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3日凌晨4点，刚过完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大年初一的通化人民，彼时早已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可就在此时，附近的玉皇山顶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与之呼应的是市中心内尖啸的哨声。正当人们还没反应过来时，一伙早已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战犯突然闯进了一所医院，他们手持军刀和步枪，对着有人的病床就开始狂刺疯砍。
这所医院除了普通病人之外，还收治了一些抗击侵略者的八路军战士。令人气愤的是，有150名无法移动的重伤员被活活砍死在了病床上；而那些有行动能力的伤员尽管拼尽全力突围，可赤手空拳的他们在面对丧心病狂的敌人时，依旧有一百多人受了重伤。
可当这些伤员撤退到街道后才发现，闯入医院的那60个日本战俘只是极少数，就在十几分钟前，早已投降的3000多名关东军竟发生了暴动。他们手持各类武器，见人就砍，见房门就闯。一时间惨叫声与喊杀声此起彼伏，通化已然陷入了一场可怕的肉搏战。
那么，这群日本关东军明明已经投降了，为何还要对我国军民下此毒手呢？今天就和大家聊聊1946年的那个大年初二，通化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这次暴乱的始作俑者又是谁呢？
彼时驻守在通化地区的八路军只有1000人左右，而在城内的八路军更是不到500人，可参与这次暴动的却有3000名日军战俘，从这点也能看出，我军当时正在经历怎样的一个危险情况。
虽说此时的战俘手中没有多少武器，但关东军作为日本当时的精锐部队，作战经验还是十分丰富的。他们使用各种农具、军刀以及抢来的步枪，在当天的晚些时候，也开始对一些八路军的驻地发起攻击。
在一场行政大楼保卫战中，战俘们发起了自杀式冲锋，当这些发了疯的日军在冲入该大楼一层后，一部分与八路军进行了激烈的肉搏，一部分迅速的抢占二楼，妄图建立一处临时指挥部。面对着人数绝对占优的战俘，该大楼的八路军战士们很快就伤亡殆尽了。
正当仅存的八路军战士们退守三楼，与日军做殊死搏斗之际，突然一阵枪响传来，这些疯狂地日军也应声倒下。原来，就在此关键时刻，八路军的援军到了，得到支援的八路军战士们瞬间将局势扭转了过来，他们配合通化支队以及朝鲜义勇军机动部队，前后夹击，很快就打败了这群疯狂的战俘。
而在我军支援部队到来后，战局瞬间就发生了逆转，2个小时内，八路军就解决了战斗，镇压了这次暴乱。在此期间，由于这些早已投降的关东军暴动手段太过凶残，所以他们面对的也是我军无穷无尽的怒火。对于那些拒绝再次投降的日军，没有废话一律执行枪决，而这些魔鬼们的尸体，也统统被扔进了冰窟之中。
日军战俘的这次暴动，虽然没有重武器，但由于太过突发以及手段残忍，所以使八路军和老百姓也有1000人左右的死伤，好在是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才不至于酿成更惨重的后果。
回到咱一开始的问题，这些日军早已投降，为何还会暴动呢？原来，他们的暴动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着极为周密的计划。
据当时的老百姓回忆说，在这些日本兵投降以后，还和战争时期一样每天出操，集体越野，只是手中的枪不见了。由此可见，这些关东军在成为战俘后依然保持了严密的组织性，随时可以重新集结作战。不得不说，这群日军即使被关了起来，也时刻对通化人民有着很大的威胁。
除此之外，因为通化工业发达、资源丰富，所以这里一直都是伪满洲的工业重镇，往往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抗战时的日本国内，一些日本官员甚至把通化视作，日本本土遭到进攻时天皇的第一逃离地。由此可见，当时的日本人对通化可以说是极其重视的。
