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在近代史上，两国都曾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在各自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中越两国曾结下深厚的友谊。越南领袖胡志明主席曾参加过中国的大革命。
1951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召开二大改名为越南劳动党时，更是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然而谁也想不到，就在越南取得独立后不久，中越之间竟爆发了一场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场边境战争发生于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在对越南北部的基础设施进行系统毁灭后撤出越南。
这场战争令中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直至最低点。也是在这场战争之后，我国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对外作战，进入了40多年的和平发展阶段。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因何而战？这场战争又带给我们什么？
一、背信弃义的越南与“勿谓言之不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周边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尤其是对与我国西南边陲接壤的越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在二战期间则被日本占领。
1945年二战结束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联盟（越南共产党）向法国宣布独立，并于1945年9月2日在河内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
在法国宣告投降后，美国于1955年2月接手了训练南越军队的工作，越南争取独立的斗争对象便由法国变成了美国。1955年11月，越南战争爆发。
在先后抗法、抗美的战争中，中国是北越最主要的支持者和援助者。
在军事指导上，应越南人民共和国方面要求，中国先后派出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和罗贵波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协助越南当地政府和人民军指导抗法战争。
越南战争爆发后，中国发起了抗美援越运动，派遣防空部队和工程部队进入越南，作战三年，击落击伤三千余架美机，牺牲千余人。
在经济援助方面，中国对越援助是建国后对外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的。
截止到1978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左右（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其中无偿援助款占93.3%，无息贷款占6.7%。
在物资方面，中国也源源不断地向越南提供包括粮食、棉花、棉布、化肥、钢材、煤炭在内的生活和工业物资，以维系其国内生产、生活和斗争的需要。要知道，那个年代的中国也正处于从一穷二白逐步发展的阶段，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并不高。
毫不夸张的说，中国人民是在勒紧裤腰带来援助自己南边的邻居。但谁都没想到越南竟是一头喂不熟的白眼狼。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实现统一后，越南开始逐渐走向中国的对立面。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仅当年越南就在中越边境制造挑衅事件达439次。
1978年7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通过“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明确表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
要“夺取西南（指柬埔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作战。”
越共中央也向各部队和各省、市下达指示：“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越南新的作战对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越边界冲突迅速增多，1978年越南在两国边境挑起的武装冲突事件多达1108次。
在越南国内，反华、排华逐渐疯狂，事态不断升级，驱赶华侨华人多达28万人。
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和鼓动下，越南更是走上了扩张的道路，于1978年12月公然出兵柬埔寨，试图在东南亚推行地区霸权主义。
这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周边安全。针对越南的种种恶劣行径，邓小平表示：“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197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这篇社论中，中国严正警告越南当局切勿“得寸进尺，继续恣意妄为”，否则“必将受到应得的惩罚”，并留下了那句著名的“勿谓言之不预。”
面对越南在边境的挑衅和对邻国的侵略，中国需要对这位忘恩负义、野心勃勃的邻居进行必要的敲打。
一方面，越南反复在两国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派遣武装人员越界侵扰，打伤边民、破坏界碑、蚕食边境，企图营造既定事实。
这直接关系到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关系到边境人民的生活安定。
另一方面，在1978年12月18日-22日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内部稳定发展的先决条件。
因此，打击越南也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
然而，有教训越南的现实需要并不能完全支撑中国进行一场自卫反击作战。越南之所以能在中越边境不断挑事，是因为它的背后有外部势力撑腰。
因此，中国也需要尽可能多的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由于是同自己的东南亚邻国发生冲突，因此中国首先进行了一系列周边外交活动，让周边国家感受到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
1978年11月5日至14日，邓小平相继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三个东南亚国家。
在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会谈时，邓小平表示，如果越南成功控制住整个中南半岛的话，那么许多亚洲国家将会失去掩蔽，反对战争的国家和向往和平的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战争贩子。
随后，中国将目光放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事实证明美国的立场和态度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美关系正常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之后在国际局势变化和中美两国自身需要的推动下，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在1978年12月中美两国共同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中，两国共同表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1979年1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仪式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访美。
就在卡特热情地表示中国可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时，邓小平却严肃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宁”。
1月30日，在同卡特总统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邓小平表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
