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晚报 05版 2024年11月02日
□文/图 凤霞
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期又“上新”了，其中的不少展品来自陕西：延安龙王辿旧石器遗址群的石制品，诉说着人类文明的早期脚步；西周贵族井叔家族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是丰镐遗址迄今所见最高等级的遗存；“大国一统”展区内的西汉金饼和汉长安城遗址的陶仓，不仅映射出汉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更彰显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展……
中国考古博物馆为何选入这些陕西文物？它们背后蕴含了哪些精彩的历史文化元素，又呈现了古代工艺技术怎样的革新？本期，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它们的故事——
古石新语
旧石器时期技术革新的重要证据
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文明起源”展区，除了展出来自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的“陶人面像”“尖底彩陶罐”等文物外，近期还上新了来自延安宜川壶口“龙王辿旧石器遗址群”的石核、石叶、细石叶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品。该遗址填补了陕北原始社会进化的缺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遗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王辿遗址位于延安市壶口镇，也是闻名遐迩的黄河壶口瀑布所在地。在黄河西岸的一片黄土台地上，考古学家们清理出了烧土遗迹、石制品集中分布区等重要遗迹，出土了3万余件石制品及少量蚌器和动物骨骼。专家研究发现，这些遗物距今约2万年到1.5万年。该馆展示的石核、石叶、细石叶等石器，便是从龙王辿遗址这3万余件遗存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不要小看了这些细小的石头，它们藏着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革新的重要证据，反映了人类对石料的运用和加工技术的进步。其中，石核作为打制石器的基础，石叶和细石叶则可能是用于更精细地加工和特定的使用目的，如剥皮、切割、雕刻等，相当于现代人手中的“水果刀”“雕刻刀”，它显示了人类利用工具适应多样化生存需求的能力。
龙王辿遗址的发现，展示了黄河中游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先民的生活场景以及延安远古的地理环境。龙王辿遗址的石制品，除了打制石器、细石器、细石核、细石叶和磨制石器外，还包括大量的石块、断块、废片和碎屑。这些文物分别被保存在宜川县博物馆、延安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观众来到陕西的这些博物馆还可以看到更多的诸多历史遗存。
在中国考古博物馆“文明起源”展区，还能看到来自西安半坡遗址的“小口尖底陶瓶”、长武碾子坡遗址的“船形陶壶”、华阴横阵遗址的“陶罐”、临潼白家村出土的“圜底陶钵”等新石器时代多件陶器，它们和全国多地选送的同时期史前遗存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一曲和谐的华夏文明交响乐。它们的制作材质、外形设计、身上的纹饰，保留着祖先从游猎采集走向定居生活的生动印记。
青铜礼赞
西周工艺技术的杰出代表
在该馆“宅兹中国”展区，展板上展示着宝鸡“何尊”的拓片，其“宅兹中国”的铭文便出自这件重量级的文物，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何尊不仅见证了周成王的统治理念，也体现了西周时期的政治中心和文化自信。
在“宅兹中国”展区，较早时间展出的“邓仲铜牺尊”尤为引人注目，它来自陕西张家坡墓地，该墓地属于西周贵族井叔家族，是丰镐遗址迄今所见最高等级的遗存。西周的王室贵族，肩负着组织祭祀祖先、担任军队指挥官、负责管理土地、推广和维护礼仪文化等职责。从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工艺精湛，充分展现了西周时期的高超铸造技艺和审美风格。
