希圣、傅秋涛同志于1941年10月先派五十七团副团长陈仁洪率一个连，后派五十六团副团长顾鸿率两个连进入含和开辟新区。1942年4月，又派五十七团政委马长炎前去组建含和独立团，马任团长兼政委，顾任副团长。马去之前，曾、傅分别与马谈话，分析含和敌伪顽情况，具体交待了斗争策略。马去含和后，连续打几个胜仗，争取了大刀会，巩固了含和地区，开辟了江（浦）全（椒）地区，终于打通和保持了与二师和军部的交通联系，在相互配合作战、护送干部和款物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3月，曾希圣与傅秋涛、李步新等同志又组建巢北支队，开辟巢北地区，打通了七师与二师联系的又一条交通线。
由于曾希圣等七师领导人坚决执行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华中局、军部关于七师发展方针的一系列指示，部队和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巢无中心区日益巩固，使七师由1941年5月成立时不足2000人，发展到1945年北撤时的3万人；根据地发展到跨越沿江两岸，东至江浦，西至安庆以西，长约700里之遥，南至青阳、南陵，北到合肥，长约300多里，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皖江解放区成为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
曾希圣同志多谋善断，富有战略眼光。1945年9月底七师奉命北撤时，曾希圣致电胡明同志说，拟留你部在皖南坚持斗争，你们有何意见？胡明当即夏电，表示乐意接受党的决定。曾很高兴地回电鼓励：“希望你们把党的红旗永远插在黄山的顶峰上。”与此同时，曾希圣同志遵照华中局电示，派桂林栖同志带两个连去大别山地区，与原在该地坚持武装斗争的钟大湖会合，在大别山坚持斗争；派杨明同志率两个连重返皖南，与在黄山地区坚持的胡明等同志取得联系，在皖南坚持斗争，开创新局面。他们在敌后坚持斗争，粉碎敌人的清剿、封锁，开辟根据地，发动组织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开展了抗丁、抗粮斗争，牵制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对1949年渡江战役，都起了很好的策应配合作用。皖南游击队从皖南事变后开始成立时的13人，发展到渡江战役时9000多人，有力地配合了渡江战役和解放皖南的战斗。
三
作为七师政委、皖江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同志，在敌伪顽夹击中为组建壮大七师，巩固扩大皖江解放区，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高度重视党性教育。自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发表后，曾希圣同志即号召七师和皖江地区广大干部进行学习，加强党性锻炼。在曾希圣的倡导下七师作出了《关于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规定了调查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指出“每个部门每个同志要能做到真正可靠的调查研究工作，必须切实肃清主观主义、自以为是、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并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曾希圣同志兼任调查研究室主任。1942年2月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曾希圣同志任七师和皖江地区整风学习委员会主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领导开展整风学习。他指出：“要深刻研究上级指示，坚决服从命令，细心研究，不要粗枝大叶。”他特别强调“培养多做实际工作的干部”。通过整风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改进了思想作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保证了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二是抓参议会和政权建设。1941年12月25日华中局电报指出：“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带领与教育本地干部，并适当地使用他们。因为没有地方干部及地方领袖，你们就不能与本地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曾希圣同志十分重视团结使用地方干部及地方领袖人物。1941年5月，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由吕惠生任县长。1942年皖中行署成立，由吕任行署主任，唐晓光任副主任。同年7月成立皖中参议会，由民主人士金稚石任议长。由于重视使用地方干部及地方领袖，从而加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加强了我党我军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各项法令的贯彻执行。
