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伟先生的《红楼梦靖藏本辨伪》是一本学术著作，特别在红学领域的古文献收集、考证、分析等方面有独到之处。我很欣赏，也很佩服。只不过我是一个退了休的散淡之人，思路往往独特且怪异，所以这里就不按论文形式来写作，随便说说自己读书后的领悟感想和观点异同。
在著作的“自序”中，高树伟先生讲到“在靖藏本证伪、考实脂畸一人后，我对甲戌本、己卯本与庚辰本的版本性质的认识产生了变化”。（高树伟：《红楼梦靖藏本辨伪》“自序”，中华书局，2024年，第2页）这里说到的三个问题正是全书主要论述的内容，因此我也就分三个小节，谈一谈靖批辨伪、脂畸一人说与脂畸二人说、甲戌本与己卯本、庚辰本的版本性质和关系的问题。
一
高树伟先生在“自序”中说：“我认为，伪靖藏本的出现，完全改变了1964年以后研究《红楼梦》核心问题的路径。”（高树伟：《红楼梦靖藏本辨伪》“自序”，中华书局，2024年，第1页）在“后记”中又说：“新红学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却有六十年一多半的时间被笼罩在蓄意伪造的毛辑靖藏本批语的影响之下。”（高树伟：《红楼梦靖藏本辨伪》，中华书局，2024年，第378页）
当然，靖批几十年来，的确渗透到了红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我感觉，这也就算是红学六十年里漂浮的数片乌云，远远达不到乌云笼罩的地步。
先从两封信的时间说起吧，在高树伟先生著作的第62页有“2003年石昕生致李同生函二通”，第一封信末写为“3.27”，第二封信末写为“03.5.17”。于是，高树伟先生就以为第一封信也是2003年，一个3月，一个5月，前后隔了两个月。
其实，第一封信并不是2003年的，而应该是2002年的。为什么呢？因为2002年初，我与石昕生先生、李同生先生有着同样的心情和同样的行动。
2002年《红楼梦学刊》第一辑发表了梅节先生的文章《也谈靖本》。所以，石昕生先生在《也谈靖本》刚发表不久的3月27日，就给李同生先生回函，即第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已知道梅节先生支持靖批的观点，还要求自己和李同生先生抓住这个机会，给《学刊》写稿，与梅节先生辨伪，而且认为“《学刊》难以拒绝不同意见”。同时又说，尚未读到梅节先生的文章，故请李同生先生复印一份寄给自己。
次年5月，石昕生先生又给李同生先生回函，即第二封信，说自己2002年4月底写给《学刊》的《答辩也谈靖本》未刊出，只得复印十份，寄给周汝昌先生等人，后来又将文章发表在一个网站上。
试问：如果第一封信写于2003年3月，石昕生先生2002年4月的反驳文章早写过了，还需要复印梅节先生的文章吗？反驳文章寄去后并未刊出，还能认为当时的《学刊》难以拒绝不同意见吗？
那个时候，我也看到了《也谈靖本》，只是我不需要复印，因为我当时订阅了《学刊》。我也写了文章《尊重学术法则，停用靖本批语——与梅节先生商榷》，寄给了《学刊》，同样未刊用。后来也不得不发在一个网站上。
我的这篇文章，既不像梅节先生那样“拥真”，也不像石昕生先生那样“打假”，而是认为，靖批及这类“古文献”的现代抄件，即便以最大的宽容度，认为是“真”的话，那也是“孤证”，只能“存而不用”。
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明确讲道：“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这就是我们必须尊重的学术法则。今天再读这篇文章，仍然会被那种苦口婆心劝说梅节先生的语言所激动不已：
平心而论，在众多的不为定说的孤证中，的确存在着一部分真正的史料，我们把它们“存而不用”，多少让人感到有些遗憾。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样作无疑是明智的。比之于浩瀚如海洋的史料来，不为定说的孤证仅仅是一条小溪，谁大谁小？谁重谁轻？难道我们真的就分不清、掂不出吗?!
