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京之前，从此天各一方
回到京城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一切可以容纳他们的地方去。从北大荒到海南岛，从大草原到黄土地，到处都有了知识青年的身影。
复课闹革命
1968年12月22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更是将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高潮。首当其冲的六九届，更是创造了“一片红”，一个不留全下乡的记录。
1969年8月，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迎来了毕业分配。在一张志愿表上，分别列出了四个地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嫩江农场。我们大多数同学选择了东北兵团。很快，我们就被批准了，还发了一身棉衣服，一件棉大衣。
经过了迁户口，准备行装后，8月31日，我们一早就在学校集中，排着队，在家长和亲友的陪护下，浩浩荡荡地走向了永定门火车站，登上了知青专列，走向了遥远的北大荒，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刚去时，根本意识不到未来会什么样，什么扎根啊返城啊没想过。一个全新的环境，刚刚独立生存的探索，就够这帮孩子忙活的了。
离京乘车证
实际上，那时已经开始有人在渐渐离开了。我认识的人里，第一个离开的是在下乡后第一个冬天，一个后来非常有名的，西游记里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他因为出身于京剧世家，本身也很有才华，被某军区文工团特招走了。我至今还记得他在宿舍里放声高歌的样子。
紧接着走的就是我的老排长，一位天津老高中的知青，是一个真正呵护着我们这帮小知青的大哥。他是一位军干子弟。父亲平反了，官复原职了。孩子就参军了。那时这样事很普遍。
国防施工营地
从1972年开始，大学恢复了招生。不过不是延续过去的高考，而是改为由工农兵中推荐。每个连队分配几个名额，由党支部提出人选，再征求贫下中农意见，报送上级审批。我们连队每年大约三四个人。基本上都是老三届居多，因为他们年龄大，明事理，又能吃苦耐劳，大多数连营的中层干部都由他们担任，所以头几年被推荐上大学而离开的多数是他们。直到后来，空位置多了，我们这些小六九才开始崭露头角。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七七年，恢复高考才结束。在刚开始的几年，这也是返城的一条重要通道。不过受益者主要是知青中的精英人士。
当时，知青返城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困退和病退。病退很好理解，就是患了疾病，不适合再在北大荒生活，退回原城市。不过这个病历诊断不好拿到，而且还要原城市指定医院复核。初期控制比较严，除非真正的有大病的，否则沒戏。困退则是城市里的家庭有困难，需要孩子回来承担，这个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这需要上边有关系，有人帮你，否则连想都别想。这也间接催生了走后门这一社会顽疾。
随着时光流淌，中央关于上山下乡的政策也开始调整。一是减少了跨省安置，如北京天津都是从六九届之后改为了在郊区安置，不再往外省市安排。二是开始有计划地对插队知青招工，对插队几年后的知青逐步安排进工矿企业。虽然说没能返回城市，但终归解决了温饱，有了出路，也减少了上山下乡的阻力。除个别由于出身等原因外，大部分插队知青走上了良性循环。
这个政策出台后，原本在生活条件等各方面都优于插队知青的兵团，一下子变为了劣势。兵团有过两次招工，教师和铁路系统，但都是定向招工，我们连只有一位姓尹的女知青被招回了北京丰台火车站，沒有大多数人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人们想出了一个曲线返城的路径。一个新的名词诞生了——转插。
回京探亲
“转插”，从兵团或农场把户口迁移到有关系的农村去，不改变知青的性质，享受当地知青招工的待遇，改变个人的命运。一时间成为了热门话题。很多人在为之努力，也有很多人成功，我所知道的范围内，转插走得超过了用其它途径返城的人，颇具影响力。
和其它返城途径不同，转插的努力方是家庭，即使是回老家，你也得打通大队公社领导的关系。或者是企业和上级领导有人才能成功。用时下的新词来说，就是“拼爹”。反正各家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当年我父亲由于工作的关系，结识了山西大同某企业的领导，相处的挺好的。就求他出面欲把我转到下边的县里去插队。该花的也打点了。终于给我办出了同意接收的函。但我当时已经交了一位女朋友，相处很好，就要求同时办理两个人的，对方答应了，也给办理了。我将有关手续报送团军务股后，却没了下文。后托人去问了一下，才知因为我女朋友是上海人，而投亲靠友的理由过于牵强，所以就扣下了。
