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事正酣的时候冯玉祥倒戈一击，导致直系大败。之后冯玉祥控制北京城，回头就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驱溥仪出宫。
后来颇有人为此而愤愤不平，比如说民国懂哥胡适就号称“自己要说句公道话”，怒斥冯玉祥此举背信弃义。但也有人说当年签清室优待条件的时候就说了溥仪应该出宫居住，他久居紫禁城中，本身就是一种违约之举，那么到底谁对谁错呢……
其实都有道理。
溥仪没有出宫这事是笔烂账，因为《清室优待条件》本身就没有对溥仪何时应该出宫这个问题做出明确的界定。《清室优待条件》甲部第三款约定：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
暫居宮禁
，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暂”到啥时候啊？没?提啊！
而且最骚的地方在于，老袁当年是靠忽悠溥仪孤儿寡母拿到的辞位诏。晚清时期大家的基本共识是“共和”，然而共和的方式有很多种，甚至君主共和也是共和，隆裕太后直到签了辞位诏书的时候还以为最后说不定能保留一个虚君的位置，让袁世凯玩了个通透
辞位诏书所说的“政体”，其诉求在于君主立宪，实际上强调的是立宪，与强调共和的“共和立宪国体”并不一致。[1]
辞位诏下，隆裕治事如常，久不见有人来奏事，问“今日何无国事？”奏事处太监回：“国事已归袁世凯，太后但请问家事可耳！[2]
所以老袁在位的时候一直不提搬家这事——都JB哥们，搬啥搬啊，住着呗！
清室以移宫之事载在优待条件，已允诺民国政府，拟于1913年4月迁至颐和园，以践其约。嗣因太后薨逝，报经民国总统允准，迁宫之事遂以延宕
袁世凯这事办的非常骚，以至于他鼓吹恢复帝制的时候竟然会有一票满清遗老支持他——因为这些人觉得老袁一直不让溥仪搬家，又不废帝号，那肯定“袁宫保是暂时先帮宣统帝看顾江山，等宣统爷长大了再还给他”、“宣统爷让袁宫保办共和，办不好了还是宣统爷回来坐江山”，老袁这简直是天顶星级别的忽悠能力了，但是后来这就成了天字第一号大烂账，因为清廷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是我不搬，是我要搬你没答应啊！
佥谓按照民国元年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延迟至今
如果当时控制北京的是段祺瑞或者张作霖，那么这事就能遮过去了——可偏偏当时控制北京的是冯玉祥。
这里我们要简单补充一下当时的背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大背景是张作霖、孙中山、段祺瑞建立了三角同盟，段祺瑞的皖系当时就剩下浙江督军卢永祥还算活得滋润，所以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跟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在上海经常聚首，号称民国“四公子”——没错，就是绑架黄金荣那个卢小嘉。
所以后来直系跟卢永祥大打出手，爆发了江浙战争，并直接导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所以说第二次直奉战争表面上是直系与奉系之争，实际上是奉系、国民党人与皖系对直系的围剿。如果对这段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猛击：极简军阀混战史
因此当时冯玉祥跟北方的国民党人过从甚密，而国民党人对溥仪普遍是个啥态度呢……
大家普遍认为应该弄了他，废除帝号、驱逐溥仪属于大家的共识：
发议两项：一不用总统制，一清皇室得罪民国，应驱逐惩办等语
[5]
共和国里竟然有一个皇帝，这种“国中之国”的独特现象也一直被人视做“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之具体表现——都?革命了，还有一个小朝廷留在紫禁城里，这革了个寂寞啊？
所以北京政变之后废除帝号、驱逐溥仪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在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
除复辟党人，从此无可假借，为之失望，而四万万国民，对于诸公，以首都革命而完成革命事业未竟之功，则无不颔首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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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冯玉祥本人来说，驱逐溥仪还有另外一层深意：昔日武昌起义时滦州兵谏，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麾下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正是冯玉祥。张绍曾优柔寡断断送起义机会之后，冯玉祥曾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联合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由冯玉祥出任参谋长之职。后来王、施二人被清军诱杀，冯玉祥侥幸逃脱，此后数年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我暗暗地发誓道，假若有一天我能风云际会，誓必继续死难同志的遗志，推翻万恶的清政府，并且消灭卖友求荣的第三镇军阀。十余年来我不敢一日忘记我这个誓言，不敢一日放弃诸位死难朋友的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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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于公于私，冯玉祥都有非常充足的动力驱逐溥仪、废止帝号。最妙的是当时的舆论对此非常支持，大家普遍认为冯玉祥驱逐溥仪，改变了“北京政变”的性质——既然你冯玉祥敢为天下先，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事业，那你倒戈的行为就不是单纯的军阀行径了，而是一桩义举：