我们可能对不起提供孤证的“某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对得起学术法则，对得起学术事业，对得起前仆后继的一代又一代善良的学人们！
我们充分理解梅节先生等人的困难，但是为了整个学术事业的纯洁、严肃、严谨，我们搁置一点点存疑的东西又有什么不能够接受的呢?!（张杰：《尊重学术法则，停用靖本批语——与梅节先生商榷》，《稗海红楼——古代小说版本DNA初探》，作家出版社，2017年，第143页）
曾为红学事业作出较大贡献的《红楼梦研究辑刊》主编之一萧凤芝女士在《红楼梦学刊》2022年第五辑上发表了《靖本证真的初步尝试》一文，是近年来份量较重的主真靖本的论文。
其中她说道：“笔者综合主伪学者朋友们的研究成果，倾向于相信毛国瑶先生 1964 年整理抄写靖批小册子时，似是参照了《俞辑》与《新证》，毕竟印刷字体比几年前随意而记的手写字符，更完整且更容易认读。1959 年的无意识抄录，与 1964 年的有意识整理相参伍，此无奈之举”。（萧凤芝：《靖本证真的初步尝试》，《红楼梦学刊》2022年第五辑，第30页）同时她还强调：“因为靖本遗失，靖批暂不作为有据脂批。”（萧凤芝：《靖本证真的初步尝试》，《红楼梦学刊》2022年第五辑，第28页）
在另一篇文章中，她更明确地说道：“因为靖本遗失，无论主真还是主伪靖批，在靖本重新找到之前，参与靖批真伪讨论的双方，暂时都不主张以毛国瑶先生所录 150 条靖批，主证红学任何重大议题。”（萧凤芝：《雪芹、脂砚身世释考——兼论《红楼梦》中几个人物原型》，《红楼梦学刊》2023年第五辑，第160页）我们大家应该为萧凤芝女士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真诚态度而给予点赞。
我这里还是想再说一说陕西省渭南市的红学研究者任俊潮先生提出的那个辨伪例子。
庚辰本第四十八回有一条双行小字批：
细想香菱之为人也，根基不让迎探，容貌不让凤秦，端雅不让纨钗，风流不让湘黛，贤惠不让袭平。所惜者青年罹祸，命运乖蹇，足为侧室。且虽曾读书，不能与林、湘辈并驰于海棠之社耳。……
靖批为：“116.湘菱为人根基不下迎探容貌不让凤秦端雅不让龙平惜幼年罗祸命薄运乖至为侧室且虽会读书不得与林湘辈并驰于海棠之社……”
俞平伯先生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从1954年一版一印至1958年二版二印，均漏抄了有下划线的12字，第四句变成“端雅不让袭平”。后来，从1960年三版一印开始才知道了这处脱文，并补齐了那12字。
根据《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引言”的介绍，可知俞平伯先生当时过录的庚辰本批语来自庚辰本的晒蓝摄影本；而俞平伯先生过录的甲戌本批语来源更复杂，先是陶洙依据周汝昌兄弟的甲戌本副本，将批语转抄到整理的己卯本上，然后俞平伯先生借来己卯本，再寻找并转抄其中的甲戌本批语。
前期《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出错，要怪俞平伯先生抄批语时，发生了同词脱文。请看庚辰本的上面引文（俞平伯先生当时看的是庚辰本的晒蓝摄影本），俞平伯先生抄完第一个有着重点的“不让”后，本应接抄“纨钗……”，但俞平伯先生的眼睛抬起却错看到下一行的第二个有着重点的“不让”，遂接抄“袭平……”，从而形成了漏抄。
正是因为两个相同的词产生干扰，才使得俞平伯先生将第二个相同的词误当成第一个相同的词，漏掉了两个相同的词之间的全部文字和第二个相同的词。两个有着重点的词就叫“同词”，划线部分的文字就是漏掉的“脱文”。
奇怪的是，来自“古文献”（即所谓靖本）的靖批怎么也漏抄了？也成为“端雅不让龙平”？这种状况到底是令人意外的巧合，还是真有人以前期《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批语为基础来编造赝品的呢？编造的底本就漏抄12字，靖批也只能没有这12字。
有的研究者说，同词脱文是常见的抄写、刊刻的错误，特别是这里有五个“不让”，更易产生同词“不让”的脱文。
的确，人们各自产生独有的同词脱文是常见的，但两个人产生了相同的同词脱文却并不常见了。
这里五个“不让”可以产生十种不同的同词脱文。将五个“不让”编号为1、2、3、4、5。
1到2两个同词干扰，可以产生6字脱文。加上2到3、3到4、4到5，就是四种不同的同词脱文。
1到3两个同词干扰，可以产生12字脱文。加上2到4、3到5（正是俞平伯先生实际的12字脱文），就是三种不同的同词脱文。
1到4两个同词干扰，可以产生18字脱文。加上2到5，就是两种不同的同词脱文。
1到5两个同词干扰，可以产生24字脱文。这是另一种同词脱文。
这十种不同的同词脱文都是可能发生的，但为什么靖批这里的同词脱文，前不脱，后不脱，多不脱，少不脱，非要脱得与俞平伯先生的同词脱文完全一模一样呢？巧得无法解释，是不是可以表明，任俊潮先生的例证就像一把利剑直接刺中了靖批的死穴？
前面没有讲到，其实在版本研究中，我们通常会专门寻找两个或两个以上版本的相同的同词脱文，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版本有血缘近亲的关系。那么，俞平伯先生独有的12字漏抄与靖批12字漏抄是什么血缘近亲关系呢？
