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拉尔
一位出版人和他的出版品牌
商务君按：在出版业，很多人是因为热爱文学、喜欢读书入行的，黄育海便是其中之一。他口中的自己“缺少写作天赋”，但在大学期间发表的论文就达到出版水平；他自称“性格没那么鲜明、有个性”，却在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副总编辑后，选择离开出版社，然后又一次在事业风生水起时下海创业。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九久读书人”），从一个读书俱乐部起步，在黄育海的精心培植下，经过20年的发展，如今已是文学出版尤其是外国文学出版领域的佼佼者。曾面临没有启动资金的窘境；也创造过不到一年销售额逼近500万元的辉煌；转而又因金融危机和融资失败，欠下巨额债务。“过山车般”的创业史最终成就了九久读书人8000余个品种、超亿册的总销量、70%左右的图书重印率。千帆过尽，图书市场已不是当年模样，而黄育海和九久读书人仍像来时那样“继续走在出好书的道路上”。
九久读书人创始人黄育海
20年，通常用来被形容一个事物的周期，循环往复，更新迭代。
对于20岁的九久读书人来说，从一个读书俱乐部到一个调性鲜明的出版品牌，其伴随着国内民营书业的诞生和发展一路向前，如今已成为文学出版尤其是外国文学出版品质的代名词。截至目前，九久读书人共出版图书8000余种，总销量超亿册，且每年保持着70%左右的图书重印率。
创始人黄育海更是堪称书业传奇，从业43年来，他从一个热爱文学的文艺青年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家，先后就职于浙江文艺出版社（简称“浙江文艺社”）、浙江人民出版社（简称“浙江人民社”）、贝塔斯曼中国等机构。他在31岁时便成为“行业最年轻的副总编辑”，44岁时离开国企转战沪上出版，3年后成立九久读书人。
此后的20年间，他打造了彼时国内网络书店“三驾马车”之一的“99网上书城”，以前瞻性眼光将欧美文学巨头丹·布朗、斯蒂芬·金、J.K.罗琳、埃莱娜·费兰特等的作品悉数收录在册，还集齐了略萨、莫迪亚诺、多丽丝·莱辛等30余位诺贝尔文学奖（简称“诺奖”）作家作品。
在经历过实体书店“一书难求”到网络书店风起云涌，直至当下新媒体多元渠道和直播带货的渠道变革后，如今60多岁的黄育海依然在思考“如何平衡商业价值和文学价值”，如何通过新的营销方式让好书被更多读者看见。
回顾过去43年的出版之路，他只是说，因为自己“性格没那么鲜明、有个性，也缺少写作天赋”，所以选择以“曲线救国”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
难忘的“出版第一课”
“与40年前相比，您觉得出版业或者说做书这件事有哪些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谈到图书市场和出版业的变化时，黄育海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20世纪70年代末，他还在工厂做工时，经常去杭州市新华书店排队买书。因为刚刚经历过特殊时期的“书荒”，读书人的阅读欲望像洪水蓄洪后的突然开闸，图书的社会需求量激增，但当时编辑出版发行体制还未开始改革，图书出版和发行行业的队伍有限，造成了图书供不应求的情况。新华书店规定只能限量购买，“每个人一次最多能买3本”。那个夏天，为了买到新到的一套世界文学名著，黄育海从头一天晚上8点开始，在炎热的杭州大马路上坐了一夜。早上5点钟，书店开始发号，等待买书的队伍已经排成长龙，他推测当时排队的至少有上千人，围着新华书店一周的四条横马路绕了好几圈。为了维持秩序，书店只打开一扇门，前面的人出来以后，后面的人才能进去，就这样，他买到了3本书——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尽兴而归。
第二件事，则是当年入职浙江文艺社时经历的一件小事，算是给黄育海上了“出版第一课”。在那个毕业包分配的年代，能入职出版社做编辑不可谓不是一件幸事。与他前后脚入职的一个应届毕业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幸运儿，但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至今都令黄育海记忆犹新。那是所有新人入职时都要走的一项流程，就是填写一张入职个人信息表，包括姓名、年龄、毕业院校、教育经历等，原本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没想到这位新人的表格上有两个错别字。就因为这两个错别字，相关负责人当场辞退了新人，且态度坚决。“如果一个人决心要做编辑，怎么能在个人简介上出现错别字？”