三是大力抓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建设。1942年3月30日，他在《关于第七师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中说：“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他们间的关系是：以主力军发展地方军，以地方军充实主力军，以地方军影响民军，以民军发展地方军。” 1943年11月，皖中抗日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成立，曾希圣任政委，吕惠生、唐晓光任正副司令员，从而，从组织上把主力军建设与地方军和民兵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在反“扫荡”、反磨擦、保卫巩固根据地和大反攻的斗争中相互配合，充分发挥了作用，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四是大力开展对敌伪军、三番、土匪、大刀会的工作。曾希圣同志说：“我们天天处在敌顽夹击中，要以最大努力来斗争”、“利用各种机会、各种矛盾，布置侦察工作，调查中间势力，对两边情形作整个研究，防止策略、路线上的错误”、“外围的白石山、巢湖、三河是土匪世界，因此要着重于土匪工作和创建游击队；桐东土顽势力大，要着重统一战线工作。”他经常与敌工部长段洛夫研究部署开展敌伪军工作，亲自找赵鹏程同志谈话，指示他利用自己在青帮“三番”内辈份高的有利条件收学生，打入敌伪组织和特务机关搜集情报。由于曾希圣同志和傅秋涛、孙钟德同志的关心指导，七师的敌伪军工作和争取三番、大刀会工作做得很出色。不仅能从芜、宁、沪等敌占区大城市不断买进布匹、食品等民用物资，而且还能购进电信器材、雷管、炸药、车床等重要军用物资。敌伪“扫荡”前，我指挥机关能及时获取准确情报，部署反“扫荡”斗争，并及时转移老弱病残人员和女同志，到无为城等敌伪据点隐蔽，有的孕妇还可转移到芜湖分娩。有的伪军，为我军买枪支、弹药，有的则待机起义投诚。1943年8月和1944年8月，繁昌县三山、含山县运漕各有伪军百余人枪向我军投诚。1942年夏，傅秋涛副师长指挥部队平息了大刀会暴乱，五十六团肃清了巢湖边土匪，巩固了七师后方。1942年秋，含和独立团争取了石灰张、八大禁一带大刀会，很快打开江全地区的局面。1942年秋冬，在官渡西北滁河一带，一支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受到倾向中统的桂顽李本一部、土顽柏成钧的排挤，被限制于狭小地带，有被消灭的危险，其首领戚兰谱为了生存发展，同含和部队拉关系。曾政委电示马长炎、顾鸿二同志：“只要他们不反共，不降日，就应努力争取。”经过一番工作，这支60多人的武装，开进我根据地娘娘庙、南义作短暂休息，又从无东渡江去江苏。1945年秋日本投降时，曾希圣、李步新同志指示皖江行署副主任魏文伯以七师参谋长名义和段洛夫同志一道，带领原日本“总力社”芜湖分社高级顾问楠木同日军交涉，迫使从九江撤到芜湖集中的日军向七师部队交出轻机枪55挺，子弹数万发。这对改善七师武器装备起了很大作用。
五是以极大的注意力抓军事斗争。1942年到1944年，日军和国民党反共军轮番向皖江根据地进攻，七师经常处于两面作战状态。这三年七师与日伪军作战1070余次。1943年11月20日，桂顽一七六师主力和第八游击纵队等约5个团兵力，分三路向巢无中心区进犯，并带来了全套党政人员，企图长期占领我根据地。得到这一情报，曾政委、谭代师长、李副政委在一起研究部署，谭代师长到前线指挥作战，李副政委带领区党委和师直机关作战斗人员转移，曾政委率电台、机要科和一部分参谋人员，由山水涧撤到上庄院子掌握情况，上报军部，运筹决策。那时，他正患疟疾发高烧，面色腊黄，眼睛深凹，满脸络腮胡子，人很消瘦，头上扎一条湿毛巾，非常吃力地支撑着病体批阅电报，起草电稿，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在谭师长指挥下，我军坚守阵地三天两夜，打退顽军十多次进攻，在磨盘山一线毙伤顽军700人，生俘顽支队长以下4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顽军全线溃败，我根据地获得反顽自卫斗争的空前大捷。
六是抓大生产运动和兵工生产。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保障军民生活，七师部队和皖江地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曾政委带领师直属队人员，在山水涧东边开荒种地，沿江、皖南、含和的部队也利用战斗间隙掀起了生产热潮。曾政委对兵工生产非常重视，经常找兵工厂厂长张昌隆同志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他还亲自到青苔巷兵工厂蹲点，与厂长、技术员、工人一道研究解决制造手榴弹、枪弹中的技术难题。
七是高度重视财经工作和群众工作。1942年3月30日，曾希圣同志在《关于第七师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中指出：“军队是人、钱、地盘三件事情缺一不可的。” 1943年春曾希圣同志指示财经委员会迅速建立大江银行，自己发行抗币，尽快排除在根据地的伪币，并确立了“三防一基金”的原则。“三防”即：一防滥发钞票和粗制滥造，每批印发数量，要经区党委批准；二防与法币、伪币混杂流通，在中心区禁止使用伪币；三防敌、顽伪、造假“抗币”。“一基金”就是要有物资储备作基金。我们的实物就是散存在群众家里的公粮与集中在公家手里的食盐等。当时抗币很受群众欢迎。曾希圣同志对皖江地区贸易工作十分重视，他经常亲临贸易总局，给大家分析抗日斗争形势，布置任务，反复交待在特殊环境中开展特殊贸易的方法政策和策略，并强调注意了解和掌握日伪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动向，认真分析敌方的军情、商情，充分利用敌、我区域里一切可用的资金，开辟各种贸易渠道，努力开创财经工作鬲新局面。由于财经税收工作做得出色，不仅使七师和皖江地区完全自给自足，还能经常不断地支援军部和二师、三师、五师等兄弟部队。