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与共进会
辛亥年间，随着国内形势的日渐恶化，湖北武汉地区在文学社、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的直接推动下，民主革命活动也愈益高涨。
文学社成立于1911年，由振武学社发展而来。1月30日，蒋翊武、詹大悲等振武学社成员以新军团拜为名，联络益智社、神州学社、武学研究会等革命团体，在黄鹤楼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刘复基分别担任文书、评议部长。2月，又在黄土坡召开代表会，推选王宪章为副社长。为避开官府耳目，文学社名义上提倡研究文学，实际则以反清革命为宗旨，号召武力推翻清政府，争取民族间平等地位。在组织构成上，文学社较为严密，各级领导人员均由推举或选任产生，发展社员也以新军士兵和知识分子为主。具体运作中，文学社实行“抬营主义”政策，即动员和选派部分革命党人和进步知识青年投入新军各营，从事艰苦、扎实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形成强大的革命暗流。
共进会会长孙武和文学社首领蒋翊武
一旦时机成熟，举义中就能将清军军营抬了过来，成为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同时，又以《大江报》为舆论阵地，进行公开的宣传活动，并采取编织歌曲、放映幻灯片、吟诗联句、做游戏、讲故事、询问出身经历等形式，大力宣扬反清革命。经过一番努力，文学社规模逐步扩大，社员也由最初的八百余人增至三千余人。
共进会成立于1907年，由同盟会庶务刘揆一、张百祥等人在东京组织发起。1907年前后，由于多次革命失败，同盟会会员思想涣散，“人人谈革命，人人不革命，空谈无补者到处皆是，实际去干者百无一二”。其间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重大分裂，张继、章炳麟、刘光汉、谭人凤等人掀起了“倒孙”风潮，孙中山无法主持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在日本政府的遣送下，被迫远赴南洋，另组同盟会总部。9月，刘揆一、张百祥、焦达峰、孙武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及留日学生在宋教仁、谭人凤的支持下，在东京清风亭组织成立共进会，推举张百祥为第一任会长。在内部构成上，共进会成员主要来自四川、湖北、湖南、浙江等省，且以会党人士居多。
共进会在武昌开设的同兴酒楼
在组织方面，共进会虽具有其独立性，与同盟会不存在直接关系，但仍拥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在宗旨和会旗方面，共进会与同盟会大体一致，仅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并仿照美国的星条旗，以十八星旗为会旗，代表全国十八行省的联合统一。
共进会成立后不久，又陆续选派一些会员回国，在各省设立分会，选定分会负责人，积极筹备长江流域一带的革命事宜，其中尤以湖北地区成效最大。1908年冬，孙武抵达武汉后，随即约集亲友，组织机关，吸收了以会党成员、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大批会员，为共进会在湖北地区的革命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1909年，孙武在武汉设立办事机关，积极联络长江流域的各个会党，将其秘密整编为襄阳、安陆、武汉、兴国、黄州五镇，以策应反清革命。1910年间，在共进会的领导下，会党先后发起了几次暴动，但因纪律散漫、盲目行事而相继失败。自此以后，孙武等领导人开始将工作重点转移至新军。1911年3月，共进会在同盟会的资助下，在新军营房附近的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借此运动新军，发展组织。同时，对军队内的共讲会组织进行改动，依照清军编制，在队(连）、营、标（团)各级设立代表，分层负责。随后共进会又在武昌、汉口增设八处机关，组织规模逐渐扩大，成员达两千多人。
在发动新军的过程中，文学社与共进会各自为政，互相争夺会员，加之双方领导人出身和经历的不同，难免产生一些矛盾。4月，在四川保路风潮蓬勃兴起后，文学社、共进会均吸取黄花岗起义的失败教训，积极策划在武昌发动起义。随着武汉地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双方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两派“合则两美，离则两分”，只有消除成见、联合力量才能获得胜利，否则“必定同归于尽”。“9月14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文学社、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力主破除两大团体的组织界限，重新设立统一的领导机关，迅速筹备起义的各项事宜。24日，文学社、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举行第二次联席会议，与会者一百余人。会议决定组成统一的革命领导机构，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等担任军事筹备员，并在武昌小朝街、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分别设立军事指挥部和政治筹备处，制定出详细的革命计划。同时，又派人到上海迎接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积极联络各省革命团体，以策动响应。会后革命党人立即拟定文告，绘制旗帜，配置枪械弹药，印刷钞票，对起义做了较为周密的部署。自此，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领导下，武汉俨然成为长江中上游的革命中心，反清起义已势在必行。