黄育海还记得当初总编辑说的那句话，“也许在外界看来，因为两个错别字就让一个北大毕业生失去了一份好工作，好像显得出版社有些不近人情，但那时候的出版环境和氛围就是如此，每一位出版人都把手头的工作当作一份神圣的使命，每一步都要一丝不苟。”从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做出版，就一定要对这个职业保持一种敬畏之心。
阅读的受益者
而黄育海跟阅读和图书的缘分，则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
上小学前，他从儿童杂志《小朋友》里看到了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因为读书的缘故，到了小学二年级他就能认识两三千字，还读完了人生中第一本长篇小说《苦菜花》；再后来，从《三国演义》到《十万个为什么》，因为阅读受到大人的肯定和鼓励，对阅读的热爱就此在这位少年的内心生根发芽。
中学时期，黄育海赶上了文革时期停课停学，但因为偶然的机会，他用三四年时间读完了1949年以后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得益于其间广泛的阅读，他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一举考入了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进入大学后，黄育海也写过一些诗歌和小说，但他渐渐感觉到，自己性格平和，也谈不上有多大的创作天赋，离成为专职作家尚有距离。于是，在完成专业课业外，他选择将大把的时间用来泡图书馆，阅读顶级文学评论杂志，尝试做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能够与文学保持一定的关系，就是最幸福的事。”
在这期间，他花了近一年时间写就的论文《鲁迅与欧洲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发表在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的创刊号上，成为其中唯一一篇学生写的论文。后来，这篇论文还被收录到浙江文艺社“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纪念论文集里。
大学毕业后，黄育海进入杭州本地的一家媒体做记者，一干就是三年。他回忆说，那三年时间，除了锻炼文字功夫外，还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工作上的“被迫营业”，让他克服了自己的内向性格，从“I人”变成“E人”。此外，他还写了两篇小型报告文学，收录在了浙江文艺社出版的一部报告文学集里。
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84年，在著名评论家、作家、浙江文艺社编辑李庆西的引荐下，黄育海如愿进入浙江文艺社成了一名编辑。当然，能进入出版社工作，除了有靠谱的人引荐外，也有《鲁迅与欧洲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和他当记者时写的那两篇报告文学的“功劳”。“年轻编辑能有文章被收录出版，社领导难免会对你‘高看一眼’，自然对你的编辑工作也是给予厚望的。”
“天才捕手”与冒险精神
黄育海入社的前一年，浙江文艺社刚刚成立，主要出版中外文学名著和理论学术著作。彼时，社内主要有文学理论、当代文学、外国文学、通俗文学等几个编辑室，黄育海自然而然进入了文学理论编辑室，和自己的“伯乐”李庆西一起准备“大干一番”。
作为年轻骨干，黄育海入社后编的第一本书叫《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抓住了电大学生苦于毕业论文的痛点，他“生扒”来三四十篇已发表过的高质量论文，给电大学生作参考。该书首印10万册，后来还实现多次加印，不仅让他所在的文学理论编辑室扭亏为盈，也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黄育海的经营意识。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