事实上，靖批不仅有这12字同词脱文的“巧合”，还有其他批语文字的诸多“巧合”。高树伟先生在著作中讲到靖批承袭《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时，就有脱文、误字、错简、理校四个方面，我们这里仅仅介绍前两项的“巧合”吧：
庚辰本第十二回有一条朱批眉批：“此一节可入《西厢记》批评内十大快中。畸笏”，俞平伯先生过录时漏抄“一”字。靖批有此句，“巧合”的是，也没有“一”字。
庚辰本第十三回回末朱批有一句，“是大发慈悲心也”，俞平伯先生过录时漏抄“心”字。靖批有此句，“巧合”的是，也没有“心”字。
甲戌本第三回有一条朱笔侧批，其中有一句，“阿凤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定了”。当时俞平伯先生看的是整理的己卯本，草率地辨认了陶洙的字迹，将“拘定”误抄为“抅走”。靖批有此句，“巧合”的是，也抄为几乎相同的“勾走”。
庚辰本第十一回前面有朱批，其中有一句，“岂明逆父哉”。而陶洙将此批语移动为整理的己卯本第十三回前面的朱批，同时他将那句中的“明”误抄为“能”，俞平伯先生这里按整理的己卯本第十三回回前朱批来抄，也只能抄为“能”。靖批有此句，“巧合”的是，也抄为“能”。
甲戌本第十三回回末朱批有一句，“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在陶洙整理的己卯本上，他将句中的“处”误抄为“者”，俞平伯先生也只能抄为“者”。靖批有此句，“巧合”的是，也抄为“者”。
庚辰本第四十三回有一条双行小字批，其中有一句，“尤氏亦能干事矣”，俞平伯先生过录时将“干”字误抄为“于”字。靖批有此句，“巧合”的是，也抄为“于”。
大家想一想，这么多的“巧合”，还合适叫作“巧合”吗？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说明这么多的“巧合”实际上是一种常态，即靖批是在前期《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批语的基础上编造出来的，辑评漏了、误了，靖批也只能漏了、误了，是不是这样说就比那么多的“巧合”更好解释、更好理解呢？
需要说明的是，在《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60年三版一印上，俞平伯先生依据庚辰本影印本，不仅补齐了同词脱文的12字，还将漏抄的“一”字补上了；将漏抄的“心”字补上了；将误抄的“能”改正为“明”。在1963年三版二印上，俞平伯先生又依据甲戌本影印本，将误抄的“抅走”改正为“拘定”；将误抄的“者”改正为“处”。
综合各方情况，高树伟先生认为靖批的底本很可能是1958年印刷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高树伟先生的著作出版后，我不知道对那一部分坚持靖批为真的中老年研究者会有多大的影响，但一定会对刚刚走进红学的青年研究者产生极大的震动。学术的未来在于青年人，如果十有八九的青年人不再关注甚至不再理睬靖批，那么，靖批就可能要退出学术争鸣的舞台了。
于鹏先生曾告诉我们，他与周汝昌先生有过多次交谈，一般总是他提问，周汝昌先生回答。只有一次是周汝昌先生主动提问：
“毛国瑶去世前，对靖批说过什么没有？”
“没有。”
原来抱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心理的周汝昌先生不得不失望地长叹了一声。
二
现在我来说脂畸一人说与脂畸二人说的问题。
脂畸一人说与脂畸二人说是在靖批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靖批支持了脂畸二人说，就有了“连坐之罪”。即现在靖批被证伪了，脂畸二人说似乎也连带着有了麻烦。实际上，靖批辨伪与脂畸几人是两个问题。
1949年9月，周汝昌先生在他写作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中，就首先提出脂畸一人说。后来此文发表于次年初印刷出刊的《燕京学报》第37期。几年后，这篇文章经过修改，又编入1953年9月出版的《红楼梦新证》第九章“脂砚斋批”，从此人们便了解了这一观点。
不过，1953年10月，俞平伯先生在他写作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引言”中却主张脂畸二人说，认为没必要将二人混同一人，此书次年出版。他在“引言”中是这样说的：“三个问题：脂砚斋是谁？畸笏叟是谁？脂砚跟畸笏是一是二？先回答第三个。既有两个名字，我们并没有什么证据看得出他们是一个人，那么就当他们两个人好了。我觉得没有牵合混同的必要。”（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引言”，《俞平伯论红楼梦》（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27页）