从1942年起，曾希圣同志就号召七师和皖江地区人民普遍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运动，特别在春节期间，更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因而大大改善了军政关系、军民关系。1942年7月，皖中参议会通过实行“二五减租”法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双减”运动。减租后贫农都有饭吃，有的还有余粮。1942年秋，成立皖中地区抗敌协会联合会，整个皖江地区的工抗、农抗、青抗、妇抗会员发展到50多万人。7至14岁的少年儿童都踊跃参加儿童团。根据地内群众安居乐业，人心向党，民风纯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八是亲自抓锄奸保卫工作。1943年7月日军撤出黄姑闸、盛家桥据点后，顽军对益侵扰，敌探、国特活动变本加厉。对此，区党委社会部发出锄奸工作指示，指出：“我们目前锄保工作方针应当以反‘扫荡’、反内战、反国特斗争为主要方针，并以反国特斗争作为克服时局危机的中心任务。”曾希圣同志作了《关于反国特斗争的报告》，号召全党、全军、全根据地人民必须百倍提高警惕性，把锄保工作渗透各部门，使之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他指示要加强侦察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并指出“反内奸工作、反间谍工作是最积极的，是艰苦工作，不能忽视”。皖江地区党、政、军、民根据这些指示，开展了锄保工作，清除了暗藏反革命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
九是重视新闻电讯和党报工作。为了使七师部队和地方干群能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1941年春，曾希圣同志决定将五十六团的通报台改为新闻台，抽调报务、译电人员，专门抄译延安新华社发出的新闻电讯，由舒文等同志编排、油印成《电讯》，分发给部队和地方干群阅读。《大江报》成为区党委机关报后，他指示做贸易工作的蔡辉、吴锦章同志设法从敌占区买来了印刷机、铅字、纸张和油墨，从1943年下半年起，《大江报》改为铅印。他亲自审阅《大江报》社论，有时还亲自撰写文章。在曾希圣同志的重视支持下，经过报社全体同志的辛勤努力，使该报成为“最有力的宣传工具”。
十是精兵简政，实行一元化领导。为了克服当时的困难，争取将来更大的发展，七师遵照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于1943年二三月间进行了三次精简，司政后卫各部工作人员精简4%，工作不但未受到影响，反而更有条理，更能适应战区环境。1943年3月根据中央和中原局决定，皖江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曾希圣、谭希林、李步新三同志组成一元化领导核心，在皖江区党委领导下，成立了沿江、皖南、和含3个地委；七师在原来基础上，组编成立了沿江、皖南、含和、巢北4个支队。
四
七师机要科、电台和以后成立的侦察台，都由曾希圣直接领导。他精通机要通讯业务，工作上要求很严：强调保密、准确、迅速；要求机要人员保特高度革命警惕，有高度的敌情观念，严守机密，严防泄密；要养成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翻译来往电报必须迅速及时准确无误，字要写清楚，切不可粗枝大叶。他亲拟的电稿简明扼要、字体清晰。有时华中局来电，指定“希圣亲译”，他都自己翻译，只有在工作太忙时，才要王是桥科长到他的屋内翻译，他阅后立即焚毁。对十万火急电报，要求快收快译快发快送，并派人去电台督促。他常说时间就是胜利，凡是重要电报，译好后要立即送给他看。他对机要人员在政治上、生活上也十分关心和爱护，他嘱咐王是桥科长对有病的同志要关心、体贴，及时安排看病治疗，吃病号饭；对夜间工作人员，要保证夜餐供应；对在支队、团里工作的机要人员，回师部时要热情接待，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尽力帮助解决。
每逢过年，曾政委总要伙房做几个菜，邀请师部机要、报务人员去他住处吃饭，借以表示慰问和鼓励。有几次，师部机要科黄辅芳、卓树文、熊湖帆三同志，利用工作之暇，在山水涧驻地附近的水沟、田缺里捉到一些泥鳅、小鱼、小虾，曾政委亲自动手将鱼虾、泥鳅洗净后，加盐和面粉在锅内油炸，味道香美，大家吃得很高兴。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喜欢下围棋、象棋，他说下棋可开发智力，增添生活情趣。机要科有好几位同志，就是在他的指点下学会围棋、象棋的。大家都乐意同曾政委下棋，一边下棋，一边谈笑，他平时在工作上态度很严峻，可在下棋时常是和霭可亲的。
1942年1月，挺进团在泊湖区反顽自卫战中失利，报务员王福生在战斗中牺牲，部队突围到无为，加之五十五团电台队长温凤山的叛逃和七师参谋长李志高在软禁审查中自杀身亡，使电台同志思想上一度迷惘混乱，使工作受到影响。曾政委参加了报务人员工作会议，讲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七师的任务，以及无线电密码通信在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中的重要性；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坚定胜利信心，加强团结，提高业务水平，为完成党交给的无线电密码通信任务而努力奋斗。这次会议后，曾政委兼任师部电台中队政委，各团政委兼任电台指导员，从而大大加强了七师报务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1945年初，经曾政委批准，电台中队举办了第四期电训班。报务人员从1941年七师成立时的13人，到1945年底发展到60余人。