但对于黄育海来说意义更重大的，甚至被他称为“从业40余年来，做得最有影响力的一套书”，是他和李庆西、老编辑铁流合编的“新人文论”丛书。丛书首批推出吴亮、程德培、许子东三种，后陆续出版赵园、王富仁、黄子平、季红真、南帆、陈平原、王晓明、蔡翔等，共17种。在当年，这套书是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们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在文学评论界和文学理论界开风气之先、解放思想之先，至今仍是文学研究者的“入门必读”。
此后几年，黄育海和李庆西还策划出版了“学术小品”丛书、“现代作家诗文全编”丛书、“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等作品，以编辑的身份深度介入当代文学现场，见证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与学术发展的当代转型。除了有口皆碑的社会效益外，“现代作家诗文全编”丛书中的《张爱玲散文全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张爱玲作品，《徐志摩诗全编》在当年就卖了500万册以上。
入社四年后，31岁的黄育海就成了浙江文艺社副总编辑，也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年轻的副总编辑。谈到这段往事，至今他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安静地做好书，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是他在出版社那些年的执念。在浙江文艺社和浙江人民社（3年）从业的17年时间，他早已将中国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悉数收入囊中。
当这些执念都被满足，黄育海身上“不安分”的冒险精神才开始显现。那是千禧年后，一切都开始有了新样貌。2001年，44岁的黄育海决定离开出版社，担任贝塔斯曼咨询有限公司业务发展总监，兼任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总编辑和上海贝塔斯曼书友会编辑部总编辑。
黄育海说，自己从小在杭州长大，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从没想过要离开。但放眼全世界，出版业都是在像东京、纽约、巴黎这样的大都市和文化中心才得以蓬勃发展的，国内的话，无疑北京和上海是发展出版业的理想之地。加上当时的贝塔斯曼，不仅收购了美国最好的出版社兰登书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版机构，还为中国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书友会销售模式。既然自己将出版作为终身志业，能进入世界上最好最大的出版机构学习，他没有犹疑，甘愿丢掉“铁饭碗”，每周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往返于杭州和上海之间。
除了学习贝塔斯曼先进的销售模式外，最让黄育海自豪的，还是贝塔斯曼中国的出版业务是他一手发展起来的。其中最著名的两本书，就是《达·芬奇密码》和《克林顿自传》。前者是黄育海在贝塔斯曼德国老板“不看好”的前提下，毅然花了4000美元买来的版权，迄今已销售几百万册，成为九久读书人的“看家书”之一；后者则是黄育海大年三十特地飞到纽约，跟兰登书屋COO亲自谈下来的版权，该书当年一年就印了40万册。
《达·芬奇密码》
只是黄育海自己也没想到，当时凭直觉和市场判断签下的这两个版权，几年后将成为九久读书人在生死存亡关头，全面转型做出版的最给力的后盾。
野心勃勃的“出道”
黄育海在贝塔斯曼的那三年，正是国内线上渠道兴起，卓越、当当、贝塔斯曼“大战”正酣之际。
了解彼时图书零售格局的人都知道，贝塔斯曼中国采取的是“三条腿”运营模式——书友会俱乐部、电子商务BOL、会员连锁店中心。其间，书友会俱乐部年营业收入峰值时能达到3个多亿。
另一方面，得益于贝塔斯曼提供的机会，黄育海有了更多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去美国、法国、德国考察同业，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跟国外诸多大出版公司建立了良好关系。那几年，法国俱乐部培训、美国兰登书屋，以及各大国际书展，黄育海都是常客。这些经历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开始真正理解现代出版业。