有的研究者认为，俞平伯先生的脂畸二人说没有列出证据。的确如此，不过，俞平伯先生在辑评过程中，感觉到了脂畸批语有所不同，便主张二人说，没有着急地去举证也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甲戌本中还有松斋和梅溪的批语，正因为是两个名号，我们就认为他们是两个人，并不用去证明。如果有谁说，松斋与梅溪实际是一个人，这才需要提出证据来证明的。
当然，高树伟先生已在著作中重申了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中的四对批语来证明脂畸一人的说法，然而从人们实际理解的效果看，四对批语仍然可作多种的解释，因此还是有人坚持脂畸二人说。
比如，李鹏飞先生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22年第二辑的《脂畸二人说与一人说之重审——没有靖批我们能否证明脂畸二人说？》一文，就不认可周汝昌先生的四大证据，并说三条证据是无效的，另一条证据反而证明脂畸非一人，而是二人。
高树伟先生在重申四对批语之后，又说甲午批语也是佐证脂畸一人说的有力证据。他认为甲午批语是脂砚斋所写，“余二人”就是指“一芹一脂”。但还是有人坚持这条批语是畸笏所写，“余二人”不是指“一芹一脂”。
比如，李应利先生（笔名石问之）写有《甲戌本“甲午八日泪笔”批语作者新解》一文，明确认为“甲午八日泪笔”批语作者不是脂砚斋，而是畸笏叟。此文先发表于2022年出版的《红楼梦版本研究辑刊》第一辑，现又收入浙江古籍出版社今年6月新出版的李应利先生专著《见微知著：红楼梦文本探》。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期，脂畸一人说与脂畸二人说尚在少数人的讨论之中，不宜说，靖批出现之前脂畸一人说已占据上风。当然，当靖批中脂先亡、畸独存的文字出现后，使得脂畸二人说很快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现象是存在的。近几年来，一些仍坚持脂畸二人说的研究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明确排除靖批，就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其实，有争议是正常的情况，在学术上应该求同容异。即一时间求不了同，那就要容纳不同观点的存在。脂畸一人说与脂畸二人说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不过仍需要继续寻找脂畸批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的证据，持续展开争鸣。
俞平伯先生还有第一个问题，脂砚斋是谁？第二个问题，畸笏叟是谁？虽然这两个问题与第三个问题不同，但也是有密切联系的。
1964年6月，俞平伯先生在《记毛国瑶所见靖应鹍藏本〈红楼梦〉》一文中说道：“畸笏是雪芹的长辈，因此可以命令得；他每自称‘老朽’‘朽物’，而从评语看来，脂砚斋并不是那样，他大概只是雪芹的平辈。以文章风格论，脂斋与畸笏也有些区别。脂斋的评比较曲折细致，畸笏的口气非常直率，老气横秋。”（俞平伯：《记毛国瑶所见靖应鹍藏本〈红楼梦〉》，裴世安等编辑《靖本资料》，2005年，第226页）
早期的猜来猜去，竟让俞平伯先生成为了“脂畸两代说”的一位早期提出者。不过，此文发表已在三十多年之后了。其实，在1964年9月25日给毛国瑶先生的信中，俞平伯先生还讲道：“脂砚为雪芹之叔父，亦备一说。依我看畸笏更像他的叔父。”（俞平伯：《俞平伯致毛国瑶信函辑录》，裴世安等编辑《靖本资料》，2005年，第408页）
我是脂畸二人说的支持者，但却对一些脂畸二人说的研究者认定的脂畸身份很难苟同。在《曹雪芹研究》2024年第二期上，李鹏飞先生发表了《脂砚斋和畸笏叟身份研究的回顾与再思考》一文，文末他说道：“综合考虑各家之说及其证据，脂砚是曹颙遗腹子曹天佑、畸笏是雪芹之父曹頫的说法还是最有说服力的。”（李鹏飞：《脂砚斋和畸笏叟身份研究的回顾与再思考》，《曹雪芹研究》2024年第二期，第18页）这种观点就是脂畸二人说中的主流的脂畸两代说，似乎拥护的研究者还比较多。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一些脂畸两代说的研究者在介绍脂砚斋是谁的文章里，首先介绍的不是清代人裕瑞的说法，而是先介绍胡适先生的几种猜测和别的现代人的猜测，最后才排上裕瑞的说法。
裕瑞在他的著作《枣窗闲笔》中有一篇《<后红楼梦>书后》，其中讲到曹雪芹时，有“其叔脂砚斋”明确的文字，这是古文献中唯一的、也是最早的说法，怎么能够排在最后呢？裕瑞比咱们现代人更接近曹雪芹的年代吧，虽然曹雪芹去世十年后，裕瑞才出生，但他的前辈姻戚有与曹雪芹交好者，本人也听闻了曹家和《红楼梦》书稿的一些情况，如何能如此的不当一回事呢？
我查了一下《红楼梦大辞典》，还好，将介绍裕瑞的说法排在了首位。当然不是说，人们对裕瑞的说法不能有不同的看法，而是要明白，古文献明确的说法与现代人的猜测总有个先来后到嘛。
我觉得，李鹏飞先生这个“最有说服力”的说法正是一个早已形成的䧟阱，不断地使不少研究者迷失方向，纷纷陷了进去。比如孙逊先生、赵冈先生和陈钟毅女士、杨光汉先生、郑庆山先生等都大体有过类似的表述。这种脂畸两代说真的“最有说服力”吗？我看未必。
在庚辰本第十七、第十八合回里，有一条朱笔侧批：