其实这件事后来没办成也有我自己主观上的原因。一是我要办去的地方条件也不是特别好，离北京也不近，所以我兴趣也不是很高。二是我是从一师调过来的，除了一块过来的人，没有什么熟悉的可用得上的人帮忙，所以就无限期的拖下来了。当然，误打误撞，后来大返城潮流一来，直接回京了。而有些走得早，已经分配了的，因为丧失了知青这块招牌，回京的路反而崎岖了许多。
76年，文革结束。开始对文革遗留问题拨乱反正。知青上山下乡也开始出现了各种声音，特别是反对的声音开始占据上风。出现了“国家不滿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滿意”的论调。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放宽了知青返城的条件，大批知青看到了希望。
七七年末，恢复了高考。各地方都有知青参加，有的上了大学，离开了。但对于我们这些小六九来说，太难了些，因为我们毕竟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呀！在我认识的人中，后来参加正式高考而上大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知识分子家庭的，还有一个是两航起义家庭的，总归不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而且他们也是回城后放弃就业在家专心复习后才去考上的。当然，他们后来的路也和我们不同，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国家发改委的官员。
进入一九七八年，返城风越刮越烈。各城市对困退病退标准也越来越松。而且又出了一个新政策，父母退休可以让异地的子女回来接班。有很多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回来，纷纷要求提前退休。
在这种大形势下，兵团也放开了闸门。一到五师的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到七八年底，大部分知青都踏上了回家的路。六师由于是新建师，知青比重比较大，像我们连，知青占了百分之八十，中层干部和技术岗位全是知青，如果都放走，连队就瘫痪了。所以，上级领导采用了拖字诀。可知青们此时已经不可能再安心地待下去了。那年的麦收都搞不下去，大家整个心思都是怎么装病，怎么去开病历，甚至有人威胁大夫。在这种压力下，医院崩溃了。最后是让知青自己开病历，自己去盖章，成了一场闹剧。
病退北京批准函
病历有了，申请表递上去了，矛盾集中到场部和农垦局了。（这时兵团已经撤销了）。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消息，急火攻心的知青们开始了集体上访，边远的农场也每天都有大批人开着车来闹。各连队事实上已经陷入困境。
这种情况发展到了七八年底，农场农垦局抗不住了，开始大规模放人，成捆的商调函开始发往各城市。
农场报到函
十二月中旬，连里通知我，我的病退申请表已经发往北京了。我在连队里也待不下去了。马上买车票就返回了北京，准备得到返城的确切消息再回来。可当我到家后去一问，说我的批准函发回东北了。得，这是人生大事，不敢耽搁。在家待了两天，就又匆匆返回了黑龙江。
当我风尘仆仆返回连队，文书董明华告诉我，因为我不在，她怕耽误事，就把我的户口等都办完了。这一下，我的心算彻底放到肚子里去了。
得知我回来了，连长指导员还有老职工们都来看我。连长还告诉我，从第二天开始，每天三顿饭要上三家吃，他们已经排好了。只有都吃过后，才让我走。面对大家的盛情，我实在不好驳回。而且户口已经办出，我已无后顾之忧，我对自己亲自参与创建的连队也感情颇深。此去能否再来也不好说，就答应下来了。
告别老连队
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早上八点多，就有小孩子在门外喊李叔。一天三家，大家还很默契的不让我多喝。不过这一个多星期，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喝酒经历了。
新建连，连成家的老知青算上，一共只有二十多家。都喝过聊过之后，连里用胶轮拖拉机把我送到了富锦。当年福前线铁路刚刚开通到富锦，我也算是第一批乘客吧。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号，返回北京，一月十号，办理了户口，重新成为了北京人。
别了，十年的光阴，别了，逝去的青春！
又站在了生活的起点上。
回到京城
作者：李铭忠北京七十中69届毕业生。1969年8月31日离京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七团。1971年4月随一师二团施工营赴伊春进行国防施工。1972年底，开往建三江，兵团六师25团67连开荒建点。1979年病退返京。任职于北京粮食工业公司。2012年退休。
来源：兵团战友