今国民军起义，长城光复，首都已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非军阀互斗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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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面子，有里子，赚声誉，还能给自己洗白，这种好事放眼整个民国也不多见，冯玉祥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
不过除此之外，冯玉祥驱逐溥仪也反映了新军阀崛起对老军阀政治游戏规则的破坏。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等人都出自清军体系，与满清权贵过从甚密，即便是共和之后，他们对清室依然有着一定的尊崇与认同感。而在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冯玉祥等新军阀依次崛起，他们在北洋新军时代大多默默无闻，对清廷的认同感极低，甚至自己当年就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因此当他们掌权之后，对清廷的态度也随之改变。对此，满清王公曾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北京政变之前，无论是哪派在斗争中获胜，掌权人都要客客气气地与这群王公打一番招呼
凡在民国掌握政权的达官显宦，大都和清室的王公多少有些旧的关系。就以我的父亲载涛来说，在清朝时代，曾任军谘大臣和训练禁卫军大臣，民国时代也做过巩威将军。因此，在这些军政大员之中，都有新旧同僚和旧日属下、师生等等关系。我父亲平素颇喜交往，每当内战结束更换新的政权时，总是送往迎来酬酢不绝，彼此之间的关系搞得相当不错。在当时，上至“皇帝”，下至王公，都有恃而无恐地住在“官廷”、“府邸”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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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京政变之后，冯军士兵则对他们不假辞色，这让他们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溥仪出宫之后依然吓得屁滚尿流，大半夜睡不着觉怕自己被人活活烧死在屋里。然而段祺瑞对此则大发雷霆，据说他接到冯玉祥驱逐溥仪的消息后“即在刘前拍案击破茶盅，曰：‘优待条件我所手订，且各国使馆均有案，岂容一手撕破乎？今要我入京，何以京城闹到如此地步。’”，进京之后更是怒气冲冲，“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生言语冲突”。
不过无论如何，共和国中存在着一位皇帝都是大家所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溥仪出宫之后，汹汹民意始终反对恢复优待条件，国民党人更是当着段祺瑞的面放言“法国革命杀路易十六，英国革命杀查尔斯第一，俄国革命杀尼古拉第二”————言外之意就是中国革命也可以杀个爱新觉罗·溥仪。
所以对溥仪来说，或许在北京政变中被驱逐出宫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此时身居上位的段祺瑞、张作霖等人还有对带清的几分香火情，对溥仪还有所照顾；而4年之后，那位“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光头强者北伐路上可是六亲不认，甚至为了军费能让人在上海打家劫舍、敲诈勒索，硬是能为了一点黄白之物逼死了前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如果当时的溥仪还在紫禁城中，那下场可能要比1924年时还要凄惨得多。
以上。
^宋培军.袁世凯手批清帝辞位诏书的发现及其对清末民初国体因革的认知意义[J].文史哲,2019(04):74-93+166-167.
^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十年经过记》，转引自《徐世昌评传》，第175页。
^《清廷迁宫展期之近闻》，《时报》，1913年4月25日，第2版
^《甲子内乱始末纪实》，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
^《张继等赞同令溥仪出宫电》，《申报》1924年11月15日第6版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
^《张继函阎锡山拥段之外应与国民军确实结合》(1924年11月10日到)，《阎锡山档案》第7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
^吕长赋.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回忆[M].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