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信笔书之，供诸大众同一发笑。
这就是陷入䧟阱的研究者最常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脂批。他们认为，这是脂砚斋写的，批者脂砚斋与作者曹雪芹互相熟悉各自的“幼年往事”，故而脂砚斋与曹雪芹是同辈的堂兄弟。
我认为，如此理解这条批语是不妥当的。
一方面，我觉得，这条庚辰本独有的侧批并不是脂砚斋写的，而是畸笏写的，难道作者曹雪芹与自己长辈畸笏（甚至就是曹頫）竟能互相熟悉各自的“幼年往事”吗？当然，有些研究者会与我争议脂畸批语的归属，那就先将这个争议放一放吧。
另一方面，试问：“批语中的‘作者’是谁呀？”
“多新鲜呀？曹雪芹嘛。”不少人会这样回答。
“谁告诉你的？”
“胡适呀。当然，那肯定还有很多史料证据呀。”
我只能一笑置之。实际上，这种回答是现代人一厢情愿的回答，并不是历史现场的真实状态。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认真地分析脂砚斋、畸笏批语中的“作者”是不是指曹雪芹这个人？
事实上，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脂砚斋批语中的“作者”与“雪芹”、畸笏批语中的“作者”与“芹溪”（可简称“芹”）是不可以互相替换的。这表明，《红楼梦》在曹家家族内部的创作经历还有一些内情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当然，《红楼梦》作者研究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这里就暂不展开论述。
大家知道，胡适先生、周汝昌先生都讲自传说，都认为贾宝玉即是曹雪芹，贾政即是曹頫。但裕瑞却在那篇《<后红楼梦>书后》中继续告诉大家他听闻的内情信息：“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
请记住裕瑞的说法，曹雪芹比贾宝玉原型这一辈还要低一辈。贾宝玉原型是曹雪芹的叔辈某人，元春原型、探春原型则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的两个女儿，即曹雪芹的两个姑姑，与胡适先生、周汝昌先生的说法完全不同。
胡适先生、周汝昌先生的贾曹人物辈分对应图：
胡适先生、周汝昌先生的说法与裕瑞的说法谁对谁错呢？为了证明这个问题，需要将畸笏“代入”曹頫一辈之中。因为多数研究者都认定畸笏就是曹頫，至少与曹頫同辈吧。
畸笏是家庭伦理观念很强的人，喜欢将小说人物的原型按自己家族原有的关系来对待。如将长辈的贾敬、贾赦、贾政在批语中称为“敬老”“赦老”“政老”。将同辈的贾链、薛蟠、贾宝玉在批语中称为“链兄”“呆兄”“玉兄”。
在批语中还爱用“石兄”，似乎有三个意思，一个指青埂峰的那个石头，畸笏最喜欢想象着能到青埂峰去问“石兄”如何如何；另一个指宝玉，与“玉兄”同义；还有一个代指作者。
选几条畸笏的批语如下：
在庚辰本第十四回里，有畸笏一条朱笔眉批：
忙中闲笔，点缀玉兄，方不失正文中之正人。作者良苦。壬午春，畸笏
在庚辰本第十六回里，有畸笏一条朱笔眉批：
自政老生日，用降旨截住。贾母等进朝如此热闹，用秦业死岔开。只写几个“如何”，将泼天喜事交代完了。紧接黛玉回，琏凤闲话，以老妪勾出省亲事来。其千头万绪，合笋（榫）贯连，无一毫痕迹，如此等是书多多，不能枚举。想兄在青硬（埂）峰上，经煅炼后，参透重关至恒河沙数。如否，余曰万不能有此机括，有此笔力，恨不得面问果否？叹叹！丁亥春，畸笏叟
在庚辰本第十九回里，有畸笏一条朱笔眉批：
“花解语”一段，乃袭卿满心满意将玉兄为终身得靠，千妥万当，故有是余（语）。阅至此，余为袭卿一叹。丁亥春，畸笏叟
在庚辰本第二十七回里，有畸笏一条朱笔眉批：
“开生面”、“立新场”，是书不止“红楼梦”一回，惟是回更生更新。且读去非阿颦无是且（佳）吟，非石兄断无是章法行文，愧杀古今小说家也。畸笏
有的研究者会问，怎么不举“链兄”“呆兄”的例子呢？那是因为按我的认定是畸笏批语，但没有署名、纪年，易引起争议，故暂不引用。
通过这些畸笏批语的例子，可证明裕瑞的说法是对的，而胡适先生、周汝昌先生的说法是错的。
如果我们按具有自传成分的小说来分析，贾宝玉原型就应该是作者。而裕瑞听闻的是，贾宝玉原型正是曹雪芹的叔辈某人，并不是曹雪芹自己的写照。同时他还说，脂砚斋也是曹雪芹之叔。
这样，作者、脂砚斋、畸笏（不论他是曹雪芹之父、还是曹雪芹之叔）都是曹頫一辈的人。了解了他们是一辈人之后，那条批者、作者互相熟悉各自“幼年往事”的批语无论是脂砚斋所写、还是畸笏所写，都无伤大雅了。
周汝昌先生曾提出脂砚斋、畸笏两人批语中有同样的称呼“阿凤”“袭卿”“颦儿”“玉兄”等，如何解释？但主张脂畸两代说的研究者从未认真回答过。
的确，脂砚斋、畸笏在对女性人物的批语中，都喜欢将姑娘黛玉、宝钗、探春等称为“颦卿”“宝卿”“探卿”等，将大丫头袭人、晴雯、香菱等称为“袭卿”“晴卿”“菱卿”等。而且，他俩对王熙凤更昵称为“凤姐”，或“阿凤”；对黛玉也昵称为“阿颦”，或“颦儿”。对男性人物，脂砚斋跟畸笏一样，也有基本同样的称呼，只是使用的数量较少。
我将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中的双行小字批均认定为脂砚斋批语，还有己卯年的批语也认定为脂砚斋批语。选几条脂砚斋的批语如下：