武昌第一枪
“成都血案”后，在龙剑鸣、吴永珊等革命党人的策动下，四川成都、荣县等地相继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武装暴动，“闹得满天风云，四民鼎沸”5。对此，清政府采取军事镇压的强硬手段，从湖北抽调大批新军，令端方率队由鄂入川。同一时期，黄兴致函文学社和共进会，建议等待孙中山筹借巨款和购买军械后再发动革命。湖北革命党人认为鄂军西调后武昌城内的清军兵力较为薄弱，且革命党人占据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加之新军中的一些骨干成员即将随军入川，致使革命力量大为削弱，遂表示起义即使“无外款接济”，也“事在必行”。
文学社和共进会原定于中秋节(1911年10月6日）举行起义，但因准备不及而被迫延期。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引起爆炸，孙武受重伤，被送往医院。俄国巡捕闻声赶来，将藏匿的旗帜、文告、名册、枪械弹药等全部收缴，并报告地方当局。蒋翊武、刘复基等闻讯后，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当日晚十二点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工程营第八营等分别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及蛇山、凤凰山、青山、黄鹤楼等制高点，并派兵扼守武胜关，进攻总督衙门。由于传信人员在途中受到军警的检查，错过时机，指挥起义的军事指挥部也遭到巡警的破坏，彭楚藩、刘复基被捕，蒋翊武逃脱，起义计划流产。10日晨，湖广总督瑞澄下令杀害彭楚藩、刘复基、杨宏性兰人，实行全城戒严，搜查革命机关，按名册缉捕张廷辅、熊楚斌等二十余名革命党人。
武汉街头岗哨林立，侦探密布，形势异常紧急。领导者或藏匿逃亡，或被捕牺牲，一些革命党人“亦不免有栗栗自危，闻风远扬”，故“一时无人发号施令”，革命活动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在危急关头，蔡济民、熊秉坤、邓玉麟等革命党人及新军士兵“各自为谋，决定及夕起事，不约而同”。“10日晚，工程营第八营士兵与军官发生冲突，革命党人乘机打死军官，鸣笛聚众，宜布起义。消息随即传遍武昌城，各标营士兵及学堂学生迅速响应。在南湖炮队、辎重队的协助下，起义军相继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蛇山和各大城门，炮轰总督衙门。瑞澄仓皇逃亡，革命党人攻入总督衙门，一夜间占领了武昌城，“十八星旗遂高插于黄鹤楼上，临风飘扬”。至12日，起义军又先后攻占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蔡济民
首义胜利后，革命党人开始筹组革命军政府，以巩固革命成果。但由于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重要领导人分散于海外、香港等地，不能及时到达武汉，直接策划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成员也受伤或藏匿，加之起义参与者多为下层军官士兵，且威望不足，因而在主要负责人的择取问题上存有较大争议。经过一番讨论，革命党人最终将目标定于颇负名望的新军高级军官黎元洪，以此“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黎元洪(1864一1928)，字宋卿，湖北省黄陂县人。1883年，就读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北洋海军任职。甲午战败后，应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召，赴南京监修炮台，担任炮台总教官，颇受器重。1896年，随张之洞至湖北，参与训练新军。1898年至1901年间，三次赴日考察军事、政治。1906年，擢升为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1911年10月10日，起义当晚，黎元洪在稍做抵抗后，仓皇逃匿至武昌黄土坡下属军官家中。11日晨，黎元洪被起义军代表搜获并挟持至楚望台后，表示不愿意顺从革命，但也不敢公然反对。午间，革命党人又邀集部分立宪派人士，在咨议局开会筹组湖北军政府。会议决定推举黎元洪为都督，设立军令、参谋、民政三部，其中参谋部作为军政府的权力中板机构，主持多数军政事务；民政部则由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任部长，负责政务、交涉等事务。随后，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的文劝和武力威逼下，被迫接受都督一职。
黄兴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不久，革命党人即以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告光复，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以十八星旗为革命军军旗。同时，又陆续颁发文告，宣布废除厘金等一切苛捐杂税，实施司法独立、整顿财政、保护工商业、革除社会陋习等政策，并制定出《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自此，武汉独立政权得以确立，国内革命形势日趋明朗。