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1979年2月1日，在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两天的会谈后，中美发表联合新闻公报表示“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主义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
此外，美国总统卡特还在与英、德、法首脑举行非正式会谈时表示美国不反对西方在向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上采取通融态度。
二、速战速决：对越自卫反击战始末
在做出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决定后，由谁挂帅指挥成为摆在中央军委面前的首要问题。
在当时，有着“军神”美誉的刘伯承元帅和“战神”之称的粟裕大将都尚且在世，二人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指挥过多场经典战役，是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将领。
尤其是刘伯承曾领导过南昌起义，也曾前往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理论水平和实战经验都极其丰富。
但终究是岁月不饶人，刘伯承在当时已经是87岁高龄的老人，并且由于抗战时期曾留下眼伤，随着年龄的增加视力越来越差。
而粟裕也是同样的境况，尽管他比去往前线指挥的许世友还要小三岁，但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年代中留下过很多旧伤，并且长期操劳过度，他的身体状况也已经无法支撑他在越南那样的恶劣环境中指挥作战。
除了身体原因，地理位置也是在调兵点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越南位于我国的西南边陲，在当时距离最近的两个军区就是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
在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后，中央军委最终决定由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挂帅。
对越自卫反击战面临的战场环境同以往的战争都有所不同。越南北部地区山川连绵，丛林茂密，地形复杂。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兵团作战。
在充分考虑了地形地势的因素后，解放军充分使用运动战法，迂回穿插、大胆深入、灵活机动，常常在敌人的后方或侧翼出现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这场自卫反击战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只持续了一个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月17日至2月26日。
解放军分为东、中、西3路大军越过中越边境发起攻击，以攻占各战略要地和重要城镇为主要任务。第二阶段是2月27日至3月5日。
解放军在大口径火炮的掩护下对谅山发起了全面进攻。随着这一战略要地被解放军攻陷，整个谅山以南的一马平川呈现在解放军面前，河内无险可守。
随着东线部队攻占谅山、广渊，西线部队攻占沙巴、封土、铺楼，解放军已完成预定作战任务，随即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开始撤军。
第三阶段是3月6日至3月16日。解放军各部交错掩护、边撤边打，破坏沿线基础设施，并带走了大批当初援助给越南的工矿物资和武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宣告胜利结束。
在当时进攻势如破竹的态势下回撤引起了不少人的不解，尤其是在攻克距离越南首都河内只有130公里的谅山后，有人曾质疑为什么不一鼓作气拿下河内彻底给越南一个教训呢？
这一方面与我军最初的作战目的有关，另一方面与越南的作战准备有关。
在开战之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制定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进入越南北部浅近纵深地区，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各个击破，速战速决，速歼速回”的作战方针，决心“以15-20天时间，力争歼灭越军3-5个师的兵力，摧毁越军在边境地区的防御体系和军事设施。”
这样既可以避免陷入同越南的战争泥潭，也可以适度打击其嚣张气焰，在国际舆论上也不至于落人“侵略他国”的口实。
而越南方面，在解放军攻占谅山后，立即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并且从柬埔寨与老挝抽调了大批部队。
正是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量，中国政府决定撤军。
从整个战争过程来看，我方战前准备充分、战争目的明确、作战方式合理，在取得预定成果后不恋战、不贪图战绩，及时撤出，执行坚决。
在撤军之后，中越边境并未恢复平静，越南并不甘心失败，在边界部分山头、高地大修工事，与解放军长期对峙。
解放军一是为保障边境安全、维护国家主权，二是利用同越南作战的机会磨练部队，开启了中越边境十年轮战。
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时隔多年再回顾这场战争，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奠定了中国百年发展大计的战争，我们从中到底收获了什么？
首先，这场战争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打碎了越南地区强国的美梦，有力打击了它的嚣张气焰。
对于越南人而言，直到今天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战败依然有着深刻的印象。此外，中国在撤退过程中摧毁了越南北部的基础设施，带走了大量先前援助的物资，对越南未来的恢复和重建造成了深远影响。
在后续围绕边境展开的十年轮战中，越南北部边境始终处于解放军火炮的打击范围内，而越南却又不得不予以应对，其国力遭到了长期的消耗和破坏。
其次，这场战争也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区域强国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就政治稳定而言，东南亚之于中国就如同拉美之于美国，只有保证周边和谐，才可以保证有充足的精力在国内推进改革、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如抗美援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也让外界认识到，尽管中国国内曾陷入混乱，但其综合实力仍是不容小觑，任何对中国的挑衅终将受到打击。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后一次大规模对外作战，1979年之后直到现在，中国便再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实战。
面对遭受侵略的邻国柬埔寨，中国也没有作壁上观，而是给予声援和支持，在东南亚国家中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
这场战争的另一个收获就是暴露了我军的弱点。经过长年动乱，部分官兵军事技能不强，在作战时指挥不力；
丛林战和近战中火力有所不足；缺少输送步兵的装甲车，步坦协同水平较低……尽管中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这些问题仍然不可忽视。
也正是这些问题的暴露，为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指明了道路。此外，在这场战争以及后续的轮战中，各大军区组织部队轮番上阵，为解放军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指挥人才，锻炼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在外交战线，中美关系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也经受住考验，并得到发展。
1979年4月19日，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访华团时，邓小平表示“对越自卫反击战不只是从中越两国角度考虑，也不是从印支角度考虑，而是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也是从整个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这不仅有效的打乱了霸权主义的扩张部署，有力地维护了亚太地区的稳定，同时促进了中美关系。”
参考文献：
1、薛力、李骁：《中越边境战争：原因探析与中方收益评估》，《战略决策研究》，2015年第2期；
2、金辉、张慧生、张卫明：《对越反击战前的外交博弈》，《领导文萃》，2009年第24期；
3、宫力：《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中的美中苏三角关系》，《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