1943年春，曾政委决定成立侦察台，由在皖南军部侦察台担任过报务主任的李树政同志负责，调卓树文、葛非、余权三同志搞破译工作。曾政委亲自抓破译，凡是侦察对象的电报，侦察台用新旧密码对照，基本上都能破译出来，这对及时了解敌情、正确指挥作战起了重要作用。曾政委除尽力发挥七师侦察台的作用外，还经常致电军部胡立教同志：“希注意大别山桂顽动态，随时电告。”侦察台一直工作到日本投降。
1943年3月半城合影。前左起：谭震林、王集成、曾希圣、洪天寿；后左二起：邓子恢、彭雪枫、张震、吴芝圃。
五
在和曾希圣同志相处的5年多时间里，我们体会到他有许多优点和长处：
（一）有坚强的党性，高度的政治责任心。
凡是党中央、华中局的电报指示，他都要仔细阅读，认真研究，深刻领会，坚决执行，在执行时既遵循上级指示原则又能从实际出发，机动灵活，富有创造性。他指示泾旌太地区游击队要开展统战工作，不要侵犯基本群众和中上层人士的利益，以便站稳脚跟，打开局面。1942年派专人给他们送去了活动经费。1944年12月，皖南游击队活动中心区樵山被顽军占领，他指示胡明等同志思想上要做长期坚持斗争的打算。对于樵山地区的斗争，不要死守地盘，要保存力量，可暂时撤出樵山，转移到外线打击敌人，分散敌人兵力，扩大活动地区。他顾全大局、识大体，出色完成为军部筹集钱、物任务，从未打过折扣。他自觉遵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整体，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绝对不容许做违反党性原则的事。
（二）既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又有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他在部署斗争任务时，既有明确的目标，又有具体的方法步骤和斗争策略。他自己干任何工作，既有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作风，又有扎实细致、埋头苦干的精神。他从不吹嘘自己、夸耀自己的功绩。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他反对大吹大擂、摆花架子，主张采取“隐蔽发展”的方针。在敌占区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边缘区与三不管区建立灰色武装、灰色政权，以求站稳脚跟，稳步发展。
（三）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不论何时何地做任何工作，他都坚持做好，从不马虎了事或半途而废。他在政治上、工作上对干部要求很严格，如遇汇报中有表达不清楚的问题，他必追根问底；若有人粗枝大叶不负责任、回答问题支支吾吾、含糊不清，则必然受到他的严厉批评和指责。若遇特殊问题，他必亲自处理。如1944年7月的一天，沿江地区从安庆护送一名叫约翰的美国遇险飞行员到无为山涧七师师部，曾政委要王敬之同志当翻译并亲自接见，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曾政委说：“营救和帮助盟军，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你们到中国来，从空中打击日本侵略者，这表现了你们对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有力支援，我们欢迎你们。”约翰听了很激动，眼含感激的泪水说：“我感激你和你的部下营救和款待了我！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将永远铭记在我和我的家人心中。我将为这难忘的友谊而更好地作战，早日打垮日本侵略者。”'约翰在山水涧时，曾政委的爱人余叔和另外几位上海来的女同志，用面粉、鸡蛋、白糖做面包、饼干招待他，师卫生部李兰炎副部长亲自为他检查了身体。几天后师部接到延安的指令，曾政委决定由王敬之同志护送约翰去皖南转由第三战区回昆明基地。
（四）尊重人才，尊重地方领袖。
曾希圣同志在领导七师和皖江地区工作期间，对正派能干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干部（如段洛夫、陆学斌、舒文等同志），对党性坚强、赤胆忠心的工农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如林维先、黄火星等同志），对地方干部、地方领袖（如吕惠生、唐晓光、胡德荣、吴锦章等同志），对民主人士（如金稚石、陈可亭老先生），对特殊人才（如赵鹏程、谭长发等同志），对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如李兰炎、张昌隆等同志），都很尊重，能更好地团结、使用他们，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专长和特殊作用。
（五）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心和爱护干部
曾希圣同志平时很严肃，对工作认真负责要求严格，有时性子急发脾气，不了解他的人有些怕他。相处日久，就知道他是很关心爱护干部、有深厚阶级感情的。1944年秋，曾希圣同志去军部路过含和，得知在含和县委工作的王寄松同志，因秋收斗争劳累过度，患严重肺炎，在基本群众家养病，便骑了一条小毛驴，走了10华里去，慰问和鼓励他安心养病，等身体康复后再工作。王寄松同志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难以忘怀。（选自《新四军抗战在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