在庚辰本第十六回里，贾琏讲了初见香菱之事，有脂砚斋一条双行小字批：
垂涎如见。试问兄宁有不玷平儿乎？脂研
注意：甲戌本也有此条文字的朱笔双行小字批，只是没有“脂研”两字，且将“宁有不玷”误为“宁不有玷”。
在庚辰本第二十八回里，有脂砚斋一条朱笔眉批：
此写玉兄，亦是释却心中一夜半日要事，故大大一拽。己卯冬夜。
庚辰本第三十七回里，有脂砚斋一条双行小字批：
必得如此叮咛，阿呆兄方记得。
庚辰本第四十六回“宝玉走来”处，有脂砚斋一条双行小字批：
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
在庚辰本第七十五回里，有脂砚斋一条双行小字批：
奇妙。偏在政老手中，竟能使政老一谑，真大文章矣。
说明一下，脂砚斋比之于畸笏，称老、称兄的数量要少一些，特别是称呼“玉兄”更少。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脂砚斋、畸笏两人的批语还是有所不同的，当然，这里只是一个数量多少的细小不同，实际上批语中还存在一些别的差异，并不像周汝昌先生所说，脂砚斋批语与畸笏批语之间找不出些微不相同的地方来。
高树伟先生在著作中也承认两者批语有差异，只是他解释为这是一个人的前后变化，而不能构成为两个人的充分必要条件。
让脂畸一人说的研究者最奇怪的是，明明脂砚斋、畸笏对人物辈分的称谓是一样，可在脂畸两代说的人们眼里，脂砚斋前期是曹雪芹同辈的兄或弟，但后期只换了一个名号，畸笏就变成了曹雪芹长辈的父或叔了。
那么，大家会问，高树伟先生和你是如何回答俞平伯先生前两个问题的呢？
在高树伟先生的著作中，他认为脂畸一人，就是曹頫。而曹雪芹是曹颙遗腹子，则曹頫正是裕瑞所说 “其叔脂砚斋”。他推测曹頫生年为康熙三十六年，即康熙四十四年“嬉而过于庭”的幼子，当时九岁。
如果问我，脂畸二人又是谁呢？我的回答不知会不会惊掉人们的下巴？我认为，脂砚斋和畸笏是亲兄弟，前者是曹頫，后者是曹頫的弟弟，排行老五。我觉得，曹頫生年为康熙三十二年，弟弟也许小两岁左右。这样，康熙四十四年“嬉而过于庭”的幼子，不应是十三岁的曹頫，而应是弟弟小“畸笏”。
所以，有位研究者调侃地说：脂畸兄弟说是最接近脂畸一人说的脂畸二人说。
高树伟先生在“曹頫生平考略”一节中，曾多方引述各位研究者的观点，来寻找曹頫自幼被曹寅抚养的时间。
遗憾的是，他没看过我的有关文章，不知道我有一个独特的看法。我认为，曹頫应该是丧母投亲，“康熙四十三年末，母亲在北京去世。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初，约13岁的曹頫与三哥、五弟一起被伯父曹寅带到南京，在祖母、伯父母抚养下生活”。（ 张杰：《稗海红楼——古代小说版本DNA初探》，作家出版社，2017年，第306页～第307页）
按前面辈分的说明，可知“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说的是曹頫十三岁来到江南，而不是高树伟先生等认为的曹雪芹在江南生活了十三年。况且，曹雪芹从康熙五十四年出生到雍正六年抄家北上是十四年，而不是十三年。
还有，脂砚斋所写的第一回回前批中的“作者自云”，提到了“父兄”，其实那不是曹雪芹的父兄，而是曹頫的父兄，即指曹寅与曹颙。
有趣的是，我最初是在2005年的一篇网络文章中提出曹頫丧母投亲的观点，当时有一位网友很敏锐，马上就提问，什么地方有曹頫丧母的文字？
当然，我们尚未发现曹家的这种史料，但有脂砚斋的批语呀。在甲戌本第二十五回中，写到王夫人用手满身满脸摩挲抚弄宝玉时，有脂砚斋朱笔侧批：“普天下幼年丧母者齐来一哭！”到了庚辰本上已转变为同样文字的双行小字批了。
在甲戌本第三回回目名下句“荣国府收养林黛玉”的“收养”两字旁，有脂砚斋的朱笔侧批：“二字触目凄凉之至。”曹頫是丧母投亲，林黛玉也是丧母投亲，故同病相怜，有感而发。
三
这里，我再来说一说甲戌本与己卯本、庚辰本的版本性质和关系。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需要对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版本有一个比较正确、比较深入的认知。否则，这些版本问题往往会让人头晕目眩，争吵起来，甚至令人不知所云。
好在前几年，我写作了《“甲戌本底本早晚争议”平议》（上、下），“上”发表于《红楼梦研究》（第四辑），“下”将发表于《红楼梦版本研究辑刊》（第四辑）。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可以比较快地了解甲戌再评本与己卯庚辰四评本这两个脂砚斋整理本的基本状况与互相关系，以便我们这里的分析和讨论，就算走了一个捷径吧。
我们应该知道，曹家外传的正是这两个脂砚斋整理本，一个是脂砚斋甲戌再评本，现存甲戌本就是它的后代；另一个是脂砚斋己卯庚辰（跨年度的）四评本，现存己卯本、现存庚辰本都是它的后代。可不敢从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错误观点起步呀。
实际上，我的看法与高树伟先生的看法有同有异，按我文章的归类，我的观点属于再评晚整说，高树伟先生的观点属于再评早本说。这说明我和高树伟先生都认为，甲戌本来源于脂砚斋甲戌年整理的再评本，而甲戌再评本比脂砚斋己卯庚辰四评本要早五六年。