渐渐地，黄育海开始意识到，虽然贝塔斯曼99%的员工都是中国人，但是CEO一直都是外国人，和当地的文化融合就有冲突。即使招募中国管理人员，贝塔斯曼也更看重员工的海归经历和MBA管理经验，这样不仅忽略了书本身的文化特点，也让经营成本居高不下。那么，他能否创立一家新公司，沿用贝塔斯曼“三条腿”运营模式的同时，规避掉上述问题？
从有了创业的想法到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黄育海只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要创业，但没启动资金，怎么办？那段时间，黄育海不停地见人、拉投资，却都无果。最终得到了好友、著名作家陈冠中的“点拨”——“吸收文化名人作股东”。在陈冠中的引荐下，黄育海认识了一直在寻找文化产业投资机会的著名学者余秋雨。双方见面深聊后，余秋雨便慷慨地拿出了上百万元的资金。万事开头难，在这之后，黄育海又陆续说服了10个股东，凑足了启动资金。
2004年9月9日，九久读书人高调亮相，由余秋雨担任名誉董事长，黄育海担任董事长。而公司的资本组成，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文化部对外文化交流总公司等多家国家级文化单位，又有来自余秋雨、财经作家吴晓波等个人的资本，还成立了一个名家顾问团，作家、学者、出版家王安忆、余华、苏童、王晓明、葛兆光、沈昌文、郝明义、高希均等加盟。有媒体称，其“几乎囊括了整个出版流程中的各方优势，呈现出一条完整的文化产业链。”
成立之初，九久读书人拥有“99网上书城”和“99读书人俱乐部”，主打会员制直销模式的图书发行。简言之，几乎就是“照搬”贝塔斯曼中国的做法，靠卖书赚钱。同时，还向出版社提供咨询服务，以换取畅通的进书渠道和优惠的进书价格。
最开始，黄育海给公司定下的任务是：2004年底积累50万会员，到第二年会员数达到150万~200万，三年达到300万。为了加快资金流转，快速创收，让股东们看到初出茅庐的九久读书人的实力，黄育海采取了在当时看来非常规的打法，即通过低价促销来快速吸引会员。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公司10个月内会员突破30万，销售额逼近500万元。仅仅一年，九久读书人的业绩开始逼近贝塔斯曼中国。
据媒体报道，当时的九久读书人不仅拥有8000平方米的物流中心，还具备国内网上书店最先进的分拣作业流水线，“具有日处理定单2万张的能力”。而除了盘算着“再用一年时间超越贝塔斯曼中国”，黄育海想要在网络直销大展拳脚的同时，还为九久读书人作更长远的发展规划——从发行下游向出版上游渗透。
成为外国文学出版风向标
后来的故事，可能许多同行都多少有所耳闻。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那一年，贝塔斯曼宣布全面退出在华图书销售业务，当当网和卓越网要么拿到了巨额投资要么被收购，而在国内网络渠道排名第三的“99网上书城”，却因金融危机和融资失败，欠下巨额债务。
其中艰辛和挫败，如今三言两语已很难概述，黄育海迎来了创业路上的至暗时刻。
好在，九久读书人布局多年的出版业务已经渐成气候。截至2009年，九久读书人共出版1000余种图书，其中几乎清一色是丹·布朗、斯蒂芬·金、阿加莎·克里斯汀、纳博科夫、多丽丝·莱辛、内米洛夫斯基、保罗·奥斯特等世界一流作家的作品，在欧美畅销书版权方面拥有绝对话语权。就连黄育海与著名畅销书作家丹·布朗洽谈新书版权时，代理人也被九久读书人能将欧美图书市场百分之七八十的畅销书版权收归旗下所震撼。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一面的九久读书人更接近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读者和同行眼中的样子。在经历过彷徨和迷茫后，黄育海毅然决定调整业务，将原本只占1/3的出版业务拉升为主营业务，开启了九久读书人成为“外国文学出版风向标”的道路。而从一开始，黄育海为九久读书人定下的做书理念就只有一个：出版世界上最好作家的最好作品。
九久读书人高级编辑陶媛媛，就是在这个阶段加入九久读书人的。在她看来，九久读书人区别于其他出版品牌的最大特点是“比较不那么单一”，是在商业和艺术、大众和小众之间取得了一种难得的平衡。这是她刚进公司时的最大感受，15年来也始终能感受到这一点。“其他出版品牌好像不太会像九久读书人这样，既有丹·布朗和埃莱娜·费兰特这样的畅销作家，又有‘巴别塔诗典’丛书和‘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这样比较小众的策划，后者起初是不太好销的，但坚持下来都有了可观的回报，成了市场与口碑兼具、越做越大的系列。”
