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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函谷关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而备受瞩目。历史上的函谷关不止一座，最早的秦函谷关始建于西周，后经秦国在旧址基础上重建。它地处 “两京古道”，紧邻黄河，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故而得名。在西汉之前，秦函谷关是连接东去洛阳、西达长安的咽喉要道，素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美誉，是兵家必争之地。
当我们今日游览函谷关景区时，可能会对其 “兵家必争之地” 的称号产生质疑。从现代的视角看，其地势似乎并不十分险峻，在国内众多山川关隘中难以名列前茅。那么它为何能在历史上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这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函谷关周边的自然环境在古今发生了巨大变化，先秦时期函谷关的南北两翼分别是秦岭和黄河，东边为弘农河，西边是稠桑塬。稠桑塬是一种特殊的地貌，塬上长满桑树，南北长约 20 多公里，东西最窄处约 4 公里，塬面距地面平均高度约 170 米。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穿越稠桑塬几乎是九死一生，绕行也极为困难，因为其北面紧贴黄河，南面深入秦岭。不过在稠桑塬靠北处有一条约 7 公里的自然山体裂缝，经修整后可供车马通行，这便是 “崤函古道” 的一部分。从地形上看关东六国联军若要攻打函谷关，需先渡过弘农河，然后穿越十余里的峡谷，行军风险极大，所以说秦函谷关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并非夸张之词。
但仅从地形险峻这一点，还不足以使函谷关成为绝对的兵家必争之地，因为理论上可以绕开。如战国初期吴起率魏武卒从山西龙门渡口渡过黄河，在河西修筑城池；隋朝末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后，也是从龙门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从山西入关中属于背水一战，需要雄厚的兵力且要速战速决，否则一旦战败将不可收拾。只有当河东政权实力明显强于关中政权时，才会选择此路线。而且随着秦国国力的增强，其在河东建立了防线，使得从山西入关的难度增大。
除了从山西入关，还有其他几条攻打秦国的路线。从云中（今属内蒙古）南下是赵武灵王提出的路线，但秦昭襄王在位时，命人在上郡、北地郡修筑长城，阻断了赵国此路的奇袭可能，且这条路线对后勤压力极大。武关道也是一条可选之路，张仪戏楚的商於之地就在武关附近，秦楚鄢郢之战后，楚军在武关外的威胁基本被清除，但此路道路狭窄，不利于大军行进，关东诸国若想从此路攻秦，成功的可行性很低，刘邦虽曾从此路成功，但也是在项羽歼灭秦军主力的前提下。走蜀道翻越秦岭更是困难重重，秦国先一步控制了巴蜀和汉中，即便六国联军能克服秦岭天险，绕路也会增加行军时间，秦国便可从容应对，加强防守或截断联军粮道。
综合比较这些路线，函谷关虽然易守难攻，但相对其他路线而言，它距离关中最近通关难度最低。这是关东六国死磕函谷关的主要原因。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攻破函谷关的案例呢？答案是肯定的。公元前 298 年，孟尝君召集齐、韩、魏三国合纵攻秦，联军与秦军对峙于函谷关一年多后，魏军战败，秦昭襄王亲率大军冲出函谷关追击魏军，齐、韩两军趁机攻打函谷关，因守关秦军较少，函谷关被攻破。秦末农民起义初期，起义军大将周文也曾带兵攻破函谷关，一路杀至骊山，但因秦廷在关中仍有相当的武装力量，义军很快又被迫退出关中。
函谷关的战略地位还与后勤保障密切相关，古代战争中后勤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兵法角度看，大规模征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如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且陆运成本高昂，“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即民夫运输粮食损耗极大。相比之下水运具有运输能力大、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但流经陕北的北洛河下游因河谷地形险峻难以利用，且秦国将领如司马错、白起等镇守相关区域，增加了其他路线的进攻难度。
函谷关的历史见证了无数的战争与兴衰，它的战略意义不仅仅在于其地势的险要，更在于其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地缘政治格局下的综合考量。尽管它曾多次抵御外敌，但最终秦国的兴衰也并非完全取决于函谷关的得失。正如吴起所说：“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 当秦国后期政治腐败、人心离散时，即使有函谷关这样的险关，也无法阻挡其灭亡的命运。
函谷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由其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后勤因素以及历史时期的政治格局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它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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