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著名教育家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提到了一位民国年间的风云人物——袁世凯的嫡长子袁克定。
章士钊说，此人曾犯过严重的错误，现在穷困潦倒，居无定所，希望政府宽大处理，给他出路。他建议让袁克定到他担任馆长的中央文史馆中担任馆员……
袁克定是当年堂堂的“民国四公子之首”，仰仗父亲袁世凯的庇荫，和他同列的“东北王”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弟溥侗、或者孙中山之子孙科，直隶总督张镇芳之子张伯驹都不可和他同日而语。
但随着袁世凯的病逝，袁氏家族迅速衰败没落，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袁克定也从当年风流倜傥的潇洒公子，变成了一个坐吃山空几十年，穷困潦倒的怪人。
据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回忆，49年她见到的袁克定，是一个干瘦、矮小、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瘸一拐、脾气古怪的老头。当时他已经很穷了，吃饭只能吃窝窝头，但他吃窝窝头却用西洋刀叉——这是他当年留学德国时留下的习惯。
袁克定出生于1878年（光绪四年），他是袁世凯的原配于氏所生的儿子，也是袁世凯的嫡长子。
袁克定出生后不久，名不见经传的袁世凯就迎来自己事业的上升期，开始在全国各地任职，这期间，袁世凯有意栽培长子，带着他在各地周游。清朝末年，袁克定在父亲的安排下，成为清朝农工商部参议、右丞，自此踏入官场。
当时的中国风云变幻，袁世凯在其中左右逢源，袁克定是他的臂膀之一。据记载，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了安抚拉拢革命党人，袁克定曾受其父委托，和汪精卫结为异姓兄弟。
1913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年后，袁克定坠马受伤，病情严重，被送往德国治疗并留学。这期间，袁克定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接见。威廉二世劝袁世凯放弃共和制，改行君主立宪制。他的这番话，点燃了袁克定心中的小火苗。
回国后，袁克定便开始鼓吹帝制，撺掇他爹往火坑里跳。其中最有名的故事是，他派人伪造《顺天时报》，只收录赞成帝制的文章，给袁世凯看。《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八国联军侵华后创办的报纸，代表的是日本的观点，而当时袁世凯最在乎的，就是日本人的态度。此事对袁世凯决心称帝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后来，袁世凯的其他子女发现了这个秘密，向袁世凯告状，袁世凯为之大怒，将“皇储”袁克定罚跪，用皮鞭抽打，打骂他欺父误国。然而此时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袁克定还拉拢严复、杨度、刘师培等6个鼎鼎有名的文人成立了“筹安会”，使袁世凯觉得民心可用。袁世凯听说严复都参加了筹安会，高兴得合不拢嘴。
在袁克定等人的撺掇下，各地实权人物如阎锡山、张作霖、唐继饶、段芝贵等纷纷劝进，史称“十九将军联名劝进”。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劝进更是不用提。民间地方上，又有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女请愿团等等名目，一致请愿更换国体。当时参政院收到的请愿书可谓盈箱累箧，堆积成山。
最后，袁世凯抵挡不住诱惑了，宣布登基。袁克定也终于得偿所愿，成了皇太子。当时袁世凯所拟订的《新皇室规范》规定：
大皇帝位传统嫡长子为皇太子，皇太子有故，则传嫡皇太孙。嫡皇太孙有故，则立皇二子为太子，立太子以嫡不以长。
换句话说，嫡长子袁克定成了第一顺位继承人，袁克定的嫡长子成了第二顺位继承人。
袁世凯称帝后，云南起义爆发，蔡锷将军起兵讨袁，全国影从者不计其数。袁世凯又急又气，加上尿毒症，很快就不行了。弥留之际，袁世凯似乎对自己热衷帝制、误信小人有深深的忏悔。据其秘书张一麟回忆，袁世凯当时对他说：
“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仲仁、严修二人，皆苦口劝阻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言，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凯一死，袁家树倒猢狲散，袁克定自知犯下害父误国的大罪，从此心灰意冷，一蹶不振。当时袁家在京津两地有很多房产，众人分家后，勉强维持生活。袁克定住在德国租界威尔逊路(现天津解放南路85号)，后来又迁到北京宝钞胡同63号。
到抗战时期，袁克定的家境日渐败落，他还想找蒋介石，让其归还没收的袁家在河南的家产，但被一口拒绝。袁克定只能靠变卖家产维生。
华北沦陷后，日军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曾想拉拢袁克定加入伪政府，用他身份对当年的北洋旧部施加影响。据张伯驹先生回忆，袁克定思量再三，说给日本人当了官固然有钱，但决不能因此做了汉奸。
袁克定称病不出，令原本瞧不上他的张伯驹对他有了改观。1948年，眼看袁克定家财耗尽，张伯驹将他接到了自己家。当时张伯驹家里每天客人盈门，各种名流谈天说地，但袁克定从不参与，他没事就钻进自己的书房，看线装书和棋谱。
前文已经说过，张伯驹是原直隶都督张镇芳之子。张镇芳和袁世凯既是同乡，又是姻亲，所以张伯驹从小就和袁克定兄弟相识。
张伯驹不愿向外人说袁家和张家的故事，49年章士钊来到北京后，向他问起袁克定的事，张伯驹才开口，讲了一些袁克定的故事。
章士钊作为原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也想帮一帮袁克定，他给毛主席写信，说了袁克定在抗日时期的表现和晚年的窘境，认为应该对他宽大处理。毛主席同意章士钊的建议，说可以从自己稿费中拿20元，资助他的生活，并让他进入文史馆工作。于是，袁克定就成了新中国中央文史馆的馆员，每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
后来，张伯驹在西城给袁克定买了一间房，让他们住了进去，并继续接济他们生活，直到1958年袁克定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