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春，孙立人将军在伤愈之后，踏入了老长官黄杰的办公室。然而，他得到的却是冷淡的对待和无奈的回绝。走投无路的孙立人，心中满是迷茫与不甘，最终他选择向宋子文先生求助。正是这位有识之士的援手，让孙立人重新掌握了部队，继续为国家的安全而战。
1937年，孙立人将军站在苏州河岸，英勇地指挥着部队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然而，面对日军炮火无情的袭击，让孙立人全身十三处被炸伤，血流如注，生命垂危。幸得部下拼死相救，将他送往租界医院救治，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淞沪会战爆发后，宋子文的税警总团开赴战场，其中孙立人将军的第四团表现尤为出色。在退守苏州河前，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英勇的作战表现，升任第二支队少将支队长。然而，在他负重伤后，总团长黄杰的关心却显得颇为敷衍。仅仅一次短暂的探望和五百元的慰问金，便再无过问孙立人的死活。
或许黄杰也察觉到了在场孙立人部下的不满，他在临走时表态说：“抚民立下大功，以后只要我有饭吃，绝对不会忘了他。”然而，这空洞的承诺终究未能兑现。在黄杰率税警总团撤到后方休整的过程中，他再也没有过问过孙立人的伤势和康复情况。
孙立人在重伤住院期间，虽然医生们竭尽全力，但仍无法取出打入胸肋的弹片。医生无奈地表示，若弹片长期留在体内，孙立人将有可能变成残废。在这关键时刻，宋子文先生挺身而出。他亲自出面，派弟弟宋子安带着专人，将孙立人护送去了香港，住进了跑马地养和医院。在这里，医生们成功地取出了孙立人身上全部残留的弹片。
当得知孙立人的一个臂膀无法自动弯曲后，宋子文又请来了名医李树芬，带着专业的医护人员，为孙立人进行专门的诊护。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孙立人终于能够下床行走，无法弯曲的手臂也逐渐恢复了功能。除了孙立人之外，宋子文还在香港的医院安置了税警总团二百多名官兵。这些官兵都是在上海租界医院治伤时，由于伤势未愈，来不及跟着税警总团后撤。在上海沦陷后，他们成为了宋子文关照和庇护下的幸运儿。
宋子文认为租界并不安全，他将这些官兵转移到了香港。在香港养伤的孙立人一直关心着税警总团的去向。他从报纸上得知税警总团番号已经取消，残部编入第八军，原总团长黄杰成为军长。
1938年2月，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孙立人在得知黄杰人在汉口的消息后，当即从香港乘飞机离开。他首先去了长沙，因为他的家人在那里。他的家人见到他出现后悲喜交加，孙妻张晶英抱着孙立人大哭起来。第二天，孙立人登上了去汉口的火车，对与黄杰的会面充满了期待。然而，见面后黄杰的态度非常冷淡，既不问孙立人重伤治愈的情况，也不提归队后孙立人的去向问题。尽管黄杰一脸的不耐烦，孙立人还是主动提出了归队的问题。然而，黄杰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建议他再休息一段时间。孙立人说无需休息，坚持要回部队。黄杰于是说还有事情要处理，让他回去，明天再谈。孙立人见黄杰下了逐客令，只得离开。第二天中午，孙立人再去找黄杰时，却得知他在早上乘火车去了宝鸡。孙立人不死心，认为黄杰或许是军务紧急，所以离开，便写了一封信寄给宝鸡的黄杰。然而，信寄出去后如石沉大海一般。后来的孙立人才得知其中的内幕，原来蒋介石让黄埔一期的黄杰去税警总团当总团长，打得就是将这支武装中央军化的主意。
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老蒋借此机会撤销了税警总团的番号，将其残部并入第八军。税警总团的残部在第八军中重新组建为四十师，这支部队以其强大的战斗力和精良的装备，迅速成为第八军中的佼佼者。
孙立人在此时若回归军队，其地位至少应是师长，甚至副师长。然而，黄杰与胡宗南早已商定，四十师的主要军官均由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担任。孙立人的出现，无疑打破了这一平衡，引起了黄杰的不满。
在随后的兰封会战中，黄杰指挥的第八军表现不佳，连连失利。老蒋愤怒之下，下令撤销第八军的番号，并将黄杰撤职查办。黄杰在失势后，曾向宋子文求情，但宋子文对他已心生恶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
而孙立人，在等待了一个多月后，只得到了一个少将高参的虚衔，被派往胡宗南的部队。他对此深感不满，拒绝赴任。走投无路的孙立人，最终选择向宋子文求助。宋子文深知老蒋不会再重建税警总团，于是建议他集合税警总团的伤愈官兵。
孙立人询问如何以何种名义集合这些官兵，以及如何解决后续的装备和军饷问题。宋子文早已有所准备，他已与孔祥熙部长商议，决定组建一个财政部下属的缉私总队，由孙立人担任总队长。
于是，孙立人在长沙以原税警总团伤愈官兵为基础，组建了缉私总队，下辖三个团。经过两年的编练，规模逐渐扩大，最终达到了六个团的规模。
1945年1月，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在芒友会师。时任新一军军长的孙立人主动与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打招呼，却遭到黄杰的冷淡回应。黄杰以不会英语为由，故意疏远孙立人。孙立人脾气火爆，出言回击，导致两人关系彻底破裂。此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再未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