比如，我的文章与高树伟先生著作中，都统计了甲戌本与庚辰本两本第十五回、第十六回、第二十五回、第二十六回的双行小字批，发现甲戌本与庚辰本之间有相同或相近的双行小字批58条，也发现甲戌本90多条侧批在庚辰本上已转变为90多条双行小字批（我统计为93条，高树伟先生统计为96条，即认定有小异，无关宏旨）。
而且我们之间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也是一样的。高树伟先生说道：“这也说明脂砚斋在陆续将稿本上的侧批转化为双行夹批，其目的是使批语与小说正文共同流传。”（高树伟：《红楼梦靖藏本辨伪》，中华书局，2024年，第214页）
不同之处在于，我还认为，甲戌再评本在丁亥年之后的晚期，又经过了曹家某后人的一次整理，将己卯庚辰四评本上己卯年、壬午年、丁亥年的部分批语或原样、或经过修改并删去署名记年而转抄到甲戌再评本之上了。
我在上世纪末的一篇文章中就明确地说过：“这次整理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将四评原本和四评副本上有价值的评语经过加工调整后转抄到再评原本上。搞版本研究的红学研究者可以很容易的从再评副本的后代今存甲戌本上找到脂砚斋己卯年的评语、畸笏壬午年的评语、畸笏丁亥年的评语等等，只不过这些评语经过了文字的改动，并且删去了转抄前原有的‘脂砚斋’‘畸笏’的署名和‘己卯’‘壬午’‘丁亥’等写作年份。仅有一个‘丁亥春’的记年因曹家某后人的疏忽而保留下来，出现在甲戌本第一回的一条评语后面，成为了唯一的漏网之鱼。”（张杰：《稗海红楼——古代小说版本DNA初探》，作家出版社，2017年，第106页。）
再评早本说是坚决反对有晚期整理这一说法的。需要提到的是，前两年仙逝的石昌渝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古代小说研究专家。不过，他对脂本并没有较多的论述，不知何因2009年他却被邀请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甲戌本写前言？
在此前言中，石昌渝先生多数文字是介绍甲戌本的基本情况，可突然他举了一个甲戌本与庚辰本有同样内容批语的例子，只因为此批末，庚辰本有畸笏壬午的署名记年，而甲戌本没有署名记年，他遂认定庚辰本的批语是转录到甲戌本底本上了。他说：“显然，是由‘庚辰本’转录到‘甲戌本’，由眉批变成回末总评。对校‘庚辰本’，可知将畸笏的批语转录到‘甲戌本’上的还有四条。”（石昌渝：《〈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果然，高树伟先生在著作中就认定石昌渝先生的观点是有偏差的认识，但我们却认为石昌渝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石昌渝先生的前言本来可以只讲甲戌本的内容，而牵扯甲戌本与庚辰本之间关系的问题可讲可不讲，但他讲了，也许是胸有成竹吧。
前面我说过，大家需要继续寻找脂畸批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这不仅是为了解决脂畸一人还是二人的问题，更是为《红楼梦》批语研究拓展了新的方向。
我愿意提供一个大体上区别脂砚斋批语与畸笏批语的方案。即除了脂砚斋、畸笏署名记年（记年是类推）的批语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版本的批语位置来作大致区分。
我说了，将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中的双行小字批均认定为脂砚斋批语，还有己卯年的批语也认定为脂砚斋批语。不过，这还不全面，在这三个本子中仍有部分回前回后批是脂砚斋批语；在甲戌本中仍有部分眉侧批是脂砚斋批语。
换句话说，在这三个本子中也有部分回前回后批是畸笏批语；在甲戌本中也有部分眉侧批是畸笏批语（比如甲戌本第一回有末署“丁亥春”的朱笔侧批就属于畸笏）。总之，三个本子的回前回后批、甲戌本的眉侧批这两类批语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辨的。
正因为脂砚斋每次整理都将稿本上的全部眉侧批转变为双行小字批，并期望批语与小说正文共同流传。这样，脂砚斋己卯庚辰跨年度整理的四评本因转变完成，就应该没有眉侧批了。但是脂砚斋毕竟是一个批点大家，就在己卯冬月整理完成、誊清干净的前四十回稿本上，他忍不住手痒痒，又直接写下了一些己卯冬月的批语。
之所以在这些批语末写上脂砚斋署名和己卯记年，就是脂砚斋自知身体大不如前，书稿将留给曹家，曹家其他人难免也会加批，如此署名记年，就有了区别。因此可以认定，除了己卯年的批语之外，在己卯本、庚辰本上的所有眉侧批基本上都属于畸笏批语（有署名松斋、梅溪的批当然是另外人的批了）。
如果认同我的看法，那么前面说的批者、作者互相熟悉各自“幼年往事”的庚辰本侧批就应该明确归属畸笏了吧。特别是庚辰本与甲戌本有相同或相近的眉侧批，更应是从己卯庚辰四评本转抄到甲戌再评本上的畸笏批语，不论它们在庚辰本上有署名记年，还是在庚辰本上没有署名记年。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甲戌再评本上的这些眉侧批是原有的，就应该在己卯庚辰四评本上转变为双行小字批（即应该与前面讲到的90多例侧批转变为双行小字批一样），而不可能永远站立在再评本、三评本（此本存在与否不影响这里的结论）、四评本的眉侧批处。