该馆最近上新的带铭文“井叔铜钟”上记录着“井叔”用以祭祀祖先、祈求子孙后代福寿昌宁的虔诚愿望。此外，还上新了一批和“邓仲铜牺尊”一起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如铜軏 、铜轴饰、青铜鼎、青铜方座簋、青铜簋、青铜钺，以及鸟龙纹牌状柄形饰玉龙、神人兽面形玉佩、西周串饰、玉琮等。其中，“铜軏”和“铜轴饰”作为车辆配件，以其精致的装饰和设计，揭示了西周时期交通工具细节，不仅具有实用性，更在艺术性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西周工艺技术的杰出代表，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贵族生活的奢华。
西周以青铜鼎与簋的数量区分贵族等级，鼎与簋不仅是日常用品，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在该展区可以看到来自张家坡墓地的青铜鼎、青铜簋和青铜方座簋。其中青铜鼎身上的繁复纹饰体现了西周时期的礼仪文化，而具有庄重造型和精美纹饰的簋和方座簋，展示了西周贵族的饮食习惯，特别是簋上的大兽面纹和兽形耳，更是西周青铜器装饰艺术的典型代表。与铜钟相伴的，还有象征权力和地位的“青铜钺”，“钺”作为战场上的武器，在它锋利刃口和精美的纹饰上，仿佛可以看到西周军事领袖的威严与荣耀。此外，来自张家坡墓地的“鸟龙纹牌状柄形饰玉龙”和“神人兽面形玉佩”“玉琮”等珍贵的玉器，也吸引了较多摄影爱好者的目光。尤其是“神人兽面形玉佩”正面雕刻的人面形象，散发着神秘与威严的气息。在展览现场，观众可以观察到，该玉佩上面的神人形象，头戴平顶冠，双耳下方装饰有耳环状物，显得庄重而典雅。它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浮雕的梭形大眼，透露出一种深邃与警觉。蒜头状的鼻子与长方形的口部，其内精雕细琢地嵌入了上下各4颗牙齿，展现了一种生动的立体感。令人赞叹的是，玉佩左右两侧的獠牙设计，上下各一对，以阳线花纹的形式巧妙地勾勒出神人兽面的威猛。双颊、双眼下方以及唇部上下的卷曲线条，为这件玉佩增添了一种动态之美，仿佛在低语诉说着那千年前的秘密。
和融万方
汉唐社会繁荣和多元文化的融合见证
汉长安城遗址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内容。置身展厅内，能看到来自陕西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陶仓、大泉五十、货泉铜币。其中，陶仓为歇山式仓顶，长方形仓体，正面有两个窗口，质朴无华的陶土质感见证了汉代农业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粮食储备的充足。作为粮食储藏容器，陶仓不仅承载着汉代人民对丰衣足食生活的向往，也映射出统一大业下的社会稳定与民生关怀。
在“大国一统”展区，来自陕西汉宣帝杜陵1号陪葬坑出土的西汉金饼，表面光滑细腻，反射着温润的金色光泽，这些金饼反映了汉代的经济实力和货币制度，体现了汉代社会的繁荣和稳定。葡萄纹与瑞兽纹结合的这种纹饰组合，自汉代沿着丝路之路传入中原以来，一直是人们喜欢的传统吉祥纹样。在该馆“和融万方”展区，来自唐长安城大明宫三清殿的“葡萄瑞兽纹方砖”，以其独特的纹饰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了唐代社会繁荣和多元文化的融合。
来自唐长安城遗址的两只双峰“唐三彩骆驼”，色彩明亮，肌肉饱满，西侧骆驼头颅高昂，神态自若，似在闭目养神，东侧骆驼睁眼张嘴，气宇轩昂。栩栩如生的两只双峰三彩骆驼，仿佛在向观众讲述西域路上驼铃阵阵的丝路故事。丝路不仅带来了葡萄、石榴、胡琴、香料等丰饶物质，还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在该展区，可以看到来自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出土的“唐代石狮子莲花望柱”、西安未央区中查村出土的“北周菩萨立像”和西安唐墓出土的“唐版雕梵文陀罗尼经”等文物。其中，“唐版雕梵文陀罗尼经”印画在一长方形单页纸上，出土时卷成细筒放置于一小铜管内，是唐代书法和印刷技术的展现，其中心方框外和印刷边框线之间为雕版印刷的梵文陀罗尼经文，在印刷外框外绘有墨线印契、法器和花朵等内容。
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唐代的艺术成就，也体现了在汉长安城的基础上，唐长安城在文化交融与宗教传播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发展，让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璀璨的文明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