全国响应
武昌起义后的一连串起义
武昌起义的消息一经传出，各省随之纷起响应，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湖南与湖北地势毗连，首先举起义旗。1911年10月22日，焦达峰、陈作新等革命党人发动会党和新军，在长沙宣布起义，占领军械局，包围抚署，湖南巡抚余诚格爬墙而逃。次日，湖南革命军集会于咨议局，正式成立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与此同时，同盟会会员井勿慕、景梅九等人也联络会党和新军，在陕西举义起事，攻占省城西安，护理巡抚钱能训仓皇逃匿。25日，革命党人在西安创建陕西军政府，公推同盟会会员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后改称都督）。随后，革命军又相继攻占渭南、临潼等地，切断了清政府和西北地区的联系，并渡河攻入山西，华北为之大振。
长沙起义
继湖南、陕西之后，江西也爆发反清革命。10月22日深夜，新军标统马毓宝在士兵的胁迫下，宣布起义。23日夜里十点钟，金鸡坡炮台炮声响起，士兵乘势占领九江，成立九江军政分府。31日，同盟会会员蔡公时在南昌发动新军起义，焚烧万寿宫、八旗会馆和巡抚衙署，占领南昌。11月1日，革命党人在南昌建立江西军政府，推举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协统吴介璋为都督。
10月底，山西、云南两省又相继宣布独立。29日晨，革命党人姚以价等率领新军在太原发动起义，攻占衙署，杀死巡抚陆钟琦，占领全城。随后，组建山西军政府，推举新军标统阎锡山为都督。
30日晚，同盟会会员李根源、罗佩金联合新军军官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发动起义。起义军经过一夜激战，最终攻占总督衙署，建立云南军政府，推选蔡锷为都督。
蔡锷
11月初，江浙地区及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地先后宣布独立。11月3日下午，张承槱等中部同盟会会员联络工人、巡防营、商团及会党，在上海发动起义，占领江南制造总局和上海道衙署，光复上海，8日成立军政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上海光复直接推动了江浙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4日晚，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敢死队的支持下，联合新军士兵和防营，攻入巡抚衙署，占领杭州；5日晨，建立浙江军政府，推举立宪派首领汤寿潜为都督。同一天，在立宪派、绅商官僚的策动下，江苏军政府宣告成立，由原江苏巡抚程德全担任都督。与此同时，张百麟、黄泽霖等革命党人也在贵州发动新军、会党起义，围攻衙署，占领贵阳，逼迫巡抚沈瑜庆交出印信，并成立贵州军政府，推举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5日，同盟会会员又联合团练在安徽发动起义，攻占寿州，连克颍上、毫州等地。其后，安徽巡抚朱家宝被迫宣告独立，出任军政府都督。7日，广西巡抚沈秉堃及咨议局议员决定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宣布独立，推选沈秉堃为都督。
9日，革命党人在福州发动新军和会党起义，占据总督署衙，建立福建军政府，推举新军统制孙道仁为都督。同日，在广州、顺德、香山等地的反抗声浪中，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宣布广东独立，同盟会会员胡汉民出任军政府都督。
短短一个月间，全国已有十三个行省及所属州县宣布起义，大部分海军将领也转向革命。至11月下旬，革命党人在重庆发动起义，推举同盟会会员张培爵为重庆军政府都督。随后，四川东南五十余州县纷纷响应，成都亦宣告独立，设立成都军政府，并推选立宪派首领蒲殿俊为都督。各地在响应武昌起义的过程中，又开始出现联合的趋势，如：长江下游的江浙联军；云南、贵州派军援助四川，实现三省的联合；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派兵支持湖北，壮大了武汉的革命力量；等等。
除此之外，在其他未真正独立的省区内，革命党人的活动，会党起义、农民的反抗情形也异常活跃。在河南，革命党人联络会党，进攻洛阳和开封；南部信阳附近的京汉铁路工人和农民自发组成民军，拆毁沿线铁路，袭击军用火车，炸毁弹药库，焚毁粮仓；嵩山、洛阳一带农民集结占领重要城镇。在甘肃，西宁府（今青海省西宁市）哥老会、黄会等会众千余人发起反清起义。
在内蒙古地区，蒙古族、汉族等族人民在革命党人的引导下，积极响应起义，归化（今呼和浩特市）、丰镇、包头等地巡防营、巡警、会党、农民也发生暴动。在东北地区，奉天庄河、复州的联庄会首领顾人宜率众起义，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分府；辽阳、辽中、凤凰城（今辽宁凤城）等地民军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高举民主共和大旗。在西部地区，新疆爆发了迪化起义，伊犁宣布独立；彝族、羌族、藏族、苗族等边疆少数民族纷纷发动起义。在京津一带也出现了多起反清事件，如张家口起义、任丘和雄县起义、滦州和保定新军举事、天津革命党人胡鄂公率众攻打总督衙门等。
随着各省的相继独立，以及武装起义和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蜂起，国内统一形势瞬间土崩瓦解。在革命洪流的激荡下，大清帝国已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