所以，一旦在庚辰本上为眉侧批，到了甲戌本上仍是眉侧批，就说明它们是己卯庚辰四评本的畸笏批语转抄到甲戌再评本上了。当然，其中少量的批语转抄时位置会有变化，如侧批转抄为眉批，眉批转抄为回前批等等。
举两个庚辰本朱笔侧批有“链兄”“呆兄”称呼的例子吧，前面尚未确定，现在可以确定为畸笏批语：
在庚辰本第十六回里，有畸笏朱笔侧批：
阿凤之弄琏兄，如弄小儿，可怕可畏。若生于小户，落在贫家，琏兄死矣。
在甲戌本第十六回上有转抄的朱笔眉批：“阿凤之带（待）琏兄，如弄小儿，可思（畏）之至。”比较可知，转抄时有失误与删改，删去了后三句。
在庚辰本第二十六回里，有畸笏朱笔侧批：
呆兄亦有此话。批书人至此诵‘往生咒’至恒河沙数也。
在甲戌本第二十六回上有转抄的朱笔侧批，文字基本相同，只是改“话”为“语”。
但再评早本说还是坚持认为，甲戌本与庚辰本有相同或相近的眉侧批都是甲戌年原有的批语，后来才将它们抄到己卯庚辰四评本上了，同时部分批语被分派了脂砚斋、畸笏的署名，也被分派了己卯、壬午、丁亥的记年。
没想到的是，高树伟先生与再评早本说在这里有了一处差异。
在高树伟先生著作的第232页有一张“脂砚斋批点整理《石头记》的时间线索图”，图中有甲戌本与己卯庚辰本这两个版本。从甲戌本到己卯庚辰本先画了一条实线，又从己卯庚辰本到甲戌本反向画了一条虚线，并注明“虚线表示批语回抄”。
当然，他在虚线下又注为“（？）”，表示这一问题还有点儿犹豫不决。他说道：“有些批语很可能是批书人脂砚斋在整理批语过程中产生的，尤其是乾隆己卯、庚辰，脂砚斋整理‘四阅评过’‘定本’前后，庚辰本末署‘己卯’且与甲戌本重出的批语……如第二十六回‘红玉一腔委屈怨愤’、第二十七回‘《石头记》用截法’等，但有些批语仅见于庚辰本，如第二十七回署己卯冬夜的‘奸邪婢岂是怡红应答者’。”（高树伟：《红楼梦靖藏本辨伪》，中华书局，2024年，第225页～第226）“有些批语则直接批在己卯庚辰本上，并没有抄回甲戌本。”（高树伟：《红楼梦靖藏本辨伪》，中华书局，2024年，第226页）
我的理解是，高树伟先生讲的“回抄”只是指脂砚斋的部分己卯冬批语的回抄，如“红玉一腔委屈怨愤”、“《石头记》用截法”等甲庚重出的己卯冬批语，而“奸邪婢岂是怡红应答者”等则为庚辰本独有的己卯冬批语，故而这些己卯冬批语是脂砚斋直接批在己卯庚辰四评本上的，并没有抄回甲戌本。
很明显，需要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甲戌再评本与己卯庚辰四评本这两个本子之间的那些相同或相近的批语，首先是写在哪个本子上的？其次才是转抄到另一个本子上的问题。
我的看法，前面都讲了，简言之，58条甲庚重出的双行小字批，90多条甲侧、庚双重出的批语均是脂砚斋先写在甲戌再评本上，然后再出现在己卯庚辰四评本上；但脂砚斋己卯批、畸笏壬午批、丁亥批均是先写在己卯庚辰四评本上，然后再部分转抄到甲戌再评本上的。
再评早本说却认为，甲庚重出的全部批语均是脂砚斋先写在甲戌再评本上，然后再出现在己卯庚辰四评本上。即都是从甲戌再评本到己卯庚辰四评本的单向流传。
而高树伟先生的观点，承认脂砚斋己卯冬批语先写在己卯庚辰四评本上，然后部分己卯冬批语回抄到甲戌再评本上，还有独有的部分己卯冬批语保留在了己卯庚辰四评本上。
也就是说，我说的“转抄”（即石昌渝先生说的“转录”）与高树伟先生说的“回抄”，有相似的地方，即认为这些批语传播是双向的。只是我认为批语转抄包括了己卯、壬午、丁亥的部分批语，而高树伟先生的批语回抄仅包括了己卯冬的部分批语。
再评早本说的观点有很多不好理解的地方，比如，甲戌再评本与己卯庚辰四评本是两种版本，正文（包括回目名）有许多不同，只比较甲戌本仅存的相应十六回，就有大大小小的实质异文二百处，如果甲戌本也是八十回，实质异文就上千处了。
在己卯冬月刚整理誊清的稿本上写己卯冬月的新批语好理解，为什么非要先在正文有差异的甲戌再评本上写己卯冬月的批语呢？（这一点，不是诘问高树伟先生的。）
如果甲庚重出的眉侧批真是先写在甲戌再评本上的，为什么不能像甲戌本那90多条侧批一样，在己卯庚辰四评本上转变为双行小字批呢？为什么非要永远站在眉侧批的位置上呢？如果甲庚重出的己卯、壬午、丁亥记年和脂砚斋、畸笏署名不是先写在己卯庚辰四评本上，反而是在甲戌再评本上从无变有，那说明现在己卯庚辰四评本上的记年是逐步分派时间的，这样的记年真实性是不是令人怀疑呢？
还有，庚辰本上独有的己卯、壬午、乙酉、丁亥的那部分批语又是什么情况呢？是不是在追求一种新旧批语的交替展示呢？
所谓甲戌再评本是自藏本，是积累批语的工作本，而己卯庚辰四评本才是有意外传的本子的说法，我是不认同的。甲戌再评本被晚期整理，被转抄上了己卯、壬午、丁亥的部分批语，就表明这个本子同样是有意外传的本子，只是它的传播量小而已。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并不企图改变人们的原有想法，只是希望大家去思考谁的观点更有说服力、更有合理性、更符合历史的真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