事实上，外界对于九久读书人的品牌认知主要集中在其选书眼光上。比如，九久读书人总能“押中”包括诺奖、法国龚古尔奖、英国布克奖等世界级文学奖项的大奖作品。这一认知在2014年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得诺奖时达到峰值——早在莫迪亚诺获奖之前，九久读书人已经推出了包括《青春咖啡馆》在内的4部作品，并买下了莫迪亚诺另外8部作品的版权，成为拥有莫迪亚诺作品简体中文版权最多的国内出版公司。
再如，九久读书人还总能以较低的版权费竞得日后声名大噪的畅销书版权。其中，黄育海以4000美元拿下近年来引发讨论热潮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是典型案例。而在号称“21世纪欧美顶尖畅销书之一”的“千禧年三部曲”（《龙文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直捣蜂窝的女孩》）还没大热之际，九久读书人就一次性推出了该系列。
那不勒斯四部曲
这背后，是业界所周知的，九久读书人多年前就开始实行的“书探制”，总是能早一步甚至好几步获取到目标选题的详细资讯；是黄育海过往经历所沉淀下来的独到的全球视野，他重视培养编辑的世界眼光，除特殊情况，黄育海每年都会坚持带领编辑团队参加国际性书展。同时，九久读书人每年定期在法兰克福书展举办“99之夜”酒会，邀请版权代理和国外出版商参加，借此搜集全球的出版信息。
在持续多年的、大量的版权引进中，九久读书人的内部形成一套挖掘优秀版权的机制。尤其是对于新编辑而言，黄育海始终支持和包容他们对选题的选择和判断。这一点，已经入职10年的上海九久读书人出版编辑部副总编辑兼中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张玉贞深有体会。张玉贞表示，在进入公司之前，她就经常碰到自己看中的外版选题总是被九久读书人“抢先一步”的情况，她既羡慕也只能“望洋兴叹”。直到2014年，张玉贞看到自己非常喜欢的北欧犯罪小说作家斯蒂格·拉森，其“千禧年三部曲”被九久读书人出版，便终于动了“想进九久读书人”的念头。进入公司后，面对公司储备的众多外国文学选题，张玉贞感觉自己简直像是掉进了“米缸”里。
张玉贞表示，黄育海经常告诫他们：“做编辑，要站位高、品位高、格局高”，在策划选题方面，公司内部通常是根据选题申报流程，编辑提出评估报告，并制订选题策划方案，包括报价建议，“黄老师有时会批评编辑对于编辑部和他一致看好的选题在报价上畏手畏脚、没有魄力，也就会出现因他加价而一锤定音地顺利拿下选题的情形。”
在坚守初心的同时努力适应市场
如今，出版业的日子并不好过，超级畅销书愈发“难求”，很多出版机构都被迫降低品种规模，或通过裁员降薪来降本增效。黄育海坦言，这几年九久读书人的利润也在一路下滑，“三四年前，九久读书人一年出750种新书，由于利润下降，今年要出的新书只有不到300种。”生存压力面前，他不得不把公司体量从100多人缩减到60多人。
九久读书人全体合影
即便如此，他强调，20年来，九久读书人的发展定位和出版理念从未改变过，作为一家以文学出版为主要方向的出版品牌，价值出版是他们不变的追求，只要编辑们认定的真正有价值的作家，即使暂时赚不了钱，甚至是亏损也要出。而这，也正是九久读书人这个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如果说不断“押宝”大奖作家作品和“那不勒斯四部曲”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的话，那么前些年，九久读书人在临近作家著作公开版权期提前买下独家版权出版，可以看做是珍视优质作家作品，并在国际出版界树立起口碑和声誉的典范。
一位是美国著名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其作品原本在2018年正式进入公版期。早在2016年7月，九久读书人就与麦卡勒斯基金会接洽拿下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伤心咖啡馆之歌》《婚礼的成员》等六部作品的授权，后于2017年正式推出新书。