由于此时抗战刚刚胜利，通化又是日本侵害我国的重灾区，所以此时通化地区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八路军又处于一个立足未稳的状态，这才给了日本战俘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当时通化的诸如警察局之类的很多机关，在日本投降后吸收了一大批曾经的日伪军作为工作人员，这就使他们不认八路军，准备在国民党打过来的时候直接投降。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当时的通化实际上还是国民政府的管控区域，百姓生活并不富足。
在此之前，一个叫孙耕尧的国民党特务秘密联系了这群战俘的头领，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他告诉藤田：国军很快就会打到通化，到时候只要你们“适当协助”，国军就会赦免你们曾经犯下的罪行。
同时，孙耕尧还与藤田制定了一系列周密的计划。首先，建立一支由全东北地区3万名日军战俘、2万名土匪武装、以及800多名内应组成的“反动队伍”；其次，内应在日军暴动时趁乱夺取东北民主联军的坦克、飞机等装备；最后，日本战俘通过集体暴乱，夺取市政府、公安局、机场等重要设施，以此建立一个据点，日后再成立“中日联合政府”。
孙耕尧这样的特务在中国已经抗战胜利的前提下，却还跑到已经投降的关东军中“求人帮忙”，不得不说，其卖国行径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当然，国民党特务策划暴动这样的大事，八路军自然也听到了风声，于是在孙耕尧联系关东军后不久就将其逮捕了。在对其审问中我军得知，关东军战俘将于2月3日凌晨4点发动暴乱，届时一些土匪会在玉皇山放火作为城郊的暴乱信号，而通化城中的内应会切断城市电源并吹响口哨作为室内的暴乱信号，“双管齐下”打我军一个措手不及。
不过，在得知了暴动的计划和具体时间后已是2月2日10点钟左右，离暴动仅剩下6个小时，同时，由于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大多数都在通化外围剿匪，所以在通化城中只有500名战斗力并不强的新兵。
所以即便八路军一方面命令部队火速回通化城支援，另一方面迅速的查处了内应分子，但时间还是不太够。而这也意味着，500名八路军战士必定要迎接数倍兵力的第一波暴动冲击。时间来到2月3日凌晨4点，玉皇山顶果然起了火，而3000多名日军战俘，配合着土匪以及暂时躲过一劫的内应，公然对八路军发起了进攻。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刚开始和大家聊过的，虽说城内八路军在暴乱前期吃了一些亏，但在坚韧的防御下最终等来了援军，2个小时内，这些暴动分子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国民党特务孙耕尧，由于被执行枪决时暴乱突然发生，所以为了支援战友，处刑他的八路军战士在混乱中迅速的打了他两枪，可遗憾的是都未伤到要害，而这也致使他艰难地爬到十分混乱的大街上，指望能有日本人来救他。
不过有句俗话叫天道好轮回，在我军消灭了所有暴动敌人清理战场时，发现孙耕尧趴在雪地中，早已失血过多的他此时已经变成了一副冻硬的尸体。
不过对于另一名暴动的策划者藤田，当时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莫非这个战犯已经逃之夭夭了？就在我军一筹莫展之际，突然传来了一则好消息。原来这个诡计多端的日本指挥官，早在暴乱刚一发生时就趁乱跑了，不过由于当时的情况太混乱，导致他从司令部楼上跳下时摔断了腿，这才跑了没多远就被搜索的士兵抓了回来。
1946年3月8日，通化最热闹的大街上迎来了一次展览，内容就是一个月前，日本战俘伙同地方土匪、国民党特务制造的那起暴动事件。而此次展览的展品中最“吸睛”的，莫过于被五花大绑的关东军高官藤田，彼时的他再无高高在上的模样，而是把脸埋在衣服里，接受通化人民的“检阅”。
终于在一个多星期被展览的绝望和羞辱中，藤田患上了肺炎，并在当年的3月14日因医治无效死亡，十分巧合的是，这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像藤田这样的指挥官，即便投降了也要暴乱，一面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蛊惑，另一面认不清形式，导致作为战俘的手下也被消灭干净。最终等待他的，只会是在无休无止的羞愧中走到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