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的产生，更别说在一个单位共事，革命队伍中也是一样，有分歧，不同意见导致不愉快也是常有现象。
作为担任军科院副秘书长的王智涛因身体不适，在1964年以后就长期休养了，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医疗条件好的地方。1965年在上海休息时，从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口中得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身体不可观。
提起他与刘亚楼，两人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都共事过，而且是直属关系。
王智涛是苏联留学回来的干部，军事理论是丰富的，曾为苏联多所院校进修，还担任过教官。而土地革命时期留苏回来的，有文化，各方面也讲究，也显得与众不同。
他曾经担任红军学习教官，给不少红军将领授课，刘亚楼是其中之一。
抗战爆发后，刘亚楼担任抗大训练部部长，王智涛担任教育科长。两人是直属关系，但在工作中出现矛盾。他是抗大的干部，收集了一些教员的意见，当着毛主席的面和罗瑞卿、刘亚楼的面，进行反馈，而且弄得有些难堪。
其实，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表达诉求，他是带着批评的语气反映问题。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几位老总后来对王智涛说他洋面包吃多了，有问题可以反映，但在中央首长面前批评自己的直属上级并没有把领导放在眼中，有些小毛病，不应该让人家下不了台，要有包容心。
后来，刘亚楼因身体原因与其他一些干部去苏联，他在抗大的职务也提升了，抗大实际负责人是罗瑞卿。
直到1948年，作为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的王智涛被调任东北航空学校，校长是刘亚楼兼任，但他的主要精力在东野司令部作战方面。随着平津战役胜利，空军司令部组建，王智涛调任训练部参谋长，可他在这里工作并不融洽，想着调离，最终调华东军区担任防空部队司令部副司令。
可三反时，空军有人揭发王智涛所谓大老虎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尽管没有情况，但还是因一点其他问题被问责。这一点他是没有完全理解到位，甚至想找到谁是最终负责这件事的人，彭老总、陈老总都找他谈话，大致意思是一样的，受点委屈不算什么，在革命浪潮中，谁还没有一点委屈呢，既然事情结束，就没有必要再深究下去，不然影响到团结问题。
尽管他一直是要避开在空军的任职，结果在1957年防空军撤销后，并入空军，他还是隶属于空军。1959年差点被转业地方，最终被人安排到军科院工作。
1965年，他身体不好休养，到上海才得知刘司令身体情况。在他印象里，刘司令干劲十足，而且精神头很好，怎么会这样呢？1964年还像正常人一样出国访问，但回来后，身体就差了。
因此，在与上海警备区负责人谈起与刘司令的不融洽时，也表现出一种大度。有人打听是怎么回事，他也就是简单叙述从认识到共事的几段经历，并表示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
他去看望老领导，此时刘司令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对于王智涛的到来还是表示很惊讶的。王智涛也鼓励他养好身体，会好起来的。虽然交谈不多，但这一句问候，或许早已经化解当年的一些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