另一位，则是1962年诺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也是在2018年版权即将公开前，九久读书人买下了《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罐头厂》三部作品的版权。黄育海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等到版权公开期，固然可以省下十几万版权费，但出于对作家作品的尊重和喜爱，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希望能尽早将好作品带给中国读者。
当然，要出世界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意味着在销量上要付出代价，或者说很多小众作品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成为畅销书。采访中，黄育海也反复提到，九久读书人迄今都能保持纯粹的出书品位和标准令人欣慰，公司图书重印率在70%以上，但另一方面，相对于同期起步的其他民营书企，经济实力不够雄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九久读书人的扩张步伐，在版权、人才、渠道等各个方面的触角很难伸得更长。
最近几年，九久读书人长期打造的品牌书系也逐渐被大众市场所接受。作为欧美最好的文学评论杂志，“巴黎评论”系列已出版12个品种，平均每种都能实现2~3万册的销量，多的还能卖到5万册以上。
“巴黎评论”系列
被视作短篇小说行业标杆的“短经典”系列，推出13年来为读者呈现了当代世界短篇小说的成就和全貌，共出版100多种。其中最“出圈”的当数近两年出版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至今已销售12万册；作者本哈明·拉巴图特的全新力作《理性的疯狂梦》，于今年出版，至今已销售2万册左右。
“短经典”系列
此外，“巴别塔诗典”丛书以“经典诗歌与经典翻译”为理念，自2014年至今已出版了70种诗集，共发行60余万册，部分诗集多次重印……更多小众书系的盈利，也让黄育海和九久读书人更加坚信：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总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11月2日，“巴别塔诗典”出版十周年暨九久读书人成立二十周年“北京之秋”读诗会在京举办
目前，除了外国文学这一优势板块，公司旗下童书品牌“99kids”和原创文学发展势头良好。前者目前在公司总营收中占比25%左右；后者除了出版王安忆、阿来、余华、苏童、迟子建等名家作品外，还培育了赵小赵、陈佳勇、邓安庆等中青年作家。其中，赵小赵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小说力作《谋杀夏天》已着手影视剧开发。
今年9月9日是九久读书人的20岁生日，当天其官微发文：20岁的99读书人，是一个成熟的出版品牌，风格稳定且精益求精；同时，TA也是一个不断探索新知、寻求发展的“年轻人”。在书业面临诸多挑战的今天，我们深知事物变化的速度远超过传统出版精雕细琢所需的漫长过程，但我们也从未停止过对方向的探寻。
所谓探索新知，我们能看到的是，在儿童阅读产品方向上，资深编辑邱小群从欧美文学转向少儿领域，推出青少年历史普及读物《少年读〈资治通鉴〉》，目前已销售120万册；《成语说〈资治通鉴〉》，2个月首印8万册售罄；刚刚上市的《诗说唐朝三百年》也有较好的口碑。“99kids”踩准“大语文”阅读刚需，与语文名师蒋军晶合作的《超级文言本》《超级作文本》都销量不俗。
《少年读〈资治通鉴〉》
《超级作文本》
在直播带货成为图书销售的重要方式时，2019年九久读书人就开始尝试做直播，以宣传推广为主。在2020年6月，悦悦图书发起的“云游出版社”项目中，黄育海业亲自“下场”为读者推荐好书。但对于一些图书主播要低价“贱卖”图书的行为，黄育海是坚决拒绝的。因为在国内尚未形成良性的新书价格保护机制的前提下，即便打造了直播爆款，出版方也是没利润的，他觉得最无能为力的是，在此环境下，像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小语种作品就更难进入国内市场，这对读者、对整个图书生态都是巨大的损失。
而面对一些他曾公开表示“坚决不会出”的畅销书类型，比如青春文学，如果有合适的作品和条件，他也不会犹豫。只要是能保证九久读书人“继续长久地在出好书的道路上走下去”的事情，他都可以试试。
2024童书销售新玩法交流会
11月16日，相约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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